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的白浪，树叶黄绿交杂，色彩斑斓，煞是好看，没有让人感到冬的寒意。

从南街到北街，跨度不过200米，却已从河南、湖北转了一圈。站在陕西白浪的街道上，我常常有时空错乱之感。

陕西白浪街的中段，原来是白浪镇派出所的办公之地，现在成了驻村干部的宿舍和办公室。金乐凯住东边，刘书明等住在西边。

在孙江水的引导下，我们拾级而上，走进二楼南侧的一间办公室。身材高大的刘书明正趴在办公桌上写着什么，办公桌上摊着一堆堆的资料，而他正深陷其中。

看着我们进屋，他从堆积的材料中抬起头，从滑落到鼻梁处的老花镜后面深深地看了我们一眼：“你们先等等，我填完这张表。”

我和孙江水向他示意，让他先忙他的。他飞快地和站立在他办公桌前面那个穿着蓝色风衣、头发花白、气质儒雅的中年男子核对着数字。

少顷，刘书明忙完，向我们介绍那位男子。那位男子是他的同事，也是驻村工作队队员。他们都是商南县物价局的，主要负责帮扶月亮湾村。

2016年年初，刘书明和他的同事来到白浪，包扶月亮湾村的73户149名贫困户。

初到白浪，刘书明颇感幸运。白浪闻名陕西，而他包扶的月亮湾村更是风光旖旎，虽处山中，但有这丹江水，便让这一方贫瘠的土地多了一分灵气。

转眼到了“苦菜秀、靡草死、麦秋生”的季节。作为陕西海拔最低的地方，白浪素有“陕西第一镰”之称，每年小满，这里就开始收麦子。十天之后，陕西各地才会陆陆续续地收割。最低的海拔让这里的庄稼占尽先机，最先成熟。刚开始，刘书明还为这样的先机洋洋得意。可没有多久，他的心境就起了变化，这种变化缘于白浪街经济发展的一大助力——养殖业。

芒种后，白浪街西南、东南一片平畴，煞是壮观；远眺丹江水汤汤而过，秋苗崭露头角，勃发生机，刘书明都忍不住会多呼吸两口，舒展身心，驻村的“乡愁”也少了几分。

因为包村，刘书明听多了农人的讲解，对二十四节气慢慢熟稔于心，芒种过后没有多久，就到了“一候鹿角解，二候蝉始鸣，三候半夏生”的夏至。夏至既至，空气中忽然多了一种难闻的味道，让刘书明很不舒服。

白浪人家，由于地理所限，经济增收的渠道有限，许多农家除了种植黄姜，就是养猪，天气一热，猪粪及各种污染形成的混合气味就开始蒸腾，让人恨不得逃离白浪，天天蹲守到月亮湾。

月亮湾虽然交通不便，但山清水秀，空气质量好。丹江岸边的月亮湾素有美名，上游丹凤境内，近年旅游大热，丹江漂流就是热门项目。下游商南的漂流也“顺水推舟”，风生水起。湘河镇庙沟至月亮湾，全长17公里，水深流急，漩转浪高，惊而无险，是体验漂流的上好之地。沿江有红鱼口、梳洗楼、月亮湾等景点。再向下漂，就是白浪街。

沿丹江顺流而下，文人墨客留下大量诗文。仅以《丹水》为题，就有著名诗人唐代杜牧和宋代王禹偁作过诗。明代著名旅游家徐霞客北谒太华之后，南朝武当，就曾从龙驹寨起航，丹江全程漂流。漂流沿途景色与通往“世外桃源”的武陵古溪别无二致。著名学人陈寅恪教授在《桃花源记旁证》中指出：商山即“陶渊明写作《桃花源记》的主要根据”。^[1]

出身军人之家的刘书明并无多少文人情怀，可是读到关于丹江漂流的文字时，依然心随文动。月亮湾村有丰富的丹江漂流历史，脱贫攻坚倘能将月亮湾村的旅游发展起来，也算是因地制宜了。

