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已远，冬未至。在这个陕西海拔最低处，丝毫没有冬的迹象。特别是白浪街的下午，日头暖洋洋地当空照着，让人想惬意地眯上眼睛。我见到蒋改枝的时候，她正坐在杌子上晒太阳。

鲜黄的薄呢外套、大红的棉布拖鞋、欢快的说话语调，实在无法让我将这一切和一个大病病人联系到一起。

蒋改枝和我想象中大相径庭。因为在白浪社区办公楼，我听到张三强、齐建林、董艳伟他们都夸她，说她是产业脱贫的典型，说他们家是养殖专业户，她是一个开朗乐观的人，那时我脑海中冒出的就是一个粗壮结实的农村妇女形象。谁知道，见到蒋改枝，却发现她是那么的纤细柔弱。

“发现自己生病纯属偶然。那天，我在山上务弄黄姜，有些饿了，就在地里摘了个柿子吃，但感觉喉咙哽住了，怎么都咽不下去，后来就到县医院检查，确诊。”蒋改枝坦然地看着我。

2013年7月，蒋改枝被确诊为食道癌。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蒋改枝的丈夫薛玉良一下子蒙了，如果妻子倒下了，这个家可怎么办呀？ 生于1967年的他，和妻子相濡以沫过了23年，过去家里的事情一直都靠妻子做主，这次妻子得了这样的病，到底该怎么办，他一时间没了主张。好在当时上大二的女儿刚好放暑假在家，正在县城办理助学贷款的相关手续，得知情况后，女儿建议瞒着母亲，尽快手术。

薛玉良接受了女儿的建议，决定对妻子隐瞒病情，只说需要做个小手术，可生病的人多半敏感，平素蒋改枝性格开朗，大大咧咧的，这个时候却格外精细。她从丈夫的脸上看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情绪，对比医生的态度，蒋改枝心下了然，考虑到丈夫的苦心，她也就顺水推舟装作不知道。

手术很顺利，蒋改枝从鬼门关闯了一遭回来，看到丈夫女儿一脸的担心，虚弱地笑着说没事。丈夫扭身擦了一下眼角，推着她回了病房。

做手术花了4万多元，都是丈夫从亲戚朋友那里借到的，后来化疗等后续治疗又花去了一万多元，出院后农合报销了75%，陆续还了亲戚朋友后，还欠了一万多元。因为女儿正在上大学，两口子忧心如焚——女儿的学费可以通过助学贷款解决，可生活费怎么办呀？

躺在病床上，蒋改枝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后来的一通电话帮她解决了这个难题。

电话是远在北京打工的儿子打来的，儿子在电话里中嘘寒问暖了好一阵子，最后在电话中说道：“妈，我知道你操心姐姐的生活费，你不用管了，以后我供姐上学，以后每个月我给姐寄1000元。”

蒋改枝听完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心里真是又感动又负疚。为儿子的懂事而感动，为自己得病拖累了家庭而负疚。

出院时，因为蒋改枝有些晕车，薛王良只好骑了辆摩托车接她出院。坐在车上，蒋改枝愁肠百结，今后她再也干不成重活了，地里的黄姜她也务弄不了了，只能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原来她在家里养过猪，以后只能在这方面多下功夫了。

蒋改枝平静地向我诉说着当年得病的情景，语气平缓。五年的时光，可以让人忘却很多事情，蒋改枝也在慢慢遗忘，曾经她和死亡离得那么近，现在死亡也如影随形，可看她的态度，早已坦然。她咧开嘴笑着和过往的村民打着招呼，熟稔地攀谈，打问家长里短，有人向她推销净水器，她详细地询问着功能，打问着价钱，生活如常，一切照旧。

“刚开始，我不敢想我能被评为贫困户。金书记上门宣传政策时，我半信半疑，原本就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谁知道最后乡党们都给我投了票，乡里人还是实在呢！”

蒋改枝和她的致富伙伴

说话间，一抬头发现身边又围过来了几个人。

蒋改枝笑着和他们打招呼，我则继续刚才的话题，问她：“你出去打过工吗？”

