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小极小极”的白浪街，我一片茫然：这条不足500米的街，就是那个“一脚踏三省”“鸡鸣闻三省”的地方？

可千真万确，这街就叫白浪街。就是贾平凹写下的“这头看不到那头”却又“小极小极”的“白浪街”。

40年光阴，板门房早已不存，取而代之的是至少两层的楼房。还在外貌上保持旧容颜的就剩下三省客栈和三省饭庄了。一家飞檐翘壁，一家青瓦白墙，站在挂着红灯笼的三省饭庄门口，恍如进入了旧时光。

在白浪社区党支部书记张三强的陪同下，我穿过门洞，却发现院子里“别有洞天”，后院一幢四层高的楼房拔地而起。这才是食宿一体的三省饭庄。

在三省饭庄安顿下，张三强告辞回去。稍做休整，我开始寻找那块界碑仄石。界碑仄石早已不存，取而代之的是一块三角形的“三省石”，石上还盖了亭子。

霜降已过，草木黄落。而三省石亭子旁的柳树叶子却未变黄，依然绿绿地挂在树上。过了旅游旺季，依然有零零星星的游客前来，豪迈地将脚踏在三省石上拍照留念。三省饭庄的墙壁上镶嵌着几块黑板，全文镌刻着贾平凹的《白浪街》，有游客念着念着，便抬脚进入三省饭庄。老板和老板娘并不主动邀请游客用餐，任由他们来去自如；有用餐的，自有老板娘上前招呼递上菜单，老板一声不吭进入厨房开始忙活。夫妻俩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一看就是合作了许多年的结果。

在这条不足500米的街上踱来踱去，心中惆怅无比。从三省饭庄往东10米处，有一间红砖瓦房，好像已经久不住人，紧闭的斑驳木门，长满青苔的房瓦，蒿草丛生的小院静寂无声，让人徒生凄凉。

40年的时光，不算长也不算短，就这样让白浪街变了模样。一个原来繁华如“香港”的地方，是怎样没落如斯的？心中疑虑重重，明天我能从张三强的口中听到答案吗？

一阵风来，我禁不住裹了裹衣裳，已是初冬天气，傍晚的风还是颇有点凉意的，500米的街道已让我走了两个来回，天色向晚，我转身回到饭庄。

找老板娘要了一碗苞谷糁子红薯粥与一碟小菜，我有滋有味地吃将起来，本想清清淡淡地吃个晚餐，谁知道小菜竟然齁咸，但量却十足。起身付账时，看到老板娘的窗前放了一张印有支付宝、微信收账二维码的卡片。随着“嘀”的一声，老板娘已经妥妥地收了款。看来支付宝、微信早已完成了“上山下乡”，普及到村了。

翌日清晨，在窗外鸟儿的啾啾声中醒来，有刹那间的恍惚，多久没有听到鸟儿的叫声了？拉开窗帘看到三省饭庄那一脊的黛瓦，呼吸着早晨清冽的空气，压抑的情绪也在一点点释放。从雾霾浓重的古城一路南下，这样的宁静让我格外舒心。

拾步下楼，在通往门洞处发现有一后门，忍不住好奇，推门观望，却发现屋后有一小河淙淙流过，没有经过整饬的河道充满野趣，一蓬芦苇、一丛野蒿、几棵杨树将河岸点缀得生机勃勃。这河，想必就是白浪河了。白浪街依山临水，因紧靠发源于陕西商南湘河镇南部的白浪河而得名。昨天在那500米的街上闲逛，并没有看到白浪河，我心中还很纳闷，不想今日就见到了。

白浪街西南傍山，东北环水，山水之间有良田千顷，田园葱绿，似江南风光。从此处渡丹江，是河南省淅川重镇荆紫关口，逆流而上，直通陕西省丹凤县城，顺水而下，又是湖北省著名的丹江口水库。这个素为三省共管、总面积不足千平方米的街道，却是三省古今的通衢和要冲。

三省友谊广场位于陕西白浪村以东100米

按照记载，在现在的白浪街北100米左右，原有一座火星庙，那里才是三省交界之处。而那个地方就是陕西白浪和三省友谊广场所在的地方。她的指点让我想起来时的路上，因为商郧公路正在修建，商南县到白浪还未有高速通车，需要绕道河南，从荆紫关镇过丹江大桥才可以到陕西白浪。1997年，商南县撤掉汪家店乡，设立了白浪镇，镇政府所在地就在离白浪街100米远的北边街上。那是一条宽阔笔直的街道，一眼就能看到头。在街的最东边，一座上书“陕西白浪”的牌楼高高挺立，牌楼东边便是河南地界。2010年，敢想敢干的河南人，不但倡议重修了“三省石”友谊碑，更在离陕西“白浪村”东边不到100米的地方，兴建了三省友谊广场，一座高几十米的友谊塔拔地而起，一些徽派建筑风格的宾馆也落地而建。

