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始冰，地始冻，雉入大水为蜃。

立冬之日，白浪街终于有了肃杀之气，丝丝缕缕的雨水漫天漫地，让人感到了冬的寒意。

坐在三省饭庄二楼房间中，我忍不住打了个哆嗦。我打开空调驱散着屋子里的寒气。

这样的天气，我不禁嘀咕：孙江水他们应该不会过来了吧。孙江水是湘河镇派到白浪社区的包村干部。

人都说，陕西地方邪，人经不起念叨。刚想到这里，电话响起。孙江水他们到了。

湘河镇政府离白浪社区10多公里，开车要经过一段山路，雨天路滑，他们开车比较小心。

张三强早已等在办公室，另外一个眼睛细小的中年男人坐在他的对面，那人就是白浪社区的主任齐建林。

“你们通知金局长和刘书明没有？”孙江水看向张三强他们。

“通知了，他们马上到。”张三强答道。

“最近上面会抽查四支队伍的在岗情况，请他们注意一些。”

一会儿金乐凯、刘书明相继赶到，孙江水布置了当前的扶贫工作，然后要求大家讲讲最近的工作进展。

会议开完，大家相继行动，孙江水终于闲了下来。

“白浪这个地方很特殊，在这里搞扶贫，比较麻烦的是，人们会将三省的政策做比较。”孙江水端着茶杯喝了口水继续说，“湘河镇有2万多人口，相邻的荆紫关镇有五六万人，他们的镇书记是县委常委，湖北的白浪镇只有八九千人，他们的镇书记也是副县级。从行政设计上来看，另外两个省对这个地方相当重视。”

2015年，在撤乡并镇以前，陕西在白浪也有镇的建制。对于白浪镇被裁撤，当地干部多有微词。

“白浪在商南县东南部，属于浅山丘陵地区，山多田少，发展农业有天然的制约因素。但这里作为丹江发源地，作为南水北调中线的源头，是水源涵养地，又不能大规模发展工业，所以经济相对落后，农民增收创收的手段很有限，只能因地制宜地搞一些养殖种植业，来帮助农民脱贫。但是这些年来，环保的要求越来越高，一些小型养殖场达不到环保要求，陆续被关闭，也给脱贫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孙江水说到这里，烦躁地用手捋了捋头发，“前两天要关闭几个养殖场，赔偿问题没有谈好，工作进展不下去。”

作为包村干部，孙江水的工作异常辛苦。他是镇市场管理办公室主任，全镇大大小小的经营户要他管理；而包村工作又不能耽误，他几乎每天奔波在镇村之间，而湘河和白浪往返要30公里。在商南的赵川镇，有的包村干部甚至要到离镇政府130～140公里外的村子去包村，艰辛程度可想而知。

“白浪社区的贫困程度在湘河镇属于中等程度，白浪村地理位置优越，贫困户只有29户，这29户脱贫相对容易一些。在相关部门的帮扶下，只要愿意干，脱贫是不存在问题的。月亮湾村的脱贫难度相对大一些。那里自然条件不好，加之基础设施不完善，好在现在随着月亮湾大桥的通车，状况有所改变。那里的人都比较勤劳，外出务工的人较多，对家乡的经济发展多有反哺。”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释放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这些人年轻时外出务工，挣钱后返乡购房盖屋，对活跃农村经济的作用不可小觑。

乡镇干部孙江水到低保户家中走访

“脱贫攻坚到了今天，剩下的都是最难啃的‘骨头’，多是一些无工可打、无业可扶的‘老大难’。农村人最怕生病和天灾人祸，因为他们抗风险的能力太低。”

其实，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论抗风险能力，城市或许比农村更差。而这可能是有良好保障的基层公务员孙江水难以理解的。

2018年2月，一篇朋友圈疯传的文章《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写尽了这个时代的辛酸。全文2.6万字，作者以女婿的身份，用很质朴的语言记录了岳父从流感到肺炎、从门诊到ICU仅仅29天便与家人阴阳两隔的经历。平白如水的文字，几乎成了2018年那个冬天最触目惊心的剪影。

