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就知道了他们吵架的原因。原来一切都是“集体经济”惹的祸。

在此之前，我曾和一位资深扶贫干部聊天，问他第一书记的主要职责，他用三句话总结：第一任务是抓党建，第二任务是发展集体经济，第三任务是脱贫攻坚。

“第三任务是脱贫攻坚？”我感觉诧异，现在脱贫攻坚不是重中之重吗？

他这样跟我解释：“其实脱贫攻坚到今天，已经到了收尾阶段，根据我包扶两个村的经验，我感觉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要抓好党建，农村党组织老龄化现象非常严重，年轻人入党的积极性不高，这样下去农村的组织力量会大大削弱。你知道，在农村一个好的带头人的作用有多大？”

“现在我们都在讲2020年全部脱贫，那脱贫之后，这些人怎么办？如果没有可持续性的发展项目，这些脱了贫的人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很快会返贫。”

“我这不是危言耸听。所以发展集体经济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我听他这样一说，就觉得发展集体经济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也是未来农村实现全面小康的保障和希望。可为什么他们会为这个几乎是共识的问题吵起来呢？

原来，事情并不是想象的这么简单。

“我们村的第一个集体经济组织是商南县祥惠油橄榄专业合作社。”张三强在我问他村上的集体经济时，这样回答。

2015年，商南县财政局给白浪社区拨了50万元的贫困村产业扶持基金。收到这笔钱，本来应该高兴的张三强他们却有些发愁，因为这笔钱明确规定是贫困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产业的引导资金，为贫困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在村“两委”会指导下使用和管理。而且这笔资金要用在贫困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农村电商、农旅结合、农产品加工等产业业态方面。产业基金也可优先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产业提供原则上不高于1万元不超过3年的无息借款。贫困户发展产业借用产业扶持基金需经过借款申请、审核、公示、签订合同、资金发放和回收等相关手续。贫困村集体经济组织可在产业基金首先保障贫困户借款、有余额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基金，通过盘活村集体资产、发展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和服务业，股权投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集体经济组织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合作经营等方式，实现基金保值增值，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带动贫困户增收致富。

看到这些规定，张三强和齐建林都有些发蒙。白浪社区过去没有集体经济组织，这笔钱的用途规定得如此详尽，他们不得不慎重考虑这笔钱的用途呀。如何发展集体经济，发展什么样的集体经济才符合实际，因每个人经历不同、想法不同，会产生很大的分歧。所以才会出现每次讨论大家争论不休的局面。按他们的话说：这也是为村集体的发展方向负责。

“原来白浪这边黄姜种植比较普遍，刚开始大家也想继续种黄姜。”齐建林拿着笔在文件上签字，边签边说，“可后来大家经过调研，发现商南境内黄姜种植太过普遍，加上这两年黄姜的行情不好，大家议论一番，便集体决议不再种黄姜。”

“我记得，大家当时争论最厉害的是搞种植业还是养殖业。”金乐凯忍不住插话，“其实在白浪养殖业还是比较有基础的，特别是生猪养殖，在河南、湖北一带，白浪的生猪还是很有市场的。过去，商南县推广养殖业，白浪这边生猪养殖也渐成规模，现在湘河镇的‘巴戒’猪肉在豫、陕、鄂、川都是叫得响的品牌，比较畅销。”

三年前，金乐凯到白浪社区当第一书记考虑扶贫产业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养殖业。搞养殖业在白浪不但有基础，而且也有一定的规模，可是身为“环保人”，特别是在南水北调中线水源涵养区，他知道，在这里搞大规模的养殖业是行不通的，政策风险很大。

“即使畅销，也要考虑到环保因素。所以我就没有提议搞养殖业。那个时候张书记他们比较赞成搞养殖业。”说完，他扭头看了一下张三强，张三强龇牙一笑，“我是考虑到我们这边搞养殖业有基础，所以比较倾向养殖业。搞养殖业的话，除了这个产业扶贫基金，国家政策方面还有别的优惠，对贫困户来说，多争取一些扶持政策，对他们脱贫致富很有利。”

“我们都没有想到，最反对搞养殖业的会是后来的扶贫工作队队长刘书明，那都是我们第二次决定集体经济组织做什么的时候，他为此还拍了桌子。”孙江水笑着说，“他原来在食品公司干过，认为搞养殖业风险大，而且储存时间短，不如搞种植业好。”

