陈文奇和他爱人的年龄差距就比较大，两人相差有7岁。

陈文奇是月亮湾的最后一名“艄公”，2015年，他的父亲陈甲申中风住院，在外打工的他不得不返乡，接过父亲手中的船篙，迎送出门或回家的月亮湾人。

我见到他的时候，正是2019年清明后。由于天干物燥，全国各地因为扫墓烧纸引起的火灾多不胜举。我去月亮湾的时候，陈文奇正在巡山，李军旗一通电话把他叫了回来。

陈文奇是一个高瘦的男子，和一般的农村男子不同，他穿得很整洁：一件蓝色的夹克衫，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最亮眼的是脚上穿的那双白色运动鞋，干干净净，纤尘不染。这一身打扮，让我对他刮目相看。

在农村，如此注重仪表的人很是难得，就连那几个村干部看起来也没有他洁净。

我和李军旗在他的招呼下，一起迈进他家的屋子。

屋内，正对着门口放着一张大红色的长型条几，条几旁边坐着一个矮胖的老人，手里拄着拐杖，呆呆地看着前方。那位老人就是他的父亲——陈甲申，因为脑血栓，他看着有些痴呆。看到我们进门，一点表示也没有，两眼空洞地看向远方。

“你们看他这个样子，身边是离不开人的。现在连人都不认识了，更不要说自己做饭吃了。我不在家，他连饭都吃不到嘴里，别的他倒是可以自理。不是因为他，我也不会回来。”陈文奇指着他父亲告诉我们，然后搬了两把椅子让我们坐下。

2016年，丹江大桥建成通车，陈文奇完成了他的“摆渡”使命后便“失业”了。

“我爸这辈子都是在船上过的。年轻的时候，跟船拉货，后来干不动了，就弄了一条船开始摆渡。也幸亏是他病了，如果不病，现在大桥通了，不需要摆渡了。干了一辈子的事情忽然停下来，我还担心他不适应呢。”陈文奇笑着说。

21岁时，陈文奇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余生，他只能依靠自己了。那年，常年卧病在床的母亲去世了，家里就剩下他和父亲相依为命。

“你是独生子？”我有些纳闷地问他。

“不是，我上面有两个哥哥，可因为家里穷，加上母亲常年卧病，他们到了婚娶年龄，也没有人帮着张罗，只好自己想办法到河南入赘了。”

陈文奇的父亲没有别的手艺，很小的时候就跟着船工四处跑船，根本顾不上家里。两个哥哥入赘后，家里就剩下他和卧病在床的妈妈。1990年，17岁的他初中毕业后外出务工，在县城的一家国有农场干临时工，尽管挣得不多，好在离家比较近，能经常回去照顾一下母亲。

1994年母亲去世后，他开始思考今后的人生之路。国有农场不能去了，工资太低，成家立业只能靠自己，所以他决定到外面去闯闯。那一年，他到了省城西安，可在繁华的城市，他才发现自己没有一技之长，只好到建筑工地打小工，好在那个时候，他年轻体力好，人比较勤快，尽管是干小工，一年下来也能挣不少钱。1999年，他终于攒够了娶媳妇的钱，就回家央求媒人到自己谈了几年的本村姑娘家说亲，给够了姑娘家要求的彩礼。

2000年，他结婚了，和一个比自己小7岁的本村姑娘。因为他们是自由恋爱，女方家也没有刁难他们。成亲后，夫妻双双出去打工，日子过得还算不错。结婚当年，他们就有了大女儿，为了让妻女过得更好，他在干小工之余，开始学技工，干了几年后，慢慢地，他也可以在外揽一点小活儿，日子也越过越有奔头，夫妻俩对未来充满了信心。2007年，女儿该上小学了，媳妇就带着孩子回了家乡，为了让妻女住得好一点，2008年，他扒了自家的土坯房，盖起了两层小楼。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是2008年5月11日搬进新房的。”陈文奇说，“为什么我对这个日子记得这么清楚？因为我们搬进来的第二天汶川地震了。”

日子本来可以这样顺顺当当度过，没想到，2015年，先是父亲中风，接着是回家照顾父亲的陈文奇又被查出来患了肾病。

一家五口人，两个男人都得了病，生活一下子艰难起来。

那个时候，他想起同学李军旗，想咨询一下像他们家这种情况，可不可以申请贫困户，李军旗让他写申请。后来，刘书明他们上门宣传政策时，也这样告诉他。幸运的是，经过一系列的程序后，他们家终于被评定为贫困户。