自到白浪，他就一头扎到了月亮湾村，将他包扶的贫困户家中情况摸得一清二楚。

“我们单位太小了，只有十个人，这次扶贫就下来我们两个。”刘书明指了指他身旁的同事，他同事向我微微颔首，我也向他微笑致意。

“局里只有我和局长是科级干部，来扶贫，也就只能我来了。”

刘书明生于1962年，家里三代同堂，过去在县里，一到周末，含饴弄孙是他最大的爱好，现在一个星期才能见孙子一次，心里还是有点不习惯的。

刘书明的父亲是部队转业干部。1950年，原籍甘肃正宁的刘书明父亲从部队转业到商南，和当地一名姑娘结了婚，生了4个孩子，刘书明行二。“我爸是国家干部，那时候一个月57元，养活我们绰绰有余。1979年，我高中毕业后，被招工到了食品公司。”

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物资紧缺现象有所缓解，但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县城里的食品公司仍是让人羡慕的好单位。

“我在食品公司一干几十年，直到2000年，我才进了物价局。”刘书明看着我，“也许你无法想象，其实从1979年到1985年，我也在基层工作，我先后在试马镇和富水镇干过。这6年，我们经常收购农户养殖的猪和鸡，所以我对养殖业很熟悉。我虽然在这里长大，但可能受父亲影响，性子直。那天他们在讨论到底是搞养殖业还是种植业的时候，我一再陈述我的观点，但他们还在那里磨磨唧唧地讨论，最后搞得我都烦了，就站起来在桌子上拍了一下，告诉他们慢慢讨论，以后告诉我结果就可以。”

“你后来就那样走了？”我不可置信地问他。

“是呀，我走了。其实严格意义来说，我并不是拍桌子，只是站起来的时候，手拍在笔记本上有点用力。”刘书明解释。

我看着他无声地笑了。对着这种直爽的人，你还真不能要求他注意什么。

听着他介绍，他那个儒雅同事只是无声地笑笑，不参与也不评价，挥舞着手中的笔，飞快地填着数字。

陪同我前来的孙江水也瞪着眼睛看着他，没有插话。

“脱贫攻坚这个工作，真是很难干。领导一般都不愿意来。”刘书明站起身推开椅子，走过来要给我和孙江水添水。

他身材高大，脸膛黑红，走起路来有赳赳之气。刚见他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他当过兵，其实他没有当过兵，只是军人子弟。我心中不得不感慨基因的神奇。

“再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基金也不在我们手中掌握，我们的意见不过是一个参考而已。”刘书明边踱着步边说，“农村工作真让人头疼。尤其是脱贫攻坚工作，我们的‘婆婆’太多了。”

“‘婆婆’多？”我纳闷地看向孙江水。孙江水则不动声色地盯着刘书明。

“是呀，我们一下来要和镇上、村上磨合，村上包的是兜底户，他们的资料好填，不像我们的资料可难填了，而且还整天制订这标准那标准的，数据要改来改去，可烦人了。”刘书明指着桌上的材料，“这个就是，我们按照原来的标准填过了，现在标准变了，我们只能重新填。天天埋头填写这些资料、表格，我们哪有时间和精力考虑每户贫困户的精准脱贫措施？”刘书明两手一摊，长叹一声。

在采访期间，我极少听到扶贫干部的抱怨声。他们知道我的身份，一般都谨言慎行，报喜不报忧。听到刘书明的怨言，我颇有些意外。

“我们是老鼠拉木锨——两头受气。村上、镇上都是管我们的，他们都是检查的，只有我们是被检查的，人家都是我们的‘婆婆’。”

刘书明身边正在填表的同事几次欲言又止，而刘书明却不管不顾地继续说：“现在搞得我们一天到晚的工作就成了入户、填表，村上按照‘八个一批’给贫困户的补偿，如果贫困户没有领取补助的单子，我们是不会在表上填的。”刘书明再次强调，“我们是见了单子才填表，贫困群众没有佐证资料，那绝对是不行的，我们是绝对不会填的。”