在扶贫资金使用上，当初听到他们如此“认真”，我还以为是做给我看的。后来咨询前文所提到的那位资深扶贫干部，才知道，这笔钱还真不好花。

“我包扶的村子现在有145万元的集体经济产业发展基金，但一直没有花出去。”他苦笑道，“因为这个钱花到哪里，怎么花，虽说是在村‘两委’会指导下花，但要具体到人。谁做决策谁负责，而且是终身制。如果投资不慎，决策不当，会追究责任的。所以乡镇领导催着让花出去，村上干部（包括第一书记和工作队队长）都很谨慎。为了这个，我们到四川考察了人家的香椿基地，经过反复论证，保证销售渠道畅通的情况下，才敢定下来。”

现在，大家明白这些领导们的难了吗？谁也不敢贸然作出决定。

讨论来讨论去，还是莫衷一是。2015年，张三强他们为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基金使用伤透了脑筋，不知道干什么来引领乡亲们脱贫致富。农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想因地制宜发展产业，还需咨询专家才可以。

张三强带领村“两委”班子成员到县城找农业局，希望农业局帮助他们联系专家。农业局的技术人员只能大致给他们指一个方向，张三强有些失望，又到县扶贫办看是否有省上进行“两联一包”的帮扶单位能够帮他们忙的，最好是高等院校的。但结果是省上的11家帮扶单位，有两家高等院校，一个是长安大学，一个是西安财经大学，都没有设置农业方面的专业。张三强他们只好“打道回府”。

张三强带着大家回到白浪以后，回家打开电视搜看节目，后来被中央七套的《致富经》栏目吸引。那期节目刚好讲到有人依靠种植油橄榄发了财。这个油橄榄一下子吸引了张三强，白浪这边大多是坡地，海拔也不高，应该具备种植油橄榄的基本条件。

当天，大家聚在一起，张三强打开油橄榄的话题，凑巧的是金乐凯也看了那期节目，大家一致觉得种植油橄榄比较靠谱。因为油橄榄种植需求的条件比较苛刻，许多地方达不到种植要求。

“种植油橄榄让人有种高大上的感觉，有没有？”班子中当时最年轻的成员李军旗说。

听了他的话，大家都笑了起来。

“你知不知道在咱们国家油橄榄是由谁引进的？”张三强带着考考你的神情问我。

“这个我不知道。”在此之前，我只吃过橄榄油，哪里知道油橄榄的种植呀。

“周总理，是周恩来总理。”张三强难住了我，脸上浮出得意的笑容。

中国的油橄榄是周恩来总理于1964年从阿尔巴尼亚引进的，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有甘肃、四川等12个省（区、市）37个地级市67个市县引种栽培。

近年来，陇南的油橄榄成为甘肃的重点特色产品，目前已建成各类油橄榄种植示范园区10处，基地总面积达到9万多亩，占到全国油橄榄种植面积50%以上，其中挂果面积3万多亩，年产鲜果550多吨，产油83吨，实现产值830多万元；建设油橄榄加工企业4家，研制开发出油橄榄系列产品六大类。全市鲜果产量、产品种类和数量以及油品质量均居全国之首。

“你看看上面的资料。”张三强拿出一个油橄榄种植的小册子，我看到了上述文字。

“那你们到陇南考察了吗？”按常规，有了这样的项目，村‘两委’班子成员一定会想办法去考察一番的，这一来考察项目，二来也算是变相旅游了。

“没有，我们哪有这闲钱。从杨凌农科院找了一位专家过来，检测了土壤和光照条件，经过专家检测，白浪这边更适合种植油橄榄。我们就开始着手引进油橄榄。”

在引进油橄榄之前，首先要解决的是种植油橄榄需要的土地问题。白浪社区有一部分为“五保户”托底的集体耕地，但只有十来亩。如果引进油橄榄种植，至少要100亩才可以，所以余下的土地要想办法从群众手里流转。在流转的过程中，优先考虑流转贫困户的土地。

“一听说流转土地是为了村里的集体经济组织，刚开始一些贫困户是有抵触情绪的。”金乐凯说，那个时候白浪社区的主任是刘建青，他在外面有自己的企业，这些工作他顾不过来，金乐凯就自告奋勇地做贫困群众的思想工作，“我们当时制订的方案是在油橄榄未挂果期内，给群众按年支付流转费；挂果后，群众可采取自愿，看看是拿流转费还是以土地入股拿分红。群众听到如此优惠的政策，许多人不需要做工作，就自愿流转了。”