蒋改枝刚开始摇了摇头，后来想了想：“去天津打过一次短工。”

“你不是还到新疆摘过棉花？”身边立马有人插话。

我抬头看了看插话的那人，脸庞是庄户人常有的黝黑，董艳伟小声地对我说：“那是她大伯子哥。”

我心下了然，没有说什么，看着蒋改枝示意她继续。

“我到现在只出了两趟远门，一次是到天津，一次是到新疆。”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早在1987年《外面的世界》流行的时候，16岁的蒋改枝也曾对外面的世界心生向往，可当时的家庭情况没有给她外出的机会。后来，她在村子里的砖瓦厂打工，可砖瓦厂被关停，在家门口无工可打，于是她不得不离开了家乡。先到天津市，在一个餐馆帮人打工，可生性不喜拘束的她在餐厅并没有干多久，就回到了家乡。从小在山林里长大的她更喜欢山村的生活，何况家里还有一双儿女让她牵肠挂肚。

再一次外出是和同乡一块儿到新疆摘棉花。听同乡说到新疆摘棉花能赚不少钱，家中正有一双儿女上学的蒋改枝不免心动，她便央求同乡带她一块儿去摘棉花。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她和同乡到了新疆喀什。新疆天大地大，辽阔深远，让蒋改枝很是感慨了一番。每年10月，来自全国各地的采棉大军涌入新疆采摘棉花。采摘棉花的周期是50天，对常在山上采摘药材的蒋改枝来说，采摘棉花不在话下，可是摘一天下来，她的腰也有些受不了。尽管她的手很快，第一天也只采了110斤。躺在大通铺上，蒋改枝累得吃不下饭，可是为了第二天有精力摘棉花，她强撑着吃了一些。第二天，蒋改枝改变了方法，采棉速度明显加快，那一天摘了150斤，达到了同乡的标准，她心里很欣慰，饭也吃得比第一天多。早上5点起床吃饭，吃完饭就得上工，天还是黑的，每人发个头灯。到地里差不多6点左右就开始干活，中午在地里吃饭，晚上摘到看不见了才收工。回去后吃完饭还要等过秤后装完车才算完。因为人多随便一拖就是晚上12点左右，1点多睡觉是常事。一天下来真正休息的时间就那么几个小时。条件很苦、休息不好，可是从小就吃苦的蒋改枝完全没有把这些当回事。新疆早晚温差大，每天早上起来摘棉花的时候，手指头都能被冻掉，双手也时常被棉桃角尖划拉出大口小口。可为了加快速度，蒋改枝根本就顾不上这些，每天用胶布一缠，就接着工作，有时候棉花嵌到了伤口里，双手就会发炎，可她却牙一咬，硬生生地挺了过来，就这样慢慢适应了新疆的采棉生活。到采棉季结束的时候，她拿到了1万多元。拿着平生以来最大的一笔“巨款”，蒋改枝心满意足地回到了家乡。

据统计，全新疆植棉500万亩，每年需要几十万的采棉工，这些采棉工大多是来自河南、陕西、甘肃的贫困户，每年9、10月份到新疆采棉，成了这些贫困户的重要生活来源。直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推广机械采棉，需要的采棉工才慢慢少了。

听到我问东问西，又看到我在本子上刷刷地写着，蒋改枝好奇地往我身旁凑了凑：“你怎么问得这么细致呀？”看到我在本子上写的是“徐玉良”，自称是文盲的她立马指出：“不是徐，是草字头底下‘追’字半边的那个。”

看着我迷茫的表情，她马上比画起来。看着她的比画，我恍然大悟：“原来是‘薛’呀。”

她重重地点了下头。周围的人也七嘴八舌地帮腔：“薛平贵那个薛。那个王宝钏在寒窑里等了18年的那个薛平贵。”随后他们呵呵地笑了起来。

蒋改枝跟着他们笑了一会儿，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现在日子好过了，自家除了吃喝也没有什么大的开销了，可是人情往来，门户钱却必不可少，成了我们家最大的开销，一年两三万都是少的，有时候甚至有四五万元，占了我们全年收入的大半。”