被评为贫困户以后，因为此前陈文奇在国有林场有做护林员的经验，所以社区安排他当护林员。从此3200亩林地成了他的“领地”，每天巡视这些林地成了他的日常。

这条船是陈文奇家里的“传家宝”

我有些好奇，巡山都要巡查一些什么，就问他。

“过去重点是查看是否有人偷捕野生动物。目前最主要的是防火，你也知道，最近全国各地发生森林火灾的地方太多了，上级做了严密部署，预防火灾。最近我的压力比较大，过去一天巡一遍就可以了，现在不行，我一天要去看好几遍。我承包的地方与河南的交界比较长，河南那边的人爱烧地边，很容易引到这边，我不放心，每天要多次去看。我原来在林场干过，知道森林火灾有多么可怕。救火不如防火，所以我都是宣传预防为主，只要看到有人进山，我就告诉他们不能带火种进山。河南那边有个人是智障，他不知道烧火的严重后果，所以每次他一上山，我就提心吊胆的，紧跟着他，生怕出现什么意外。”

“只顾着说话，都忘了给你们倒水！”陈文奇说话间忽然记起了礼节，赶忙站起要给我们倒水。

我亮出自己带的水杯，示意他不必客气。趁他起身的机会，我越过他的头顶，看到那张条几上放着一个装着拉杆的音响，右边靠墙的位置，一副没有上漆的棺材摆放在那里。棺材被两张长凳撑着，靠着长凳，一个像火箭炮一样的东西靠在那里。我不敢多看，迅速将头转了过来。

陈文奇把水递给李军旗，“过去我一般重点查两个交界处，现在四个交界处我都得查，包括与白浪、河南、湘河、王家店这里。这几个地方外地人来得多，你不注意，就会产生无法承担的后果。”

李军旗坐在旁边听着，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手机。陈文奇的父亲则保持着拄拐杖的姿势一动不动。

“我家能评上贫困户，除了我和我爸的病以外，还因为我是‘双女户’。”陈文奇说。

“双女户”在农村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根据《陕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农村独生子女户和一方已绝育的“双女户”，凭《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或者绝育证明可享受六项优惠政策。

说起“双女户”，我问陈文奇，都享受到了啥政策。他说大部分享受到了，特别实用的就是那个关于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他们确实被减免了部分费用。他大女儿今年上高三，如果考上大学，可以拿到国家6000元的补助，“眼看就能享受到了。”

“你女儿都上高三了！学习还好吧？”

“上个星期我才去开过家长会，孩子学习成绩中等偏上。孩子还拿到了助学金，是南京教育局给发的。”

“南京教育局为什么给发助学金？”

“这个具体我不清楚，好像说是什么扶贫协作单位。”

“这个我清楚，”李军旗目光从手机移过来，解释道，“南京市溧水区和商南县是苏陕合作的对口援助单位，溧水区教育局和商南县高级中学是结对帮扶单位，为了扶贫，溧水区教育局准备了一笔10万元助学助困资金，资助商南高级中学品学兼优的贫困生。溧水区教育局不但从资金上予以扶持，还派出教师在商南一中进行援教，他女儿他们班就有一个溧水区中学过来的老师，但他们大多只教副课。”

早在1996年，江苏、陕西就被确立为扶贫协作省份。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以东部发展优势弥补西部发展短板，以东部先发优势促进西部后发崛起，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尤其强调要“激活西部自身发展的内生动力”。

统计数据显示，仅2016、2017两年，江苏就总共安排帮扶资金7.976亿元，重点支持了陕西542个协作项目，帮扶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16.35万人；两省通过共享劳务供求信息、合办扶贫招聘会等途径强化就业扶贫，2017年实现陕西就业脱贫2750人。通过结对帮扶，“一对一”优势互补、以强带弱，显著提升了帮扶成效。陕西56个贫困县、区与江苏51个市、县、区结对，共有236对镇和111对村签署了合作协议。可以说，2017年陕西45.5万贫困群众实现脱贫，江苏对陕西帮助很大。^[1]

陈文奇的女儿获取的助学金，也许正是“激发内生活力”的“造血式扶贫”的一个举措吧。

护林员陈文奇

全国各行各业对脱贫攻坚工作的支持和帮助，陈文奇没有切身体会，无法感知，但身边人对他的帮助和支持，他一刻也没有忘记。(www.daowen.com)