“我们是算过一笔账的。”张三强递了一根烟给孙江水，掏出火机帮孙江水将烟点着，然后再点上自己的烟，边抽边说，“每亩可种30棵，3年试挂果，5年产果，每棵可产果20到30公斤。平均以25公斤计算，每亩可产果750公斤，每百公斤生果可初榨油20到30公斤，即每亩可产油180公斤左右，6到10年后进入盛果期，每棵可产果50公斤以上。”

听到这里，不要说是我，就连孙江水也惊叹了一声：“到盛果期一棵树能产这么多呀！那白浪的脱贫致富岂不是大有希望啦！”边说我们便拿出手机飞快地计算起来，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

“按照常规来说，油橄榄收益较好，亩收益能达5000到3万元。但你们也不可过于乐观，油橄榄种植要选择适宜种植的环境，不能盲目追求。我们虽然经过专家检测，但具体收益如何还是一个未知数。另外，油橄榄的果子要现采现榨，中间不能耽误超过12小时，否则，会导致油的品质下降，这也会影响油橄榄的收益。”张三强给我们泼凉水，“何况我们现在油橄榄的种植技术和压榨工艺都不成熟，生产成本高，根本无法和国外的进口低价油抗衡，前景是不是乐观还不知道。”

难得张三强能够保持冷静。看来经历过农村工作经年洗礼的村支书真是经验丰富，姜果真是老的辣。

百度百科如此定义“集体经济组织”：集体经济组织是生产资料归一部分劳动者共同所有的一种公有制经济组织。集体经济的实质是合作经济，包括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然而，在集体经济发展的历史上，人们只承认集体经济是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弱化甚至否认了集体经济还具有劳动者资本联合的特征。否认了劳动者个人产权，是传统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的最大区别。

对此，我心生疑窦，对现在白浪的集体经济属性有了疑问：“你们这个油橄榄是什么性质？”

“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是以农业合作社的名义成立的，商南县祥惠油橄榄专业合作社。”2017年，重回社区任主任的齐建林接话，他现在是这个专业合作社的法人代表。“社区成立了股份经济合作社，由合作社统一经营管理集体经济，下一步我们会借鉴外地经验，将集体所有的经营性资产、集体土地所有权量化确权到个人，股权股份分为‘土地股’‘资产股’。目前，我们自有的集体土地很有限，大多是流转来的，这部分流转来的土地只能按照《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操作，具体要怎么办，只能走着看了。”

2018年11月16日上午，农业农村部首次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颁发登记证书。

来自全国10个新成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领取了合法的“身份证”。长期以来，由于归属不明确，登记五花八门，我国58万个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存在底数不清、权属不明、经营不畅等多种问题。

近年来，各地积极推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开展清产核资、成员身份确认、资产折股量化的基础上，成立了新型集体经济组织。2016年中央印发的《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对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赋码提出了明确要求；2017年开始施行的《民法总则》赋予了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资格。从2018年开始，农业农村部落实中央部署，对全国各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着手进行规范登记，并赋全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今后，有了统一身份证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仅具有法人地位，还可以开设银行账户、从事经营管理活动。^[1]

2015年8月27日，白浪社区的第一家集体经济组织——商南县祥惠油橄榄专业合作社成立了。

“我们是在工商局注册的。”张三强他们听我说农村农业部会为集体经济组织颁发统一的“身份证”后有些诧异，“没有农业部门来为我们发证呀！”

听他们这样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说：“国家可能先在几个省试点，成熟后应该会在全国推广，估计咱省不是试点省份。”

有了2015年这次成立集体经济组织的摸索，到了2017年，白浪社区的第二个集体经济组织——商南县富民花椒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成立就简单多了，一切驾轻就熟。