2011年，蒋改枝的女儿薛艳萍参加高考，考取了大连大学。没有读过多少书的蒋改枝在女儿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真想在村里大宴宾客，最后被丈夫阻止了，他说现在上个大学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丈夫的话，让蒋改枝心中很不是滋味。他们这一代吃苦受累，就是为了孩子们不再像他们一样，女儿现在考上大学，她的人生道路注定和他们不一样，这难道不值得高兴吗？后来女儿也不同意，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中国作为礼仪之邦，其独特的人情文化在我国农村根深蒂固。“一家有事，全村帮忙。”大家出钱出力，来规范固化维持农村的人际关系。但近些年，人情风愈刮愈烈，什么“满月宴”“订婚宴”“结婚宴”“祝寿宴”“高考宴”……花样翻新、名目众多，这种人情往来甚至成为农民沉重的经济负担。

蒋改枝想为女儿办高考庆功宴，可能也是出于“人情有来有往”的心理吧？我想。

说到女儿，蒋改枝的心里有一些矛盾，一边以女儿为自豪，一边又觉得毕竟是姑娘家，嫁出去就成了外人。女儿一毕业就嫁人，让蒋改枝心里有些不舒服，觉得家里供养她那么多年，结婚时几乎没有要彩礼，也没有为家里做点贡献就嫁了出去，有些“赔本儿”。

近些年来，农村“彩礼风”越刮越烈。2016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甚至问起湖南十八洞村去年有多少人娶上了媳妇。“娶妻难”与脱贫问题连在一起，与“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少”连在一起。2016年2月25日，央视一套“新闻1+1”《农村天价彩礼：彩礼真贵，爱情就珍贵？》专题新闻调查，理性分析和解读高价彩礼的问题。“天价彩礼”成为2017年两会的热词，关注度愈来愈大。

2018年国家新颁布的《婚姻法》中对高额彩礼作出了明确规定。对于双方没有登记结婚但是已经给出彩礼和登记后没有在一起生活就离婚的这两种情况，男方都可以要求退还彩礼，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因为高额彩礼导致男方家庭返贫的情况也可以要求退回彩礼。

蒋改枝还有一个儿子，叫薛艳龙，1994年生，初中毕业后到北京打工，现在是一名咖啡师。工资虽不高，但也算拥有一项技能。可是他这技能在农村毫无用武之地。眼看到了适婚年龄，蒋改枝的心中很是焦急。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好，现在农村结婚女方要的彩礼很高，蒋改枝整天忧心忡忡，担心耽误了儿子的婚姻。

在金乐凯上门为蒋改枝宣讲了政策后，薛玉良也到残联进行了残疾认定，他被认定为残疾四级。蒋改枝是幸运的，她遇见了金乐凯，这19.5万名第一书记中的一名，得到了国家的帮扶，从此摆脱了贫困。

“我弟媳妇儿是个有福气的，”蒋改枝的大伯子哥边说边走近我们，手上拿着一本病历，“人家月亮湾那边许多人都办了慢性病卡，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办？”

他看着我，把病历递给我。我讶异地将病历拿过来，估计他把我也当成扶贫工作人员了，可我也没有办法多做解释，只好含混地说：“哪些能办慢性病，都是有规定的。”说完我将病历递还给他。

也许农村人爱扎堆儿，我和蒋改枝攀谈期间，有三四个人围了过来，看他们过来，蒋改枝热情地进屋里搬了好几张椅子出来给他们坐。

“今年他们就要给我脱贫了。”蒋改枝缓慢说道，“脱就脱吧，儿子也该说媳妇了，知道的人会想是因为我病了，所以当了贫困户，不知道的呢，还以为我们家怎么样了。”

