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村这么几年，2017年给我印象最深，那一年实在是太忙了。”金乐凯边吃饭边说。

2016年，驻村近一年的金乐凯忙得焦头烂额。在全省开展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回头看”工作，让他不仅要处理本就繁难的帮扶事务，还陷入了填报各种表格的繁忙中。

2017年，对陕西省的所有第一书记来说，都不轻松。根据国务院扶贫办的有关规定，陕西省扶贫办要求在6月30日前上报重新核定的每户贫困户信息。这一在扶贫史上被称为“贫困户数据清洗”的工作，让第一书记的入户工作强度增加无数倍。过去只需要走访评定的贫困户，现在需要他们用脚步丈量驻村的每一户。由省扶贫办于2017年4月1日下发的实施方案中，明确要求乡镇包村干部、村“两委”会成员、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员要进村入户宣传贫困户核实政策，并特别要求对长期不在本村居住和外出务工人员宣传到位。

谢来元就是那一年被金乐凯聘为资料员的。那年，她不但要做资料，而且还要和金乐凯一起入户宣传。因为入户，谢来元和裴建敏的妻子全红瑞、姬随记的妻子刘瑞霞，混得非常熟稔，甚至成了朋友。

金乐凯根据每户贫困户的情况为他们制定帮扶经

全红瑞娘家是河南荆紫关镇的，生于1971年，比裴建敏小了8岁。因为年龄差得多，而且裴建敏脾气比较好，所以全红瑞一直很受宠，几乎没有受过什么罪；三个儿女也很听话，虽然没有考上大学，但都各凭本事，在西安找到了自己的事情做。两个女儿相继在西安成了家，除了儿子还没有找下对象，家里没有什么让她操心的事了，结果她却得了这么个病。刚开始没有评上贫困户时，她一天到晚心里都是沉甸甸的。家里本来就不富裕，这些年，村里种粮的人家越来越少，磨坊的生意越来越差，夫妻两个还在考虑要不要把磨坊关了去干点别的。谁知道自己却得了那样的病，一想到巨额的医疗费，儿子还没有成家，她简直不敢空下来，因为一空下来，就会忍不住胡思乱想。尽管裴建敏一再开导她，但想想今后的日子，她的心里就会发慌。

谢来元是河南商丘人，同为河南老乡，谢来元总能说到全红瑞的心里去，让她心里很是熨帖，慢慢地，这两个相差16岁的女人竟然成了交心的朋友。

2018年初冬时节，我第一次见到谢来元，她剪着波波头，眼珠像黑葡萄一样晶亮。我被她那双乌溜溜的眼睛吸引。

那时，刚采访完蒋改枝，我就和她聊了一些蒋改枝的事情。

“蒋改枝是一个开朗的人。有一次我和金书记去入户，问她同不同意脱贫，她竟然说她自愿脱贫，儿子都24岁了，也该说媳妇了，再不脱贫，可能儿子都说不上媳妇了。你看看，人家是什么觉悟！”

谢来元说话风风火火的，颠覆了我认为的文静形象。2004年高中毕业后，她到广州的电子厂打工，在那里她结识了老公汤永刚。当时，她是检验员，汤永刚是她的领导，刚开始他们互不欣赏，是在做销售的哥哥撮合下才走到一起的。恋爱整整谈了7年，嫁给汤永刚，谢来元是做好了心理准备的。在谈的时候，汤永刚就直言他家里很穷，他是月亮湾六组的，七八岁时被过继给了二叔家，家里条件不好，他从小就发誓要好好读书，后来他终于考上了西安的一所大学，学了电子专业。为了摆脱贫困，他南下广州到电子厂做工，一年年薪有8万～10万元。为了和谢来元结婚，他开始自己学做生产线，带领团队，做电器、冰箱、LED灯的出口项目。看到他为了自己而改变，谢来元心一软就同意了他的求婚。可是结婚那天，谢来元还是被惊住了。