这一次在月亮湾那边流转了100亩地，栽种上了花椒树。2019年4月，我到月亮湾，看到了矮化的花椒树正在泛着绿芽，焕发着勃勃生机和希望。

“种花椒树，我们没有费太大功夫。我原来在澄合矿务局上班，知道韩城的大红袍花椒，吃过也觉得不错。刘局这次也投了赞成票。”他扭过头对着刘书明。

刘书明爽朗地笑了：“是的，这次我投了赞成票。我原来在十里坪镇瓦窑林村扶贫的时候，见过三个年纪大一点的老人在自家的房前屋后、田间地头、院坝花坛里种过花椒树，他们还不是规模种植，一年卖花椒就能收入1万多元，花椒还易存储。肉类的保质期在一年，而花椒的保质期在三年，且花椒的价格波动不大，肉类尤其是生猪肉类，前一阵子不是才闹过非洲猪瘟吗，受市场的影响太大了。种花椒就规避了这种风险。贫困户本来就不易，咱们不能脑门一热，本来是帮助他们脱贫，结果一个决策不慎，就会让他们雪上加霜。咱们帮他们，就要从方方面面帮他们考虑周全。”(www.daowen.com)

我看着刘书明，这个身材高大魁梧的56岁男子，说话爽朗耿直，干事雷厉风行，很有军人之风。

曾经听资深扶贫干部说过，他包扶村子的邻村就出现过“好心办了坏事”的例子。那个村子的第一书记包扶的村子中有一家养殖专业户，年出栏在20多头，第一书记觉得这个养殖户应该扩大养殖规模，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走专业化养殖的道路，便四处化缘，并出面帮他担保贷款。县上规定年出栏达200头就可享受相关奖励政策，于是他们就修建起年出栏达300头的圈舍，走规模化的养殖道路。谁知，因为资金问题，养殖场的环保不达标，而且赶上了非洲猪瘟，猪肉卖不出去，辛苦了一年，没有挣上钱不说，反倒背上了一身的债务。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说这件事时，表情很严肃，为贫困户制订脱贫方案时，一定要慎重，千万不要盲目热情，导致“好心干坏事”。

“种花椒树你们也请专家来检测过吗？”想起每种经济作物对土壤、水分、光照的要求，我有点担心地问。

“长安大学的副校长曾经来考察过，花椒树成活率高，对环境的要求没有那么苛刻。而且附近村子就有种的，效益不错。”张三强轻描淡写地说，“我们是2017年开始栽种的，最晚2020年就可以挂果。”他笑了一下，“不是，是挂花椒。”听到他这样说，大家忍不住大笑起来。“一公斤花椒就按平均价30元来算，一棵树两年后挂果，5到8年到盛果期，一亩地可栽种200棵，亩产4000斤左右，就算晾干打个对折，每亩收益也在四五万元了。”

我心里一惊，一亩地四五万元，那一百亩岂不都四五百万元了。有这么玄乎吗：“光花椒的收益就这么高了，听说花椒籽还可以榨油，那收益不是非常可观了，你们社区总共才588户，1823人，户均收入光这一项就可增加1万多元。”

他们都没有说话，看着我兴奋的样子，想笑。

我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抬头看向张三强。

“账不是这样算的，这个是盛果期的收益，而且还是总收入，不是利润，到时还要有人工采摘费、加工费、运输费以及化肥等杂七杂八的费用，这样一刨，估计就没有多少利润了。”

我有些脸红，为自己的幼稚惭愧。

“不过栽种花椒确实是比较划算的一项产业，就连联系包扶过风楼镇炭沟村的陕西果业集团今春也落实了15万元，购置大红袍花椒树苗1.3万余株，指导村里完成了苗木栽植。我们县上也在大力倡导栽种花椒树，农业局购买了一大批花椒树苗，让贫困户免费领取花椒树苗回去栽种。”

难道商南县要把花椒产业作为该县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吗？我在心里嘀咕，陕西已有韩城、凤县等地以花椒种植闻名的地方，就算是中国人能吃，可全国这么多地都去种植花椒，那销售不是又成了问题？

看我呆愣着没有说话，齐建林问：“你是不是担心花椒的销路？”

“是比较担心，花椒不过是一种调味品，又不是生活必需品，所以还是很担心它的销路的。”我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

“不用担心，现在不但是国内对花椒的需求旺盛，就是国外咱们的出口量也在攀升。不信你看。”齐建林将他的手机递给我。

日本食品厂商S&B食品基于调查数据进行的估算显示，2018年日本国内的花椒市场规模为1.01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05万元），同比增长29%。花椒的交易价格因产地和等级而不同，中国山东省产的普通等级花椒的价格在1公斤2100至2300日元左右（约合人民币126至138元），专业商社介绍说，“过去10年（价格）涨到了2倍以上”。中国国内的需求也在扩大。