“这些年来，在外面东奔西跑，钱没有挣下，对家庭的亏欠也特别多，特别是对两个女儿，她们从8岁起就开始住校，我们给她们的陪伴太少了。”陈文奇说起这些，歉疚之感溢于言表。

“8岁就开始住校？”我感觉不可思议，“小学也可以住校吗？”我转问李军旗。

“可以的，但现在这个住校的设施亟待加强。”李军旗说，“从十几年前‘撤点并校’开始的。”

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随着不少农村“空壳化”，全国农村中小学重新布局，大量中小学被裁撤，学生集中到乡镇学校。从1997年到2010年的14年间，全国减少小学371470所，其中农村小学减少302099所，占全国小学总减少量的81.3%。不少乡村孩子因为上学距离过于遥远，选择寄宿。

对许多父母来说，有工作的地方，没有家人；有家的地方，却没有生计。由此产生大量“留守儿童”，实在是无可奈何之事。

我安慰陈文奇：“你的这种愧疚大多数父母都有，你们也不必感觉亏欠孩子的。只是现在的孩子们心理都比较脆弱，加上社会舆论又在渲染亲子关系的重要，才会让你觉得欠孩子们太多。”

“真的，我对孩子们没有付出什么，她们两个都是8岁就开始住校，我们能给予她们的就是年底的几天团圆。上个星期开家长会，孩子压力很大，担心自己的成绩不好，将来只能上个三本。”

“2019年会取消三本，”我劝陈文奇，“国家加强职业教育，你不用担心。”

“只要她能考上，再高我都会供，”陈文奇说，“农村娃考上大学不容易，我觉得能考上的都是天才。”

“农村孩子考上大学的多了去了，你怎么会这样说？像俞敏洪、刘强东他们不都是农村学生吗？”

“那是在过去，现在不是那么回事了。你看城里面的孩子从小爸妈就给他们报各种兴趣班，长大了又报各种补习班，我们从来没有给孩子付出过，完全是靠孩子自学，再说乡镇县城的老师水平和人家城里的也没有办法比。”

陈文奇说的这个现象在中国的大中城市普遍存在。城乡教育的失衡，导致社会阶层流动变得比以往更为艰难。

“我在工地上打过工，我太清楚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了，没知识、没文化干的活儿都是底层的工作，出力多还挣钱少。不说别的，就是那些项目经理，一个项目就赚几十万，而且还有权力决定把活儿分包给谁干。在外面看多了这样的事情，我的心里对文化知识就越加渴望。可我这辈子是没有办法改变了，所以我就寄希望于下一代。”

我听着，却没有更多的言语来安慰他。多少中年人，在回望来时路的时候，会发现自己错过了许多，人生有那么多的遗憾无法弥补，就转而将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我也是中年人，他的希冀我能体会，可我却不知该如何劝慰。

我们谈话的时候，李军旗的手机铃声响个不停，他不好意思地对我笑笑，站起身子去外边接听电话。他做着钒矿石买卖，这两天客户要过来考察，而他却没有时间去陪人家，只好在电话里沟通，给客户说尽了好话。2018年以后，钒矿石价格飞涨，李军旗得到信息较早，这一次赚了个盆满钵满。最近村里的事情比较多，他请假却没被批准，正煎熬这件事应该怎么办。

看我认真倾听，陈文奇又接着说：“孩子生活在农村，享受的各种资源就比城里的孩子少了很多，何况还是生活在我们这样的贫困家庭。所以孩子哭着说害怕她考不上理想的学校时，我是真心觉得只要她尽力了就好。”

我听着他的话，知道这是肺腑之言，为了不让他沉浸在这种情绪之中，我指了指那个像火箭炮一样的东西：“那个是什么？”

“哦，那个是播种器。”他走过去，拿起那个“火箭炮”，用手给我示范，他在把手那里捏了一下，那个火箭炮的底部就张了开来。只要把种子从上面的圆筒中丢进去，种子就会顺着圆筒掉到泥土中，而那个张开的底部就像一个爪子，可以代替锄头，依次完成挖坑、点种等一套动作。

我啧啧赞叹：“这个东西还真方便吔！”

“我在网上看到买的，”他说着将手机举到我跟前，“淘宝上买的，上面什么都有，很方便。”

“快递也能送到村上来吗？”

“可以，丹江大桥建起来以后就方便多了，快递也可以送进来了。”