2011年，丹江发过大水的第二年，丹江大桥还没有修起来，他们结婚只好坐船过去。车被放在船上，一辆一辆地运过去，而船要靠着钢丝绳拉过去，方向就靠竹篙撑。从船上下来，有一段砂石土路，她穿的高跟鞋深陷在泥里出不来，只好把鞋脱了赤脚走过去。这些都不算什么，让谢来元最不可思议的是他家里竟然没有水，吃水比吃油都贵，井太深了。住在丹江边，竟然没有水喝！为了逃离那种生活，谢来元婚假都没有休完，就南下广州打工去了。可是2012年，她不得不回来，因为她生了女儿，不得不辞职回来。回来后和老人生活在一起，每天要吃糊汤饭，吃水也不方便，她就带着女儿回了娘家，和娘家哥哥做小食品批发生意。2016年，女儿该接受教育了，她才不得不带着女儿回到了月亮湾。

有了谢来元的帮衬，金乐凯觉得入户宣传政策方便了许多。女人之间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她们聊着聊着，就能聊到实质性内容，能够聊到各自的经历以及特长，这给金乐凯为她们“量身打造”帮扶政策提供了许多方便。

金乐凯有一个笔记本，上面记满了人名，每个名字下面列举了诸如养殖、注资、互助资金等奇奇怪怪的名称。我在他的办公室桌上看到那个笔记本时，在封面上看到了“民情日记”的字样。金乐凯见我盯着本子发呆，就解释：“那可是我的‘红宝书’，里面是我帮扶贫困户的秘籍。”

在梳理完走村入户调查到的资料后，金乐凯坚定了自己的帮扶计划。白浪这边的贫困户致贫原因其实不复杂：第一个就是天灾人祸，生病、车祸导致的占了三分之一；第二个就是缺乏技术、缺乏资金；第三个就是先天不足的，即一些“五保户”和低保户，60岁以上的鳏寡孤独老人以及家里缺乏劳动力的家庭。

白浪村的贫困群众有三分之一强是因病致贫的。像蒋改枝这样患了大病的也有六七个。而这一部分人是最容易脱贫之后又返贫的，是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的最大障碍。做好这部分人的脱贫工作，才能真正做到“一个都不能少”。

“我们经常说有什么都不能有病。”金乐凯解释他将蒋改枝她们几个作为重点帮扶对象的动机，“普通人生场病也会给家里带来经济压力，何况是这些因病致贫的人！”

2015年，在蒋改枝家被评为贫困户时，陕西省虽然有健康扶贫政策，但力度并不大。2017年，陕西省对贫困人口实行“一降两提三免四保障”的医保倾斜政策，“一降”即大病保险起付线降至3000元；“两提”即各级住院报销比例提高10个百分点，门诊特殊慢性病年度报销额度提高20%；“三免”即免除门诊一般诊疗费、乡镇卫生院起付线、县域内定点医院住院押金；“四保障”即建立新农合、大病保险、民政医疗救助和补充医疗保障四重保障体系。县和省市级定点医院非合规费用分别限定在5%和8%以内，超出部分由医院负担。同时，实施分类救治，实施大病集中救治，以县为单位，对罹患先天性心脏病、食管癌等11种大病的贫困患者，建立救治台账，实行动态跟踪销号管理，基本做到大病不出县。

所谓“四重保障”，按一位资深扶贫干部的通俗说法就是：合疗报销、大病保险、民政救助、困难帮扶。16字清清楚楚地提炼出这一政策的精髓。

除了让这些患了大病的贫困户享受“四重保障”，金乐凯还根据他们的个人经历和特长为他们量身打造了帮扶措施。

蒋改枝10岁那年就知道人生之不易。生于1971年的蒋改枝是湘河镇人，家里兄妹6个，她排行老三，小弟弟出生没有多久，母亲就患病去世了，丢下一大家子人，父亲一夜之间白了头。

年少失怙，蒋改枝和弟妹们都知道，只有更懂事，才能帮父亲减轻负担，让这个家维持下去。每天放学，她和弟弟妹妹抢着干活，帮着父亲一起挑起生活的重担。小学还没有毕业，她主动辍学回家。附近的山上有许多野生的药材，她在忙完家里的事情后，就上山挖药材。那时，满山满坡药材很多，可是挖药材的人也不少，值钱的药材就那么几种，想要多挖手脚一定要麻利。在山上挖药材的那段时光锻炼了蒋改枝，她干起活来快、狠、准，总能比同龄的小伙伴挖到更多的药材。