报道称，使用花椒制作的“椒麻锅”在日本的餐饮店广受好评。除此之外，各食品厂商也将其灵活运用于麻婆豆腐、意大利面酱、杯面等食品中。S&B食品在其公司主页介绍了使用花椒的菜谱。在热门菜谱网站上，使用花椒的无汤担担面、白菜中华汤、炒鸡肉等似乎也很受欢迎。^[2]

“咱们这里的花椒是密植区，产量可以，而且这些年大红袍花椒的收购价比较高，尤以韩城大红袍为佳，甘肃龙都地区花椒也出口呢。咱们这里地理环境等方面不错，花椒的品质不会差，销售出去是不成问题的。你别忘了咱们可是火锅大国，一年四季都吃火锅，对花椒的需求旺盛着呢。”张三强也接着解释，“要是卖不出去，我还要负责任的，所以这方面的行情我一直也在关注着呢！”

“如果到时候花椒真的不好卖，还可以进行花椒的深加工业，花椒可全身都是宝呀。”孙江水也对花椒的销路有信心。

曾经有一个城市的花椒种子两度登上了太空，那个城市就是韩城，那个种子就是“韩城大红袍”。以大红袍花椒打出市场的韩城市在花椒的深加工方面走到了全省乃至全国前列：已将花椒果皮、叶芽、籽开发利用，制作成了花椒粉、花椒精油、洗手液、花椒香皂、花椒茶、花椒芽茶、特种饲料、有机肥料等四大系列10余种产品。

据说，花椒籽里的a-亚麻酸含量高达30%，而a-亚麻酸具有降血脂、软化血管、健脑和通络活血等功效。原第四军医大学（现空军军医大学）的颜联祥教授和韩城市一家企业联手开发的“椒目仁油软胶囊”已进入临床阶段，而用于抗癌的“椒莪合剂”也注册成功。^[3]

但愿，下个丰收季节，我再到这里的时候，不仅能看到油橄榄果实累累、花椒枝繁叶茂的美景，还能看到这些经济作物深加工的工业园区崛起于商南，让包括月亮湾村在内的所有贫困群众都能从集体经济的发展中得益，走上富裕路。

说话间，我们不觉转到“集体经济”的话题上。这个沉寂了好久的词语这几年又热络起来，也成为我接触的基层干部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 作为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支柱之一，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在相当多地区，集体经济基本上名存实亡了。据农业部数据，到2015年底，全国有58万个行政村，其中没有集体经济的占50%，有集体经济、经营收入低于5万元的占30%，5万到20万之间大约为10%，20万以上的在10%左右。截至2015年年底，全国58万个村集体经济组织账面资产2.86万亿元，其中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的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总额就占了“几千亿级”，大多数贫困村集体经济组织“名存实亡”，形同虚设，是实实在在的“空壳”经济，无法进行农村公益建设，阻碍农村的经济发展，根本不利于脱贫攻坚。这种状况，直到近几年才有所改变。^[4]

“加大集体经济在农业生产中的比重，在你们看来，可行性在哪里？”我环视着孙江水、张三强、齐建林、金乐凯他们，想听听来自一线的干部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白浪社区的集体经济组织富民花椒合作社在冬日中孕育着希望

良久，没有人吭声。最后，还是孙江水打破沉默： “这个问题以前我没有好好思考过，前一阵儿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摸底调查，我才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并没有成熟的想法。但这篇文章中几位‘三农’专家的话我很认同，我给你们读一下。”

接着，他拿出手机，用当地方言开始诵读：

“30多年前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改善了农民生活。但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农业作为低收益产业的弱点逐渐凸显。分散经营、缺乏协作的小农户，面对高度市场化、规模化的二、三产业，处于弱势地位。

“近20多年来，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改变了我国城乡人口比例。随之而来的问题，一方面是要在城市中保障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创造条件让他们逐步融入城市；另一方面，广大农村人走、地荒、村空，农村社会治理涣散，农业处于困局。这些局面亟待改善。”

读到这里，他停了下来，盯着张三强问：“张书记，你做了多年的村支书，你觉得这些专家说的在理不在理？”