他的同事终于填完表，站起了身，从桌边走到刘书明身边扯了扯他的袖子。刘书明低着头看着他，刚开始没有明白他的意思，随即就呵呵笑着：“你是嫌我说实话了？没事，有什么我都兜着。”

“不是，人家来是采访你怎么包扶贫困群众的，不是听你发牢骚的。你还是给人家说说咱是怎么开展工作的吧！”

2016年，刘书明和同事被派到白浪社区进行脱贫攻坚工作。到白浪后，他们从金乐凯手中接下月亮湾。那个时候，正是芒种时分，他们第一次到月亮湾，就为一户贫困户充当了“麦客”。

月亮湾村有73户贫困户，居住得相当分散。他们拿着贫困户的花名册入户时，一天下来，最多能跑10户人家，而这10户有四五家都是“铁将军”把门；而在家的也大多是一些老弱病残，中青年大多都出去打工了。到廖金祥家时，他们敲了半天门，没有人过来开门，但却能听到屋里有声音传出。他俩有些纳闷，再敲了一会儿门，还是听到了声音，但却始终不见人来。他俩越想越觉得蹊跷，就推开门进了院子，院子里不像别的人家那样干净整洁，一些柴火乱乱地堆在房檐下。推开房门，走到里间，他们却被眼前的一幕给吓住了：里屋床上，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太太被带子拴在床头上。

老太太穿得还算干净，两手被一条布袋子绑着，腰间被一条长1.5米左右的带子勒绑着。他们进屋时，老太太正挣扎着。看着这幅情景，他们才忽然想起在这家贫困户资料里载明有个精神病患者。(www.daowen.com)

后来得知，这个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在外面打工，忽然病发，就拿了一把刀四处追赶着砍人。没有办法，家人只好将她带回来，再也不敢让她出去了。而她老公廖金祥也不能外出，只好在家里看着她，家里几乎没有任何收入来源。

“他们家应该是村子里最贫困的家庭了。老太太因为是精神病，被评定为一级残疾；而她老公，就是廖金祥本人腿不方便，也被评定为三级残疾。”

刘书明说起这家人连连叹息，“家里这种情况，夫妇俩竟然生了6个孩子，其中一个精神有问题，一个生下来就有残疾。也不知道当初他们怎么把这一群孩子养大的！幸亏都是女儿，他们的压力才没有那么大。随着姑娘们长大、出嫁，他们一家现在剩下6口人。最小的女儿廖兰招了个上门女婿，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男孩子跟着廖兰老公姓汪，女儿跟着他们姓廖。”

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刘书明说：“我都想不通，这种家庭情况，不应该优生优育、少生优生，不给自己和国家添负担吗？”

他的同事可能觉得他说话太过直接，就接话道：“我们那天到了他家，看到这种情况，问清楚廖金祥和他女儿到地里收麦子去了，就没有多留，就往地里找去了。”

“我们一路打问着到了地里，都来不及歇一下，就投入收割麦子的大军中。”往年，廖兰的老公汪长林会回来帮忙收割，但那年汪长林所在的装修公司工期很紧，老板不给假，回不来，廖兰只好一个人去割麦子。两个孩子还小，最大的不到6岁，放在家里不放心，就只好带到地里。为了抢收，廖兰只好让爸爸和她一块儿去地里收麦子，害怕妈妈犯病，他们只好把她捆在床头上。

刘书明的同事说，“听到这些情况，我们没有办法无动于衷。‘三夏’大忙，麦子收割就那么几天，不抢收的话一年的辛苦都白费了。我们帮扶群众，就要从群众最困难最在意的事情抓起。”

“我们两个半大老头子，哪里吃过这个苦！收麦子简直要了我们半条命。”刘书明插话，“我从小到大就没有吃过苦，那一次割麦，我算是知道农民有多苦了。年龄大了，老弯着腰，时间长了，我的腰都直不起来了。”刘书明说着，还轻轻捶了捶他的腰，好像那一次受的累到现在还在。