“ICU费用一天8000—20000元，插管后ICU的费用直线上升。预计插管能顶72小时，如果还不行，就要上人工肺了。人工肺开机费6万，随后每天2万起。我们估算了下，家里所有的理财产品（还好没有买30天以上期限的产品）、股票卖掉，再加上岳父岳母留下来养老的钱，理想情况下能撑30—40天。即使卖了东北老家和北京的房子，也只够ICU里呆50天，50天之后就彻底不行了。”^[1]

原来富裕和贫穷之间只隔着一场疾病，而这还是一位相对成功人士面对疾病的无可奈何。

我给孙江水讲了这个故事，想说明在不断变化的时代里，没有人不是脆弱的，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建立相对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

有那么一刹那，静寂在空气中流转，我们两个都尴尬地看了对方一眼。生怕继续这个话题会勾起我们内心的恐惧，因为我们都是“油腻”的中年人，也都正经历着人到中年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

言归正传。我更想了解的是建立保障体系的问题。

“在健康扶贫方面，我们一手抓精准施治减存量，让病患群众尽可能得到救治；一手抓疾病预防控增量，结合全省的健康扶贫‘八大行动’，入户宣传，提前预防，尽量减少疾病发生率。”

2017年9月，陕西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印发了《关于加强贫困地区疾病预防控制 推进健康扶贫工作的意见》。意见明确指出，陕西省将实施疾病预防控制“八大行动”，让贫困地区群众有效预防疾病、拥有健康、脱离贫困。这“八大行动”具体是：实施健康知识普及行动，着力增强贫困地区群众健康素养；实施健康促进行动，着力引导贫困地区群众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短板行动，着力提升贫困地区群众受益水平；实施重点传染病专病专防行动，着力提升精准防治水平；实施慢性病地方病综合防治行动，着力提升防治有效性；实施妇幼保健行动，着力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妇女儿童健康水平；实施农村环境卫生整洁行动，着力改善贫困地区群众健康生活条件；实施全民健身普及行动，着力提高贫困地区群众身体素质。^[2]

孙江水口中的健康扶贫“八大行动”指的就是这个意见。该意见最直接的效果是，许多贫困村配备了“常见疾病免费用药医疗室”。

“在白浪，从学前教育到大学教育的‘一条龙’教育扶贫政策贯彻落实得很好，不存在学生不能上学的问题。”

“但是各地的教育扶贫政策不一致，陕西的教育扶贫政策比较好，给的资助较高，但陕西的学生如果考上外地的大学，这个资助外地的学校是不认的。”坐在旁边的张三强忍不住插嘴，“关系到两省的政策，不是我一个小小的村支书能够协调的。”

“那也不是我这个小小的镇政府工作人员能够协调的。”孙江水闻言，也插科打诨。说完，大家都尬笑起来。

2016年，习近平在河北省阜平县调研时强调：“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

“那些出去打过工返乡的‘80后’，对孩子的教育问题非常重视，许多女性在有了孩子后，就不再外出务工，而是在家里专注于孩子的教育。”孙江水包村的最大感受就是，“他们都对教育很重视。”

孙江水本人就是“教育脱贫”的受益者。1976年，孙江水出生在商南县湘河镇的后坪村，父母都是农民，他排行老六，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排行最小的他小时候没有怎么吃过苦，直到他二哥考上大学后，家里为了供二哥读书，经济骤然紧张起来。那时他十一二岁，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他经常和一些大一点的孩子跑二三十里山路去山上挖野黄姜，甚至跑到湖北地界的山上砍柴，换些钱补贴他上学的费用。

“那时候山上有一种叫胡草的药材比较值钱，附近三省的农民就跑过来一起挖，很快就将这种药材挖没了。听说这种药材要用火烧，烧了以后就可以繁殖得又多又快，国家封山禁林以后，不准烧山，这种药材很快就绝迹了。”孙江水沉浸在回忆中，那些贫苦又快乐的童年时光仿佛又回到眼前。