19岁那年，蒋改枝遇到了薛玉良。

相亲的时候，蒋改枝发现薛玉良的右手食指是残缺的，心中便有些不愿意。介绍人说不妨事，是薛玉良小时候淘气被刀子割掉的。蒋改枝心里不乐意，可架不住薛玉良三天两头到他们家献殷勤，父亲动了心，觉得从山沟沟嫁到平地白浪，是个很划算的婚事，在父亲的劝说下，蒋改枝接受了这门婚事。

结婚后，薛玉良和哥哥分了家，他们分到了几间土坯房。1992年，家里添丁进口，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了，老大是一个女儿，两年后，他们又添了一个孩子，这一次是男孩，儿女双全，凑成一个“好”字，蒋改枝夫妇也很高兴，开始了为小家拼搏的日子。

为了挣钱，薛玉良告别妻儿，踏上了外出打工的路途，此后他一直在建筑工地打工，无论风霜雨雪，只要有人叫，不管腰酸背疼，他都会出去。看着丈夫如此为这个小家拼搏，蒋改枝也不甘落后，在经管好地里的两三亩黄姜后，就上山挖野黄姜和野菊花，夫妻俩比赛似的为这个家奋斗着。

光阴荏苒，转眼孩子们都到了上学的年纪，家里的土坯房开始漏雨，夫妻俩一商量，拿出了所有积蓄，购置了水泥、砖头、砂石等原材料，开始盖房。令人称奇的是这夫妻俩竟然没有叫一个帮工，愣是靠着自己盖起了两层楼房。

后来，孩子也慢慢大了，如果没有蒋改枝那场病，薛家的日子应该没有那么难。

研究了蒋改枝家里的情况，金乐凯和村“两委”会干部碰了个头，大家一致认为，将蒋改枝一家作为养殖专业户来帮扶比较好。因为蒋改枝原本就有养猪经验，薛玉良要照顾她无法出去打工，夫妻两个可以帮衬着搞养殖。

县环保局每年为她免费提供20头左右的猪崽，并进行专业的养殖培训，那个可以循环利用的养殖场得到了充分使用。进行了伤残评定的薛玉良也被安排做了护林员，每个月可收入400元，一年下来可收入5000元左右。加上家里种植的两三亩黄姜，一年可收入三万多元。除了家里的日常开销，他们家脱贫基本没有什么问题。

本来日子就这样平静地过着，可谁知，“限养令”出台了，蒋改枝和那些养殖户怎么办？应该在2018年脱贫的她家会不会返贫？金乐凯想想都觉得头大，好在蒋改枝家的养殖场依山不临水，不在第一批拆迁范围内，能不能脱贫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相比蒋改枝家里，裴建敏家的情况要好一些。金乐凯在制订他们家的帮扶方案时轻松很多。

2013年开展“双包双促”活动时，县环保局就有“结对子”的活动。金乐凯将村里的贫困户梳理了一下，为局里的每名同志找到了“结亲对象”。白浪村有29户贫困户，县环保局有16名干部，每个人平均不到两户。裴建敏家就被分配到了局长手里。(www.daowen.com)

裴建敏家里最主要的致贫原因是妻子全红瑞得了乳腺癌，评上贫困户后，妻子在医疗报销上享受了“四重保障”，看病的压力骤然减轻。

环保局局长包扶他们家时，裴建敏也没有抱什么希望。可他妻子的情绪明显好了很多，脸上也有了笑模样。

他觉得奇怪，问妻子高兴什么。妻子回答：“人家一个大局长一天到晚那么忙，还要为我的病操心，一个星期过来看我一趟，我觉得自己受重视，有人关心、有组织帮助，心里不那么空了，感觉很踏实。”

一个月至少有两天局长都会从县城赶到她家，帮助他们解决些实际问题，没有困难，也会过来陪她说说话、聊聊天，慢慢地，大家就像亲人一样了。每次局长来，都会问她有没有什么需要他帮忙的，她都会说没有，国家的政策已经够好了，她的医疗费能够报销，她都觉得是给她解决了最实际的问题，所以她不想再给局长添麻烦。