我站起来，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播种器，“这个你主要来点播什么？”

“主要种花生。我家里有一些河滩地，种花生比较合适。”

“你还种了什么？搞养殖和种植了吗？”

“嗯，物价局刘主任他们搞扶贫，给贫困户一家发了四五只猪崽，还有猪饲料，我家也养了几只。”陈文奇指着家里的后院，那边就是家里的猪圈，“我还种了一些黄姜，他们建议我搞种植，种些药材，我考察了一下就种了黄姜。队里的花椒合作社我也参加了。”

刘书明他们到月亮湾的时候，陈文奇正因为父亲卧病在床唉声叹气。评上贫困户以后，和刘书明他们的接触时间就更多了。有时碰到农活忙不开，他们两个也会搭把手；有时候他们过来赶上饭口，陈文奇会让他们一起吃，但他们都推辞不吃，这让陈文奇深感不安。

有个周末，刘书明他们回了县城。一早还是晴空万里，到了下午，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在家门口干点小活儿的陈文奇收工回家，帮父亲弄了晚饭，无所事事，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夜深人静，响亮的手机铃声把他吓了一跳，他摸出手机一看，原来是大女儿打过来的。心中忐忑的他接起电话，原来是女儿重感冒，发了高烧，宿管阿姨比较担心，想让他过去带女儿看病。接电话后，陈文奇心急如焚，想尽快赶到商南，可此去商南最少要两个小时，况且路远湿滑，夜间行车多不安全，联系了一圈熟人，也没有人愿意晚上出车。愁眉不展之间，他忽然想起刘书明，万般无奈，只好拨通了刘书明的电话。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刘书明接到电话后二话不说，直接飞车去了商南县一中，带着女儿到医院挂号看病，等到女儿烧退了，还打电话告知他。接到平安电话，陈文奇流下了感激的泪水。

从那以后，陈文奇完全变成了刘书明的“忠粉”，不管刘书明做什么，他都会第一个站出来支持；而他那个爱跳广场舞的妻子，也把这件事宣扬得每个姐妹皆知，为刘书明他们接下来的工作提供了许多方便。

看着那个装着拉杆的音响，我终于明白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啦。

无独有偶，山西永济市蒲韩联合社理事长郑冰，也是通过跳广场舞逐步团结了100多人的骨干队伍，依靠他们联系群众，拓展了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综合服务业务。她们根据农村特点，从组织技术培训、搞环境卫生起步，组建了联合社。联合社包括蒲州、韩阳两乡镇42村的3800户社员，耕种7万亩地。然后组织统一购销、信贷互助、养老和幼儿教育等，走出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路径。

说起农村经济发展，陈文奇说，要实现农村振兴，还是要依靠村干部。好的村干部、有奉献精神的村干部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说完，他对着李军旗呵呵地笑了起来。

“我们俩从小在一块儿长大，到现在还玩在一起。”李军旗解释，“农村人人情重一些，不像城里人，一回家各进各屋，老死不相往来。一个村的人更是知根知底，工作也好开展。这边谁家里有个啥事，大家都会互相帮忙的。”

“外面的村干部来这边做事就比较难，因为对各家不了解，解决问题就有困难。”陈文奇到现在好像还不能接受两村合并的事实，说到村干部时，还是人为地要分成白浪和月亮湾的。“白浪那边太接近河南了，连性格都比较像，河南人是有一万非要说成十万，陕西人是有十万只说成一万。这是骨子里的东西，不管是河南人爱造势、爱宣传也罢，还是陕西人太低调、太务实也好，我的骨子里就是陕西人。可陕西人生、冷、蹭、倔，真的也很不讨喜，很容易吃亏。我在外面跑过，还能克制一下自己，而我们这有些人就因为性格问题吃了不少亏。”

“能不能举个例子？”他的话引起我想进一步了解的兴趣。

“这……这……”看到他为难，更激起我的好奇心。我知道这个实在的农民不会凭空说话，他说话时脑子里一定有诸多真实的人影在晃动。

“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咱们在帮扶中会遇到什么困难，不会给你们带来麻烦。”我鼓励他。陈文奇看看李军旗，李军旗未置可否，这才说，“比如周万祥。他也是一个贫困户。”

“周万祥？”我口中喃喃，决定有时间拜会一下这个“有性格”的贫困户。

【注释】

[1]数据来源于陕西省扶贫办官方网站，2018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