我心中很为她的豁达叫好，考虑到她的病情，我没有多说，只说她的性格挺开朗的。

“人有生的一天，就有死的一天。平常不往那方面多想就可以了。”蒋改枝淡然地说道，“国家现在政策好，得了这个病的贫困户，农村合作医疗就不用交了，还给免费做体检。农村人都是走一步看一步，管不了那么多。不要说是生病了，就是不生病，这个年纪出去打工也没有人要了。所以还是要养猪种地。靠这靠那都不靠谱，还是要养猪。”

听着她对养猪的极力推崇，我很想看看她的养猪场，便提出要求。

听到我们要走，有个坐在椅子上的人大声说：“我是上面移民搬迁下来的，你有时间去看看他们修的桥，一边是翘的。”

尽管已快初冬，可还是有苍蝇在飞舞。蒋改枝的前院很干净，过道上放着打饲料的机器，一切都井井有条。走到后院，看到了那个循环利用的养猪场，猪舍也很干净，原本趴在猪圈里的猪看到有人进来，一下子爬了起来，将前爪搭在圈墙上，100多斤的猪直立了起来，蒋改枝伸出手挠了挠猪的脑门，开心地笑了起来。

在回社区的路上，董艳伟边走边说：“你不要听这些人胡说，你去问问蒋改枝，她大伯子哥光存款都有上百万，根本不差那点看病钱。那个说桥修得有问题的，是当初想揽修桥的活儿，没有揽上。”

我笑了笑，没有说话。

白浪村北面临山，南面傍河。蒋改枝的家在路北。从她家往东南百米左右，分别是裴建敏和姬随记的家。

陪我去裴建敏和姬随记家的路上，董艳伟提前给我介绍了一下他们两家的情况。

“在农村，蒋改枝、裴建敏、姬随记他们原来的日子都还是不错的，若不是患了大病，他们也不可能成为贫困户。白浪这边29户贫困户，50%是因为家里有病人或遭逢意外的，生来贫困的大多是智力上的原因。”

白浪村的东门户是一座耸立的牌楼，裴建敏的家离牌楼有50米的样子。我们在一幢堆满粮食的楼前停下。(www.daowen.com)

一个身材颀长、肤色白皙、有着儒雅之气的人站在那里。董艳伟向他点了点头，给我们介绍这就是裴建敏。他站在那里，淡淡地笑着，一看就是见过世面的人。

“这就是我家，现在一楼是加工面粉的地方，这里人来人往的，也不干净。咱们到二楼吧！”说完，他就率先往楼上走去。

生于1963年的裴建敏看着比实际年龄小许多。二楼的家里干净整洁，屋内的装饰不像别的农家那样红红绿绿的，而是比较素雅。白色的电视柜上面，一台有40英寸的彩电挂在墙上，长长的布艺沙发靠墙放着，和城里的布局装饰一样。看我对屋里的装饰赞叹，裴建敏解释：“都是孩子们弄的，我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两个女儿都在西安成家立业，儿子还没有成家，在西安做水电安装的活儿。家里这些都是女儿们帮助弄的。”我开了句玩笑，“两个女儿想必颜值很高吧？”

“一般一般，长得还可以。她们都在西安买了商品房。”裴建敏笑着，眼睛眯成了月牙。

原本裴建敏家的生活还可以，在白浪也算是中上等水平。过去他在河北、西安干一些水电安装的活儿，收入一直还不错。后来儿子没有考上大学，就跟着他一块儿干，看看儿子能够接手了，2005年，他就返乡开了一家磨面坊，帮乡亲们磨面加工粮食。

“现在这个社会，只要你勤快，就没有特别贫困的人。只要没有病、没有灾，生活都过得去。”裴建敏坐在沙发上用茶壶给我们倒水，“我们家要不是我老婆生病，我们也不会去申请贫困户。”