可是局长经过仔细观察，发现了她家磨坊存在的问题，就想帮他们谋一份长久的营生。有一次，局长过来，告诉他们县里正在搞光伏发电产业扶贫项目，问他们是否愿意加入。全红瑞压根儿不知道光伏发电是什么意思，就让裴建敏和局长好好聊聊。当她知道加入光伏发电合作社要入股2万元时，有些犹豫了，家里的情况搁在那儿，难道旧债未偿再添新债吗？她和裴建敏一块儿表示，给他们一点时间让他们考虑考虑。

局长回程后，金乐凯又来到他们家，详详细细地给他们解释了光伏发电是怎么回事，加入这个合作社有什么好处。家里没有资金，可以从信用社贷来无息贷款解决这个问题。为了谨慎起见，裴建敏专程到商洛市考察了一番光伏发电，回来后就和合作社签订了协议，到信用社办理了贷款手续。年底他们就拿到了3000多元的分红收益。

“光伏合作社，是由国家投资的，由环保局出面帮扶跟镇上申请的，3年期限。从信用社贷款是由镇政府担保的，这样就没有什么风险了，我经过考察，就直接入股了。”裴建敏说起这个事情，心里还是很感激局长的。

光伏扶贫是国务院扶贫办2015年确定实施的“十大精准扶贫工程”之一，是利用贫困地区太阳能资源丰富的优势，实现扶贫开发和新能源利用、节能减排相结合的新型扶贫方式。在白浪，我终于亲眼看到这个项目在扶贫中的效用。要知道光伏发电可是能够连续25年产生稳定收益呢！

在光伏扶贫中，最大难题是资金。各地都在不断探索，形成了四种模式：扶贫资金+贫困户银行贷款，即政府出资70%，政府担保、贫困户从信用社贷款30%，很显然，裴建敏他们采取的就是这种方式；扶贫资金+企业垫付，即政府出资80%，企业垫付20%，后期贫困户以发电收益分期偿还企业；扶贫资金+地方财政配套，即由政府出资一部分，再由地方财政配套，贫困户没有负担；扶贫资金+地方投资公司垫付，即政府出资70%，当地投资公司垫付30%，后期贫困户以发电收益分期偿还投资公司。贫困户用3年左右的发电收益还清贷款，之后可获得长期稳定的每年3000元以上发电收益，实现脱贫。^[1]

2019年4月，商南县的光伏发电扶贫项目进入“十三五”第二批财政补贴目录，补贴资金由国家财政部门直接转入光伏扶贫收入结转机构账户，彻底告别贫困户收益分红由供电企业垫资这一不稳定方式，使贫困村和贫困户能够及时足额享受到光伏发电收益。

得知这一消息时，裴建敏莫名兴奋。当初的一次“冒险”投资，以后会给他带来丰厚回报。当年因为投资需要贷款，村里也就他和姬随记进行了投资，没有想到，这项投资是他做生意以来最划算的一次投资，他确实有些得意，对“第一书记”金乐凯大加赞赏。

“现在的政策真是好，特别是对贫困户的政策，不说别的，就拿这个大病来说，可以享受‘四重保障’，这帮助我们解决了大问题。”他挠了挠头，继续说，“2017年，整整一年，我和老婆都在外面奔波看病，她这个病前前后后花了十七八万，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评上贫困户，报销的比例少了一些，但评上贫困户以后，报销比例提高了，还享受了别的优惠政策，算下来医疗费报销了有十几万，我们自己只花了几万元，这样家里的压力一下子就减轻了许多。”

看得出来，裴建敏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我们组里的群众还是很有同情心的，知道我家里的情况后，她们会经常到我家里串门，和我老婆聊聊天，帮助她疏导一下心情。现在我老婆心里没有了压力，感觉病也不严重了，该吃吃、该喝喝，就像没事人一样了，看着她那样，我也从心眼里为她高兴。”

有了光伏扶贫收入垫底，裴建敏的心一下子踏实下来。空闲时，他就琢磨他的磨坊生意。过去，他用机器磨面，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他想反其道而行之，想试试用石磨来磨面，返璞归真，这样，也许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收获呢。这个计划目前还没有实施，想等到村里脱贫以后，着手干这个事情。