“其实那个时候，三省人都跑来跑去的，哪里有值钱的药材，大家就一窝蜂地跑过去挖，这里植被本就不够茂盛，又被这样疯狂采挖，破坏严重，许多山就变得光秃秃的了。好在国家提出了封山育林，对当地的植被恢复很有帮助，现在的山上一片葱茏，都是国家政策的功劳。”

初中毕业时，和许多农村优秀学生一样，孙江水选择了初中专。因为上高中不但要交学杂费，还要生活费，高考更是充满了风险；而上初中专，就意味着成了国家干部，人生有了保障，可以早工作，还能补贴整个家庭。孙江水家因为二哥上大学，已经有了经济压力。反复权衡之后，孙江水放弃了商南一中，报考了丹凤师范学校。师范学校比其他学校补贴更多，不仅吃饭不掏钱，连教材都是免费的。

那是1993年，那时他17岁。

三年后，孙江水师范毕业，分配回白浪镇教书。1998年，孙江水结婚了。结婚对象和他青梅竹马，从小玩到大，感情好得不得了。而更让外人称奇的是孙江水兄弟两个娶了姐妹两个，被乡人传为美谈。

婚后不久，孩子就出生了，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生活在乡村，你的思维都会受限。小时候，我的心里就想着怎样跳出农门，摆脱世代当农民的命运；上师范时，我就想着尽快毕业挣钱，不给家里添负担；当老师时，我就想着怎样当个好老师，将自己的学生培养成才。”孙江水对自己青少年时代的人生，似乎并不满意，心有不甘。

“人常说，人过三十不学艺，我是在2007年，31岁的时候，参加了公务员的招录考试，最后被录取了。那时我感到在白浪学校，做着一眼都能看到头的工作，没有挑战，没有未来，加上许多孩子都跟着出外务工的父母在外地求学，学校的生源越来越少。看着日渐凋零的学校，我没有了教学的激情。教学相长，没有好学生，让我心生厌倦，就动了离开的心思。”

孙江水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我。在这个乡镇公务员身上，少有基层干部身上司空见惯的“老练”，“教书匠”养成的孤傲多多少少还残存在他身上，“其实那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自己当年的许多师范同学都转行去了行政部门，我的心思也有些活泛了。”

对于教师出身的官员，我总会不由自主多一分尊重和敬意。他们很多人在行政部门浸淫多年，也洗不去身上的“书生气”。而往往是这股“书生气”帮助官场留住了一些底线和原则。

“还有一个不好启齿的原因是我是‘一头沉’。妻子没有工作，家里的经济就有些紧张，那时乡镇学校教师的工资比较低，不足以应付孩子长大后带来的日益增长的各种开销，虽然乡镇干部的工资待遇也不高，可是也比当教师活泛。”孙江水舔着嘴唇，再次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人们都说，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人，是中国最后一批理想主义者。他们生于疾速变革的时代，又深受“传统”的影响。但是，人毕竟生活在现实中，每天都被不断催生的各种欲望牵着一路狂奔，有几个能潜下心来，穷且益坚呢？免俗的代价太大了，尤其是男人，不能“窝囊”。而在新世纪的最初十年，公务员无疑是全社会最看好、最崇尚的职业，权力带来的利益和社会地位，使人趋之若鹜，也使公务员考试成为中国最热门的考试。

我对孙江水的选择一点也不意外。反倒是他自己像做错了什么，不自在起来。我问道：“在商洛市的行政部门原来当过教师的好像挺多的？”

“嗯，我们班大概有三分之二的人现在从政。改行的男同学最多。”

“考上公务员以后，你在哪里工作？”

“在赵川镇工商所干了六年。镇工商所其实是县工商局的派出机构，不直接隶属乡镇政府。”

“赵川？”(www.daowen.com)