变故发生在2016年。有一天，裴建敏的爱人全红瑞感觉自己不舒服，像是感冒，浑身恹恹的没有一点力气，吃了一个星期药，症状依然没有减轻，她惶恐地到村卫生院向大夫讲了她的症状，大夫给她做了一些常规检查，没有发现问题，就又给她做了乳腺检查，过后大夫建议她到医院检查。听到大夫的建议，她回家告诉裴建敏。裴建敏记得有个亲戚得过这个病，就咨询亲戚。亲戚建议他们到河南省西峡县医院看看。夫妻俩没有耽搁，直接到了西峡县的专科医院进行检查，医院得出了疑似的结论。

“听到结论，我老婆傻掉了，不敢相信却不得不信，心理压力大极了，我赶快安慰她让她不要自己吓自己，这不还没有确诊吗？咱们再到西京医院看看。”裴建敏边喝茶边给我们讲当时的情况。“可你不知道，到西京医院看病，真正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看病难、看病贵。”

初诊后，全红瑞整天唉声叹气。听说西京医院是陕西乃至西北五省最好的医院，夫妻俩马不停蹄赶往西安，儿女们知道了母亲的病情，也都变得小心翼翼的。一大早就挂专家预约，然后排队等候，一天都快过去了，才看上门诊。但专家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开了一大堆的检查化验单，前前后后折腾了两个多星期，光检查化验费就花了2万多元，等到确诊了，需要住院了却没有床位，等了一个多月都没有住上院。没有办法，裴建敏找了他弟弟，他弟弟在西安的一家医院当医生，托熟人找了一位专家，拜托这位专家为他爱人主刀。谁知道，这个专家却要去美国学习一个月，说是等学习回来再做手术。

“你都不知道，人一生病，心理是极度脆弱的，真是应了那句‘病急乱投医’，这个时候什么都想开了，什么都舍得了，医生就成为他们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这个专家一走一个月，不要说我老婆，就是我也受不了，觉得多等一段时间就多一份煎熬。”裴建敏抬起手拨了一下他的头发，“其实那个时候我比我的老婆压力更大，因为在做检查时，我碰到了一个来复查的病人家属，我问他们做手术花了多少钱，他说加上化疗，前前后后花了有20多万。”

“20多万，那要我多少年才能挣回来呀。可我知道，要是真要那么多，我砸锅卖铁都要帮媳妇看，她这么多年跟着我，也没有享过什么福，我外出打工时，都是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家里撑着。我欠她的。就这样我还不敢让媳妇知道，害怕她心里有负担。 ”

裴建敏坐在沙发上，说到激动处就站了起来，“从来没有什么事让我这样煎熬过，在她动手术前的日子，我成宿成宿地睡不着，既担心她的身体，又担心巨额的手术费。”

在西安不顺利的求医经历加剧了他的惶恐。所以等弟弟建议他们到湖北省十堰市太和医院就诊时，他忙不迭地答应了，毕竟那是他们农合报销的定点医院，报销比例能高一些。

太和医院是国家公立三级甲等医院，还是全国改革创新医院。在西京医院看病备受打击的裴建敏在这里得到了“上帝”一样的待遇。

“到西京医院看病的人太多了，挂号、检查没有人帮你，但在太和医院就不一样，有时候你找不见门，稍微迟疑一下，就会有专人上前主动问你需要什么帮助。导医台的服务那更是到位，会帮着你从手机上预约挂号，一步步指导你怎么看病，每一个流程都给你说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裴建敏有些急切地向我们诉说，为了验证他的说法，他起身去电视柜的抽屉中弯腰翻找起来。

过了一会儿他直起身，手里拿了一本发黄的小册子。我接过小册子翻了翻，发现小册子里的内容非常丰富，有医院简介、医师介绍，关键的是册子后面还有建议栏，让病人和家属给医院提合理化建议等。

难怪裴建敏会将这个小册子当宝一样带回来。在中国，看病难、看病贵是难症。尤其是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起个大早，排队挂号，医生面诊，做各种检查，等检测结果……漫长的等待，恐怕也只是完成了看病的第一步。而他们在西京医院的经历正是如此，所以他们才会对太和医院的服务难以忘怀。