三省石就位于贾平凹描写的“小极小极”的白浪街上

手机响起，白浪社区的党支部书记张三强到了，在他的引导下，我们前往陕西白浪社区。

从三省饭庄出门往西走不到100米右转有一座正在修建的桥，那座桥是由湖北省白浪镇出资修建的，刚刚施工完毕，灰蓝色的小桥栏杆上雕龙描凤，一派祥和。晨雾中，两只悠闲的白鹅在水中觅食，白浪河水微澜，南方青山隐隐，这个偏僻的小山村在秋冬之交的季节里显得静谧而安详。静水流深、岁月静好，在这样安逸的小山村不由让人想起那些美好的词汇。

走过小桥，路过两户湖北人家，东侧的那一家墙脊处堆放的木材，码得整整齐齐的，足有半墙高，劈开的木材散发着原木的清香。木材上方“精准扶贫，一个都不能少”的猩红标语，带着这个时代强烈的印记。而我此行，就是奔着“精准扶贫”而来。

陕西白浪的高大牌楼在这个三省交界处显得格外高大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省湘西州花垣县排碧乡十八洞村调研扶贫攻坚，强调：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这是首次提出精准扶贫重要思想。从此，在中国，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就成为各级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走过这两户人家，不论是向左还是向右都会拐入一条笔直的街道，这条街就是陕西白浪社区所在。街道两旁整整齐齐的两层农家楼房就像站岗的哨兵，伟岸踏实。这个在三省饭庄老板娘张艳丽口中漂亮整洁的街，果然和三省饭庄所在的那条街不同，特别干净素雅，路边新栽的银杏树树叶在这个季节已经泛黄，飘飘洒洒的一地黄叶没来由地让人心伤，可勤快的保洁员一扫帚就让你的忧伤没了由头，那忧伤随着扫帚挥来挥去，竟无端地明媚起来。看到北边楼侧灰底红字的文化墙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熠熠闪亮，心中很是为这条街的规划者喝了个彩。东边是雕梁画栋的牌楼，西边是古色古香的街牌，这些无不彰显着三秦大地的文化底蕴，可见设计者的用心。这条街原是白浪镇政府所在地，这条不足500米的街当年也曾繁华一时。2015年，全国撤乡并镇时，因为白浪镇的人口不足一万人，便被并到了湘河镇，陕西白浪镇政府便不复存在。曾经的白浪，与别的三省交界之地不同之处，就在于三省都在这里设有乡镇政府。而2015年，陕西的白浪镇政府却湮灭在那一年的撤乡并镇中。

规划整齐的陕西白浪彰显着深厚的三秦文化底蕴

漫步在这条幽静的街道，仿佛时光穿越，特别是街上那个客运站给人的感觉就像20世纪80年代，发黄的墙面，醒目的客运标志，一条小街、一个小站，从这里人们走向天南地北，回到故土家园。

一路向西，在街的尽头，就是白浪社区办公所在地。2014年，白浪村和月亮湾村合二为一，月亮湾村在白浪村西北十多里的地方，丹江穿村而过。两村合并后，被称为白浪社区，月亮湾不再有村的建制。

白浪社区办公楼前有一个广场，在这个狭小逼仄的村庄显得格外难得。上二楼，楼梯拐角处墙上印着“中国社会扶贫网”的网址，向人们宣示着中国农村当前最重要的工作。

二楼最北边的房间是白浪社区的“办公中枢”，社区书记、主任、副书记、副主任都在这里办公，外面有一间开阔的房间，墙上贴着关于“脱贫攻坚”的各种政策法规。

张三强过来给我倒上茶，殷勤相让：“商南县的本地茶，商南泉茗，你尝尝。”

我接过茶，抿了一口，入口并没有什么感觉，但过了一会儿，喉间有了清凉之感，这茶回甘不错。端着茶杯，环顾一周，发现这间办公室除了两张办公桌，最大的特色就是沙发。一圈儿沙发放在办公桌西侧，两张办公桌依窗而放。张三强坐在北边面南的桌子，南边是社区主任的座席。

贫穷从来都不是什么值得展示的事情，可我们的话题不得不围绕着贫穷展开。

贾平凹在《白浪街》开篇便有“五里到月亮湾”的描述，这里的月亮湾，就是张三强的故乡。丹江河南方有一座山，山崖有一块凹进去的石壁，石壁的最高处有五层楼高，颜色十分的亮白，远远看去酷似上弦月，故名月亮湾。那里三面环山、一面环水，有世间难得的美景。

张三强开口说话时，我吓了一跳，他的话初听起来和河南话相差无几。这个地方还真是十里不同音。2014年，白浪村与月亮湾村合并，张三强从月亮湾村的党支部书记转任白浪社区党支部书记，两村合并后，就形成了一个村子的人任书记、另一个村子的人任村主任的“行政格局”。

这里是白浪社区脱贫攻坚战的指挥中枢

白浪社区共有588户，1823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04户，358人。贫困发生率达19%，属一般贫困村。张三强张嘴就将这些数字报出。月亮湾村过去因为交通因素制约，贫困人口比较多，共70多户，白浪村少一些，有29户。2018年，该村要整村出列，退出贫困村；2020年，要稳定实现贫困户“两不愁”（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和安全饮水）。