“嗯，在商南县的西南部，位于滔河流域，属于丹江支流。两岸土地肥沃，境内植被良好。过去贩往河南荆紫关的树木檩条多出于赵川。”说完，他将眼神瞟向了张三强的方向，“张书记原来放过排、拉过纤，对这个比较清楚。”

“嗯嗯，赵川的物产比较丰富，过去放排的物资，特别是木材和土特产，赵川那边比较多，像生漆、板栗、木耳、山杂竹、木炭等比较丰富。”张三强从看着的文件上抬起头，作证道。

“赵川是离商南县城最远的乡镇，属于革命老区。李先念、程子华等率领部队在这里开展过游击战，并写有纪念文章——《胜利的中原突围》，讲述在陕南鄂西的战斗经过。1947年7月至1949年11月，曾是中共商洛地委、商洛公署、商洛军分区和中共商南县委、商南县民主政府的所在地。”

我惊讶于孙江水对赵川镇的熟稔，不由问道：“你对赵川镇很熟悉？”

“嗯，在那里工作了六年，也是我从政后待的第一个地方。我也曾是有抱负的理想青年喔。”他自嘲似的嘿嘿笑了起来。

在赵川镇工作的六年，对孙江水而言，具有不平凡的意义。那时，他满怀抱负，想做一番事业出来，可乡镇工商所的日常，慢慢磨去了这个“教书匠”的满腔激情，过去农业经济为主时的赵川镇虽然被称作“银赵川”，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从事经营的人却并不活跃。农业税被取消后，乡镇干部的压力骤降。但分税制的实行，让乡镇的财务压力大增，孙江水所在的工商所成了乡镇党委书记、镇长重点关注的部门。后来乡镇干部的工资由县级财政统筹后，乡镇的财政压力才减轻了很多，孙江水的工作压力也随之减轻。

尽管在赵川镇的工作压力较大，可看得出来，孙江水对赵川镇的感情较深，说起赵川往事，满满的都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就像初恋般让人魂牵梦萦、难以忘怀。

“赵川镇那边的山比这里海拔高，今天，他们那里搞脱贫，也比这里难度大一些。何况那里还是革命老区。”

2015年2月，习近平在延安干部学院曾主持召开过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在会上，他曾饱含深情地说：“我们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没有老区的全面小康，特别是没有老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那是不完整的。这就是我常说的‘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的含义。”^[3]

据统计，全国深度贫困县中，革命老区有55个，商南县就是这55个中的一个。赵川镇作为曾经的商洛行政公署，没有那里的脱贫致富，对商南的脱贫攻坚而言，肯定是不完整的。

“听说赵川镇那里的移民搬迁工作出现过搬迁下来的老人稳不住的现象，因为搬迁下来后，没有土地分配，许多老年人不习惯，还是会跑到原来的山区种地、种菜。”曾经在赵川镇帮扶过的驻村工作队队员刘书明听到孙江水说到赵川，忍不住插了一句。

孙江水颇有深意地看了刘书明一眼，刘书明立即闭口不言。

赵川镇随即从我们的谈话中消失。孙江水接着说自己的下一个经历：“2013年，我调到了富水镇工作，还是在镇工商所。”

“那里好啊！富水可是商南最富裕的镇了。原来被称作‘金富水’。”刘书明又插了一句。

孙江水说：“对。富水镇离县城很近，只有10公里的路程。”

富水是陕西省的东南门户之一，是商南县东部的贸易中心，是对毗邻省份开放的窗口。早在战国时期，这里便是秦之东南关驿——阳城驿。秦末，刘邦入武关之前，曾在此安营扎寨，屯兵养马，尔后进武关，越秦岭，成霸业。汉代，这里形成了十里长街，人烟阜盛，商贸很是发达。唐元和年间，为避唐德宗谏议大夫阳城之名讳，阳城驿更名为富水驿。

“富水的得名是因为镇东西各有一河，取水源丰富之意而来的。”