“其实开始我也没有想为家里争取贫困户的想法，在住院期间和同病房的病友家属闲聊，才知道当了贫困户，得了大病报销比例可以达到90%，而且可以先不掏钱。”被老婆的医药费搞得焦头烂额的裴建敏听到这个消息，有些坐不住了。“我们那个时候做手术花了4万多，只报销了2万多，化疗一次1万多，结果只报销了4000多。而我们同病房的湖北人，人家是贫困户，他们也做化疗，做了七八次，一次1.2万元，人家能报1万出头，巨大的差距才使我产生了申报贫困户的想法。”

2016年10月，裴建敏的妻子被确诊为乳腺癌时，裴建敏也曾经去金乐凯那里咨询有关政策，金乐凯明确告诉他，只要符合政策，自己可以提出申请。后来因为到处看病，就把这事儿给耽搁了。在太和医院，看到报销比例如此悬殊，裴建敏又动了申报的心思。

2017年元月份，裴建敏为妻子办理了出院手续，但后期的化疗要做11次，不菲的化疗费用，让裴建敏心有余悸，“我们一出院，我就去找了社区主任，当时是刘主任，我问他我老婆得了大病，能不能申请贫困户？”

裴建敏那个时候心里是怀着热望的，如果家里能够申请上贫困户，今后老婆看病的费用可以节约不少，家里的负担就不会那么重。可是当时社区主任的一席话浇灭了他的热盼。“原则上，贫困户只能出不能进。”刘主任的话让裴建敏备受打击，他想他铁定是申请不上贫困户了。带着失落，裴建敏从社区办公楼往家走。离家越来越近，他不得不打起精神。老婆得病后，总觉得是她拖累了家里，整天唉声叹气的，他不能再给她增加思想负担。一回家，他立马换上笑脸，在屋里忙里忙外，暂时把失落压在心头。

2017年7月，贫困户的数据清洗工作结束后，一些不符合政策的贫困户被清洗出去，裴建敏的机会终于来了。数据清洗后，村里要求每个村民小组召开会议重新评定贫困户，裴建敏所在的二组有天晚上召集大家开会，会上还有镇上的干部参加。在会上，裴建敏将家里的情况说明，征求组里群众的意见，群众一听他老婆得了这么严重的病，而且每次化疗要花那么多钱，都纷纷表示，他们家的情况应该申报，经过群众评议，裴建敏家终于被评定为贫困户。得知被评上贫困户后，全红瑞忍不住哭了起来。和裴建敏不同的是，姬随记的贫困户是他老婆“偷听”来的。

姬随记的家离白浪牌楼也不远，和裴建敏的家在一条巷子里，但他的家更靠南面一些。董艳伟一边走一边给我讲。这里原来是一个打麦场，村子里人多地少，宅基地更少，许多人家的宅基地，都是老一辈传下来的。而姬随记家的宅基地，则是村民小组把原来的打麦场挤出来给划拨的。听了他的解释，我总算明白姬随记家的房子为什么盖得那么靠南了。

在那座坐西朝东的楼前，一个佝偻着腰的精瘦男人招呼着董艳伟和我一起进了屋。那座楼感觉没有别人家的楼宽，进了屋里，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一进门，姬随记就搬出两张小椅子让我们坐。正对着我们的是农家惯有的中堂，他们家的是一幅财神图，下面是一张红色的条几，条几两旁各摆一个红色花瓶，花瓶里各插着一把塑料花，艳俗地盛放着。

就在我打量着屋里的摆设时，一个50岁左右的中年妇女进屋来：“你们没有吃早餐吧，我去给你们冲点鸡蛋水。”她边说边打开冰箱门，从里面拿出了四个鸡蛋。见状，我还没有反应过来，董艳伟站起来一把拉住她，一边向我解释：“她要去给咱们做早餐。”我一听连连摆手：“不必麻烦，我早上吃过饭过来的。”在董艳伟的阻拦下，那妇女有些怏怏地将鸡蛋放回冰箱：“你们真吃过了？”我连连点头，心中很为这个女人的热情所感动，不过，我也在心中暗暗猜测：估计这是个河南媳妇。