张三强未语先笑，说：“在理是在理，但他们说农村社会治理涣散，我不赞成。起码我们这儿的治理上没有问题。至于人走、地荒、村空，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这里不像关中地区可以大规模地流转土地，搞集约化种植，可我们这里的人勤劳，没有出现土地抛荒的问题。国家鼓励资本下乡、能人返乡，可资本下乡流转了大规模的土地，这些人因为这些地又拿到了国家大量的扶持资金，资本都被这些农业大户掌握在手中，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贫困群众的实质困难。”

此话一出，大家都有些发愣，都陷入了沉思中。

作为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国家，曾经创造了世界最辉煌的农业文明。但到了现在，“三农”问题一直是国家最操心也最难解决的问题。近些年，国家鼓励土地流转，增加土地收益，但土地集中后出现的垄断经营、收益分化，尤其是失业返乡者可能失去最后保障等问题，又成了困扰各级政府的难题。关中渭南的贫困县——白水县，因为当地的支柱产业苹果业，吸引了一部分能人带资下乡，流转了少则千亩、多则几千亩的土地，搞集约化、庄园化种植。不得不说，搞农业的人都是有一些情怀的，因为农业生产存在周期长、收效慢的特点，没有一点理想和情怀是坚持不下去的。可是近些年，国家对农业的扶持力度一再加强，这些前期投入农业的人抢抓政策红利，争取了大量涉农扶持项目资金，发展势头强劲。尽管这些涉农公司都有脱贫攻坚帮扶任务，采取“公司+农户”的方式帮扶了贫困户，可资本掌握在这些“龙头”公司手中，市场走向大有“垄断”之势。

和农作物套种的花椒树是贫困户以后的“钱袋子”

人类社会的永恒矛盾，是我们不断膨胀的需求与稀缺资源的落差。而土地在中国，从来都是稀缺资源。解决好这一矛盾，实在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看到大家沉默，张三强意识到他的话扔下了一颗小型炸弹，赶紧找补：“我是经历过农村集体经济时代的人，我感觉现在国家提倡发展集体经济组织道路是切合实际的，是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发展状况的一剂良方。”

“你们看过《塘约道路》吗？这本书中提出了农村发展的破局之路。”金乐凯接着说，“2017年，全国‘两会’时，俞正声曾经提到过这本书。”

他这样一说，大家才记起这件事：“就是那个新时期的大寨呀！”

塘约村是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乐平镇的一个村庄，辖10个自然村寨，11个村民组，辖区内有汉、苗、布依等5个民族共同居住。2014年，该村在农民“承包土地，分田单干”的基础上，由村党组织把分散的农民“承包土地”，收归“农村集体经济”，组成了“村社一体合作社”，利润分成实行“三三四”，即合作社百分之三十，村集体百分之三十，村民百分之四十。 改革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村集体经济由不到4万元，提高到200多万元。俞正声称赞塘约村是新时期的大寨。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曾是计划经济时代最响亮的口号，也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树立的样板。但塘约似乎并没有享受到昔日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的待遇。这也说明新时期更注重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

“你说的这个塘约道路，我们镇上干部也讨论过，这对村‘两委’班子成员的要求非常高，一定要有能力强、还要有高度奉献精神的农村带头人才可以。像华西村、南街村那样的。”孙江水记得当时镇上要求贫困村带头先把集体经济组织搞起来的时候，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但究竟走专业合作社路子，还是‘村社一体’的合作社性质，大家众说纷纭。最终还是采取了这种小步慢跑的专业合作社性质，因为他们没有试错的勇气。

不知不觉，暮色四合。这一天很快过去了。孙江水率先站起来，“不早了，大家散会吧，这个问题咱们以后有时间再讨论。”

“孙主任，你今天是要回商南吧？”张三强边收拾笔记本边问。

“哦，是要回去的，周末了嘛！”孙江水看向我，“你是跟我回商南，还是留在这里？”

刚好同学有约，我连忙回答：“回商南。”

“那好，咱们一会儿就出发。”

其实，我是想跟着孙江水看看他这个乡镇干部的日常。

【注释】

[1]选自央广网，2018年11月17日。

[2]选自中国网。

[3]《渭南日报》（2018年7月19日）。

[4]《乡村建设——农村集体经济产权改革何往？》，杜鹰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