许是当过教师的缘故，每到一个地方，孙江水更爱搜集当地的风俗人情和历史典故，讲起来也是如数家珍，滔滔不绝。

富水镇尽管有着辉煌的过去，可到了明洪武年间，却成了一个移民大镇。当时明王朝向陕西南部和河南西部移民，一部分定居于富水、曹营、清油河、白玉一带，移民入境后，插标为界，垦荒种田。清初，又下令湖广填陕西，而且把垦荒多少和人口增减作为州县官员年终考核的依据，引起移民大规模进入此间。从康熙初年起，至乾隆年间，南方移民已“麋集其间”。移民进入后，也带来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到道光年间，此地引种红薯成功，粮食逐渐达到了自给有余，从而带动了酿酒、熬糖和养殖业的发展。农民除种粮外还植桑养蚕，种棉织布，竹、木、铜、铁器制作等家庭手工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你能想到，那个时候，就在商南这样的地方，家庭手工业会如此发达吗？移民还以自种的土靛做染料，开染坊染布；他们还知道利用河流落差，以水推动轮盘，用山竹作原料，开厂造纸！”

尽管在历史书中学过，明朝中后期，中国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可当孙江水在《商南县志》上看到这样的记述时，还是大大地震惊了。

其实，我也像他一样，看到《明清大移民和川陕开发》一书时，也很惊诧。因为在我的印象中，陕南地区一直是落后的代名词，哪里会想到在航运发达的时代，这里曾经非常富饶，手工业也很发达，安康地区曾经建过中国较早的缫丝厂。

不深入一个地方，不了解一个地方的前世今生，人们是极容易主观臆断的。就像我们对陕南地区的印象一样，也像我对孙江水的第一印象那样。

孙江水的眼睛乌溜溜的，瞳仁很黑，让他看起来比较年轻。刚和孙江水接触的时候，他非常严肃，不爱说话，表现出一个基层官员的老成持重。特别是在村干部和驻村干部面前，他都有意无意地显示着一个乡镇干部的威严。看得出来，那是他和村干部打交道时的独有方式。接触日久，我发现，当别人说到有趣的地方，他的眼神里也会透出或狡黠或戏谑的光。

“你知道北纬三十三度现象吗？”孙江水压低声音神秘地问。

“那不是商南县在地球上的纬度吗？也是茶叶生长的最北界线，还是青海玉树所在的纬度。”

“你还真知道呀！”孙江水的口气中带着一些失落。

我心中很为自己的口快后悔，我应该装作不知道，装出虚心请教的样子，那样才比较符合常理，我暗暗地吐槽自己。

2004年，我曾经参加过商南县的第一届茶叶节，那个时候，商南的茶叶和金丝峡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就在那次，我也知道了那个叫张淑珍的老太太，那位为南茶北移奉献终身的西安老知青。

2010年，以张淑珍故事为原型的电影《北纬三十三度》在商南县开机，编剧是兰一斐。八年后，在曲江会展中心，我在献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大型电视连续剧《凤凰坪》的新闻发布会上，见到了这位关注农村题材的著名编剧。

南茶北移结束了商南不产茶叶的历史，也帮助当地农民开辟了增收新产业，1996年，张淑珍因此荣获“全国十杰扶贫状元”。

“2015年，乡镇机构改革后，我调到了湘河镇政府，任市场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其实还是原来的工商所。只不过名称变了。”孙江水边说边解释，“过去，工商所不包村，现在搞脱贫攻坚，就将我派到白浪来了。”

“湘河镇的地盘比较大，在全县排在第四位，现在合作社也属于我们管理，全镇有200多户个体合作社，还有70多户企业都归我们管，在包村之外，我每天还要对全镇的个体经营户，村办、个人独资的企业以及农业合作社进行管理，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别的干部是‘5+2’‘白+黑’，我恨不得把一天变成48小时。”孙江水伸了伸胳膊、腿，好像真能长出三头六臂似的。