“你会割麦子？你不是从小在县城长大的吗？”我有些纳闷。

“我们上学时，有‘支农’活动，小学时是到农村捡麦穗，中学就可以帮着收麦子了。年轻时，在基层工作，也参加过‘社教’活动，那时，就学会了割麦子。”刘书明回答。

“‘社教’不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吗，你参加工作都什么时候了，怎么也参加过‘社教’？”

“不是，咱们国家搞过三次大规模的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活动，分别是1957—1962年、1963—1966年、1991—1992年。”刘书明很严肃地纠正我，“离我们最近的是1991—1992年，这次我是亲历的。”

他顿了一下，又说：“我感觉那次‘社教’活动的规模够大了，想不到这一次脱贫攻坚的规模更大。你看看这次从中央、省市到县乡，多少干部参与其中，这规模可能是空前的了。”

“是啊！绝对空前。据统计，这次派出的干部就有220多万，那应该就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了。”我嘴里含糊其词，因为截至目前，我并没有看到权威的数据统计。

2019年，《人民日报》刊登陕西省的扶贫数据如下：

选派1784名第一书记、1546个驻村工作队、3.74万名干部，以“力保脱贫村村过硬、户户过硬”要求进村入户开展脱贫攻坚——2019年5月，延安宣告摆脱绝对贫困。从黄土高原到秦巴山区，陕西坚决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贫困发生率从2015年底的9.02%下降到3.18%。

“我们下来，不单是宣传政策，还要为每户贫困户谋求脱贫致富的门路。”刘书明很自然地将话题转了过来，“廖金祥家的情况深深刺痛了我。这家人虽然情况特殊，可就因其特殊，我才感到这次脱贫攻坚的意义所在。我们俩——”他伸出手拍了拍同事的肩膀，“帮他们收完麦子，可能是太过劳累，反倒睡不着了，商量起他家的扶贫方案。搞种植业，对他们家来说不太现实，最后我们就给他们定位在养殖业上，在家里养几头猪，再养几头牛羊；其次按照他们的残疾等级为他们争取相应的政策扶持，为他们家申请了低保；最后根据他们家的实际情况，廖兰要到镇上陪读，我们为她安排了一个公益性岗位，帮我们做饭，一个月领取一些生活补助，这样一来可以帮他们家增加一些收入，二来我们的吃饭问题也得到解决，算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刘书明有些过意不去，“我们的能力有限，没有办法争取到别的项目支持，只好力所能及地从最基本的方面帮助他们。”

“做完饭后，她的时间都是空闲的，她可以自由支配。”刘书明的同事补充，“后来环保局的服装加工厂开起来以后，我们也推荐她到厂子里培训，利用空闲时间去计件挣钱。”

残疾人是贫困户中比较常见的家庭。实际上，贫困户主要是由残疾人户、慢性病及大病户、子女上学户、孤寡老人户、孤儿等无劳动力或弱劳动力特殊家庭构成的。2016年起，国家要求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申请制度^[2]，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没有统一的标准，这项规定有些流于形式。刘书明他们就为廖金祥一家申请了这两项补贴，让这个家庭不再那么无助。

“我们两个下来，最主要的是宣传了党的扶贫政策，力所能及地将各项政策落实到位。第一次下来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许多人的慢性病卡该办却没有办，如果是大家都没有办还好说，偏偏有些办了的，他又没有慢性病，又用不着吃药。我们物价局无职无权，不能给群众带来什么大项目，只能尽量给群众提供一些帮助，帮他们跑跑腿，给他们争取他们应该享受的政策。”

“近两年来，来找我们办慢性病卡的我们都给办了。”刘书明有些自得，“来找我们办慢性病卡的多数都是留在村里的老人，他们不懂政策，不知道如何办理这些，我们就和村医务室一起，查医疗收费档案，帮助他们申请。”