姬随记就坐在旁边，什么也不说，看着我们推来让去。他本就是一个寡言的人，当我问他什么时候得病的，得病前在干什么时，他才缓慢地用非常沙哑的声音回答我：“6年前，那个时候还在砖瓦厂上班烧窑。”

姬随记原来算是白浪村比较富裕的人，因为他有烧窑的手艺。前些年砖瓦厂红火的时候，可以养活100多号人。白浪村的闲散劳力大多都到砖瓦厂帮工，会烧窑手艺的姬随记就成了众人眼中的大师傅，是个很牛的人。据他说，他的烧窑手艺是到河南禹州学习的，但村里人都说，他就是机缘巧合帮过外地的烧窑师傅，师傅就把手艺传给了他。不管怎么说，姬随记都是村里公认的能人。

过去因为砖瓦厂的存在，白浪也成为十里八乡人人争羡的地方。每次烧窑时，不单是成年人的节日，更是儿童们的乐园。分田到户后，家家户户分开种地、分开收割，再也看不到过去生产队集体劳作的场面，而在砖瓦厂干活，给了他们集体劳作的机会。在砖瓦放到窑内之前，大家在一起脱砖坯、做瓦的场面蔚为壮观，刚开始这些都是用模具手工来做，砖坯、瓦片要晾晒一段时间才可入窑，帮工的人在劳作时说说笑笑的，感觉回到了集体经济时代，还是很开心的。那时候的窑一般是呈圆形的平坦土锅底，那些泥身的砖坯和瓦坯按照顺序码放在窑里，码放完整后，烧窑师傅封窑点火，一窑砖瓦经过一段时间（一般是七天左右）的烧制就可出窑了。

烧窑可是一个技术活，封窑点火以后，就是姬随记大展身手的时候。因为这期间，他要把控烧窑的火候，“一窑炭火一窑砖，一方水土一方人”。每一窑烧出来的砖都是不一样的，就和瓷器一样，每一窑和每一窑的成品都不相同。烧窑的火候至关重要，要恰到好处，要不烧出来的砖瓦不是破了相就是纹理参差不齐。师傅在烧窑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那时大家都是很尊重他的，时常有那外地来拉砖的就围着他问砖什么时候能出窑，他们好抢得先机，时不时地就有人给他递烟。那时候，他经常嘴里叼着烟、耳朵上夹着烟，看起来神气得很。就连孩子们也跟着他的屁股后面转，央求他不要给窑主告状，不要让窑主把他们赶跑，因为他们的吃食还放在“圆锅底”。

封窑点火前，村里的一些孩子会用一些泥包了鸡蛋、捕来的麻雀、挖来的田鼠、打来的野兔、偷来的家鸡或者土豆、红薯，放在窑顶的“土锅底”埋起来，等着被滚烫的黄泥土蒸出美味，饱餐一顿。

在砖瓦厂的时光，是姬随记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姬随记沙哑着嗓子说起过去的故事，脸上洋溢的笑容，在这个现在连说话都吃力的烧窑师傅身上流淌。

“不要说太快，慢慢说，喝点茶。”旁边的女人小声地提醒他，手里端着杯子递给他。

“他现在连说话都不行，喘不上来气。”她笑着和我解释。“来，我给你加点水。”她殷勤地把我的纸杯拿去。为了证实我的猜测，我问董艳伟：“河南的？”“嗯，好像是2008年才嫁过来的。”

“啊？”趁着女主人去加水的空儿，我把董艳伟叫出来：“怎么回事儿？”

“姬随记原来有一个老婆，是先天性心脏病，一辈子也没有生育过，抱养了一个女儿。2007年，他原来的老婆去世，经人介绍和现在的这个结了婚，她家里老公死了，带着一儿一女嫁过来的。姬随记原来的房子在那边。”董艳伟边说边给我指，隔着一条公路，可以看见那边的二层小楼。“那边女儿招了个上门女婿，他们只好分家另过了。村里也是看他们情况特殊，才专门批了这块宅基地给他们。”