“这些年，在脱贫攻坚方面，我们主要加大了对贫困村的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特别是对过去基础设施薄弱的月亮湾村，通过在亚投行贷款500万元来解决这些贫困村的基础设施落后问题。湘河镇有9个村争取到了这笔贷款。这些项目在2016年开始启动，通过建设入户路、连户路，解决了群众行路难问题，实现了乡村道路户户通，然后又为家家户户装上了自来水，让村民们喝上了干净水、放心水。”孙江水边说边问，“张书记，是不是这样？你们月亮湾的村民都是怎么说的？”

“他们都说，现在的日子过去想都不敢想。现在的月亮湾，正在搞庭院建设，家家户户外墙刷白、户户家家建有花池。还有行道路上，每隔5米，就装着太阳能路灯，现在走夜路安全了很多。”张三强感慨着回答，“特别是丹江大桥通车以后，村民们都乐坏了，过去一涨洪水，村民们困在山上，一个星期都不能出去，现在大桥一通，他们完全不用为出行担惊受怕了，都说现在的日子平安、稳定、和谐，他们都很知足，也很满足。”

孙江水听着张三强的回答，满意地点了点头。

“‘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在白浪执行得非常到位，农民的基本合作医疗覆盖率达到了99%，贫困户做到了全覆盖；教育扶贫不但做到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全到位，就连大学教育也实行了教育扶贫；对住房安全存在问题的贫困户，实行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搬迁到县城的每人面积25平方米，一户补助一万元，这样的优惠政策连我都有点心动。那些不愿搬迁的‘五保户’，也为他们建造了30平方米的保障房。”

“这么优惠的政策，谁能不心动呢！”我在心中也嘀咕着。

2018年11月26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易地扶贫搬迁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陕政办发〔2018〕65号），对于建档立卡搬迁对象集中安置的，建房人均补助2.5万元，基础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人均补助2万元；分散安置的，建房人均补助1.5万元。旧宅基地腾退人均奖励性补助1万元，由各县（区）结合实际制订具体到户到人奖补标准，并纳入建房补助一并兑付。

可是如此优惠的政策在执行时依然遇到问题，比如许多贫困户既想搬迁又不想腾退，因此引起的矛盾比较多见。

2018年，《中国农村发展报告》中说，全国“空心村”闲置宅基地的综合整治潜力约为1.14亿亩。从2000年到2018年，陕西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32.27%上升到了58.13%，闲置农宅的比率也同时大幅上升。如何解决如此巨大的资源浪费问题，也是未来乡村治理的一个重要问题。

当然，这是孙江水他们考虑不到的问题。

“近年来，商南县也在积极摸索金融扶贫的好办法。目前5户联保的‘互助资金’模式得到了村民的极大欢迎。村里成立互助资金协会，实行入股贷款的方式，每年扶贫局为村里拨付50万的扶贫贷款，互助资金协会负责将这笔贷款低息贷出去，为了保证贷款能顺利回笼，实行5户联保机制，每户可贷1万—1.5万元用于养殖种植业，一年一贷。实践证明，互助资金不但解决了村民融资难的问题，也有利于构建诚信社会。”孙江水说到这里，看了看在座的每个人，“这个经验好像还得到省扶贫办的表扬和肯定？”他将疑问的目光投向众人。

“嗯，是在2018年全省的扶贫经验交流会上做了经验推广。”金乐凯补充道。

“由于白浪的地理位置所限，这里的群众脱贫容易，可是致富很难。经济的发展还是依靠外出打工，无法引进龙头企业，经济后续发展乏力。为了破解这一难题，我们也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设定了各种各样的方案，为此，我们——”孙江水边说边指着在座的几个人，“争论不休，甚至都吵了起来。”

金乐凯和刘书明听到这里，笑了出来：“真理不辩不明，不辩不明……”

我疑惑地看着众人，究竟是为了什么至于吵架呢？

【注释】

[1]选自2018年微信朋友圈《流感下的北京中年》。

[2]详见陕脱贫发 〔2017〕27 号文件。

[3]节选自新华网，2015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