“也许这样，生意又可以红火起来了。”他满怀希望地说。

相比上述两家，姬随记家的帮扶工作，却远没有金乐凯先前设想的那样顺利。

“评上贫困户以后，日子好过多了，最起码他看病方便了很多，贫困户是先看病后交钱，他现在简直就是一个药罐子，除了心脏病，胃也不好、肝也有问题，反正全身上下没有几个零件是好的。”刘瑞霞皱起了眉头，“我现在身体也不太好，村上为了照顾我们，给我们安排了公益岗位，给我们划分了一段路，让我们去打扫卫生，一个月也能挣个零花钱。”

我看了一下姬随记，就他那样能够去打扫卫生吗？我忍不住问她：“他的身体允许吗？”

“可不是吗？你不知道他一犯起病来，那个嘴唇都是乌嘟嘟的，可吓人了。所以我每次都陪着他一起去打扫卫生。”刘瑞霞蹙着眉头说，“本来我还想去金书记他们组织的加工厂去上班的，我去培训过的，可那电动缝纫机我玩不转，就没有办法去了。”

“加工厂？什么加工厂？”金乐凯为白浪找到了一条产业扶贫的路子？我在心中暗自嘀咕。

“是个来料加工的服装厂。”

后来，我在白浪街车站旁边的一间房子里，终于找到了这个服装来料加工厂，门头上挂着“商南县环境保护局扶贫就业基地”的牌子。进了大门，可以看见30台电动缝纫机摆放在屋里。我去的那天，屋子里正有三四个工人在加工围裙。我问那些工人，一个月下来能挣多少钱，其中一个看着比较熟练的说可以挣到2000元左右，另外几人表示她们才过来学习，还不够熟练，不过也能拿到1500元。

前面说过，姬随记当年在村上也算是一个“能人”，烧窑大师傅这顶桂冠他也戴了很久，整天面对南来北往的客商，终是比一般农户多了些见识。当金乐凯告诉他光伏发电的扶贫项目时，他毫不犹豫地就加入了。姬随记的这个决断，让金乐凯心里对这个病恹恹的烧窑师傅多了一份佩服：“别看他平常一副病歪歪的样子，关键时候还真是一个拿事的，姜果然是老的辣。”

刘瑞霞嫁过来的时候，是带了一儿一女的，女儿早早出去打工，找了一个安徽的，就在那边成家立业了。儿子本来是跟着他们一起过的，可考上高中以后，刚军训完，就不上了，偷偷地跑到了姐姐家去。一想起这些，刘瑞霞的心中就堵得慌。

本来姬随记评上贫困户以后，家里的日子一天好似一天。后来村上又给姬随记办了慢性病卡，许多药也都不用掏钱买了，生活过得越来越惬意，如果儿子能继续上学，考上大学，那无疑是再好不过了。

“本来上学，学费、生活费都有补贴，他上完高中应该没有问题，谁知道在鹿城中学军训完以后，这孩儿竟然偷偷地跑到他姐家。你说，气人不气人？”

高中不是义务教育，刘瑞霞只好到学校给他办了退学手续。

儿子没有完成学业，让刘瑞霞倍感遗憾。她现在身体也不好，也干不动重活。姬随记更是浑身是病，亲生儿女又都远离他们，刘瑞霞对以后的日子充满恐惧：“这贫困户的帽子说摘也就摘了，摘了以后我们夫妻俩的保障又在哪里呢？那个光伏合作社的分红也是有今儿没明儿的……”

听着她絮絮叨叨的担忧，我也为他们夫妻两个的未来发愁。我没有办法给他们勾勒更美好的未来，只好安慰他们国家一定会出台政策的，就是脱了贫，下一步也会有新政策，劝他们放宽心。来的时候比较匆忙，没有带相机，和他们约好第二天早上他们打扫卫生时帮他们拍个照。

走在回三省饭庄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脱贫之后，那些因为种种原因再度返贫的，会不会因为“大劲”已过，又陷入无人问津的状态？同时，这样力度的扶贫会不会让许多人产生“等、靠、要”的依赖心理，把一切期望都寄托到政府那里？金乐凯以及成千上万参与扶贫的第一书记又将怎样面对、拿捏这个度？

【注释】

[1]选自《深度解读〈光伏扶贫电站管理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