弄清楚了事情的原委，我忽然发现这个烧窑师傅也是命运多舛，看着他即使坐着也不得不佝偻的腰，谁能想到曾经的他那样意气风发过？

“你们都坐呀，站着干啥！”姬随记的老婆端着水急匆匆地走过来，“快坐、快坐，杵到那儿干啥，艳伟，你赶快让人家领导坐呀。”她一边说一边将水放在茶几上，一边走过去拉着董艳伟坐下，不好用手来拉我，她用热切的眼光示意我坐下。我不得不快速地坐下。

“嫂子，别忙了，你也坐下。”我招呼着她，“大哥说话不方便，现在你就坐下来帮他说。”

“好。”女的爽朗地笑着坐下。

“嫂子，你老家是哪里的，叫什么名字？”

“我家就是荆紫关下面一个村子的，离这里不远，有十几里。我叫刘瑞霞。”她不像别的农村妇女那样高喉咙大嗓门地喊叫，而是轻轻的、柔柔的，但很是清晰。

“大哥是怎么得病的？你们又是怎么评上贫困户的？”

“那是2013年，他当时觉得心慌得厉害，吃药也不管用，我们就搭车到十堰的太和医院检查。”刘瑞霞拍拍胸口，仿佛姬随记犯病的情景再现。“到那儿就挂了急诊，一项项检查完，说是扩张性心脏病，而且还有尿管瘤。情况很危急，大夫不让转院，再说到商南医院要80多里，而且商南医院也做不了搭桥手术，后来我们就在太和医院把手术做了。结果只报销了50%。就这，县合疗办的人还说就白浪和月亮湾的人事多，看个病还非要到太和医院。”

说话间，刘瑞霞站起身，去抽屉里拿出药：“你该喝药了。”她把药瓶递给姬随记。姬随记接过药瓶，倒出几粒药放到嘴里，用水灌了下去。

“你不知道，他刚做完手术回来，到商南县医院复查，脸肿了，腿也是肿的，让人看着怪难受的。”说着，刘瑞霞的眼睛都红了，“刚做完手术那几年，家里可真难呀，那时候孩子们上学，几十元的学费都没有人肯借给我们。到太和医院人家让先交费再治疗，我们那时拿不出钱就只能到县医院复查。那时候村里也已经开始搞‘双包双促’，但说我们家条件还可以，没有给我们评。他也不愿意找，什么都不做，嫌给别人添麻烦。”

姬随记听刘瑞霞说到这里，禁不住咳嗽起来。刘瑞霞看了他一眼，接着说：“其实人家生产队里开过会，解释过政策，说是家里要是有人突然得病，国家是有政策的，可以去争取。人家金书记和谢来元来家里时，也宣传过这样的政策。我没有读过书，是文盲，听了以后，就撺掇着让他去找村上反映反映，可他就是不去，真是把人气死了。”

姬随记听她这样说，多次用目光制止她，可她根本不看他，自顾自地说：“我记得是2017年，那时生产队里一些人的贫困户被撤销了，人家生产队召开村民小组代表大会，又说到了这个政策，我就动心了。”刘瑞霞有些不好意思地抬头看着我，“人家开会没有叫我，我是趴在门上偷听到的。”

我想象着当时的那个场景，禁不住有些莞尔：“这个家如果没有刘瑞霞，估计依姬随记的脾气，一定不会主动跑去找村干部的。生活还不知道该怎样艰难！”

这个河南媳妇确实很有河南人那种敢拼敢闯的劲儿，该争取的她一定会去争取。

偷听到“机密情报”后，刘瑞霞直接到了社区办公楼，找到张三强反映了情况，张三强听了以后，建议她先写申请，然后再找村民评议，组织村民投票。让刘瑞霞高兴的是，获得了多数村民的同意后，他们家的贫困户就评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