离白浪社区办公楼不远就是社区的医疗室，社区医疗室只看普通的头疼脑热，帮忙开点药挂个水，稍微严重一点的，社区医疗室的医生都会建议去别的地方看。社区医疗室承担的社会服务更多一些。

“上次县政协在14个村搞调研，也发现多数村存在慢性病卡没有办到手的情况。现在全国都在推行药品零差价，符合病种可以办理慢性病卡，享受门诊报销的优惠政策。患有长慢病的贫困户一年可享有300—400元的药品补助政策。

“脱贫攻坚工作确实比较难，光精准识别这一块儿就让人很头疼。前两年，物价局在瓦窑林村包扶。陈局长包扶了一户人家，这家人比较特殊，两口子都是残疾人，男的肢体残疾，女的手有残疾，光看表面，两口子确实够让人同情的，当年识别的时候，也严格按照‘九步工作法’进行了识别。后来我们查明这个男的在外面一直做有生意，手上有存款，女的受伤也拿到了不少赔偿，女子出嫁又拿到了不少彩礼。按照有关规定，他们需要退出贫困户行列，可村支书死活不同意。

“我们下来包扶的干部，我感觉责任心比他们强，最起码我们没有私心。”

刘书明总结道，“派下来扶贫的干部过于年轻不行，没有经验，只会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工作容易陷入被动；年龄大了也不行，身体上受不了，所以最好派年富力强的下来。可这些人在单位都是中坚力量，单位也离不开，这就是个两难问题。就拿我们单位来说，我下来脱贫，上面明确要求一个月至少要20天在村上，可我们局里只有10个人，一个萝卜一个坑儿，局里的工作也没有人帮我们做，我们只好两头兼顾，压力真的很大。”

耿直的刘书明有一说一，等我和他聊完，他问清我的住址，执意要送我回去。

坐在他的摩托车上，他问我：“你可知道三省接界的地方，为什么河南的地盘最大？”

“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

“有这样一个传言，说是在清朝的时候，要划分三省的分界线，三省的知县约定，鸡叫的时候出发，各自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各自的地盘。人家河南的知县灵醒，鸡还没有叫就开始出发，湖北的知县也在鸡没有叫的时候就出发了，只有陕西的知县老实，在鸡叫的时候才出发，结果就是河南的地盘最大、湖北次之，陕西最小。”

刘书明边说边笑，“这可能是后代人杜撰的，不过这也说明了三省人的性格，说明人家河南人胆子大，敢想敢干，湖北人聪明伶俐，就是陕西人太过保守。不过这也是先天决定的，白浪这里没有什么资源，有的也是污染性资源，不能开发。这些年，因为‘三省石’，来旅游的人逐年增多，可这里除了一块石头，实在没有什么文化，不像荆紫关那边，在明清时就是码头，加上‘明清一条街’，把游客都吸引到那边去了。这边想要发展旅游，没有什么可看的，根本就留不住人。也许莲花台那边建起来后，对月亮湾的旅游发展会是一个促进，到时候两边连起来，可能就会好一些。”

还真是三句话都离不开月亮湾。尽管刘书明爱发牢骚，可我看得出来，对于包扶的村子，他还是很有感情的。虽说他对脱贫攻坚工作中的一些现象看不习惯，爱“放炮”，可他却是一个实实在在为贫困群众着想的人。

“在月亮湾包扶，我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在月亮湾，越是交通条件不好的地方，学生的成绩越好，考上大学的越多。有个贫困户，他本人是一个残疾人，也没有读过多少书，好像是初中肄业，但一双儿女非常争气，一个是研究生，一个是重点大学的学生。”

“是条件越不好，越能激发他们的上进心吗？”我问。

“不知道。此外，我还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他们那边男的结婚比较晚，而且男女岁数差别比较大。搞不懂为什么。”

他都搞不懂的事情，我就更是蒙圈了，也许去月亮湾能找到答案。

【注释】

[1]选自《商南县志》。

[2]《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国发[5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