娴熟的回答，让我对张三强刮目相看，也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检查，才让他对这些数字烂熟于心。我忍不住夸他对贫困户了如指掌，他龇牙一笑：“我这社区书记不是白干的，我已经干了15年的支书，并村之前，我在月亮湾干了10年，月亮湾每户人家的情况，我是摸得清清楚楚，白浪这边我也熟悉了，可不如那边摸得透。你要让我说每家每户的情况，我连他们祖上三代都能说得清，可刚那些数字，我总是记不清楚。”

他说得很清楚啊，两个村有多少贫困户，他不是门儿清吗？这让我产生狐疑。直到两天后，和他一起吃饭，才知道“记不清楚”是咋回事。那天在场的有包村干部、第一书记、工作队队员，吃饭时，大家的手机都放在餐桌上，我看到包村干部那个透明的手机壳背后有一张写了字的纸，有些好奇，就凑到跟前儿看，一看才发现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贫困户的各项数字。张三强看我看着手机发呆，就把手机拿到我跟前：“喏，这就是我的‘秘密武器’。”然后他们齐刷刷地将手机背面亮给我，原来他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秘密武器”。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们现在村上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脱贫攻坚。今年村里要整体脱贫，可真是压力山大。”张三强抽着烟，眯着眼睛，两手不停在桌上的文件中翻找。“奇怪，放哪里去了？”他嘴里一边嘟囔，手里一边翻找。

“嘿，原来在这里。”听着他如释重负的声音，我也随之轻松起来。

“今年我们村就要脱贫了，最近会有第三方评估单位来进行检查，不知会不会抽查到我们，我们要做好准备工作。”

曾经我看到过一篇报道：在一次贫困县退出的第三方专项评估检查中，评估组“抓”到一个疑似漏评户，给县里反馈后，县长亲自到现场核查。因证据确凿，县长当场落泪。

原来，该县所在市除了规定领导干部在脱贫攻坚任务未完成的情况下，不能调动岗位，市委、市政府还专门规定，根据第三方评估的分数对各县脱贫攻坚工作排名，把排名情况作为领导干部提拔的重要依据——比重高达70%！

想到那篇报道，我连忙搭腔：“这个评估很重要，特别是要重视那个‘两率一度’（精准扶贫识别率、精准退出准确率、群众满意度）。”

“你也知道‘两率一度’呀，这个群众满意度确实是我们最头疼的事情。”张三强拿着《商南县脱贫攻坚政策文件汇编》看向我，“从2013年搞‘双包双促’开始，我们整天就在扒拉着村里的贫困户，村里每家每户的情况我们都了解。若说前些年，有漏评、错退的情况也还有可能，因为2015年搞脱贫攻坚时，镇上分配有指标，镇上有些村贫困户指标根本用不完，我们这边条件差，就多分配了一些，那时，可能存在不符合条件的被评上的情况。可是到了2017年数据清洗时，那些错评的都退了出去，不会存在漏评、错退的现象。”

正说话间，一男子匆匆走了进来：“一会儿李镇长要来，关于拆养鸡场、养猪场的事情。大家准备一下吧！”

进来的人是白浪社区主任齐建林，他刚从镇上回来，先镇长一步到达社区办公室，向大家通知。闻讯，副书记李军旗、副主任董艳伟一块儿过来，大家围在一起商讨。

近些年，各地环保测评越抓越细，许多达不到环评的工厂相继关停，白浪过去的砖瓦厂、黄姜石加工厂都因为这个原因相继关张。普通地区都如此，何况这里还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涵养区之一。

陕西位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起始端，不仅是“南水北调”的核心水源，更是汉江、丹江的发源地。据了解，汉、丹江流域在陕西涵盖陕南三市28个县（区），为中线工程提供了70%的水量。

滔滔丹江绿水，奔腾过秦岭，一路北上，润泽京津。

陕西之于现代中国的意义，不仅仅是圣地延安对中国革命的伟大付出，还有着饮水（南水北调）、天然气（西气东输）等民生保障方面的巨大奉献。

湘河镇副镇长李旭东匆匆而来，布置了拆除鸡舍、猪场的任务，特别是白浪河沿岸，鸡舍、猪场必须拆除。

张三强他们一听，直接就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当年县里可是大力提倡贫困户们搞养殖业的，对一些有养殖基础的还鼓励他们扩大规模，拿到补贴，现在大家把鸡舍、猪圈搭起来了，这说拆就拆，贫困户们的损失谁来赔？

李旭东看大家久不表态，瞪着眼睛从大家脸上一一扫过，张三强首先将目光移开，不安地盯着自己的脚尖。扫视一圈，看大家还没有表态，李旭东直接点名：“张书记，你看呢？”张三强挠了挠头：“我们尽量做工作，尽量完成任务。”

“走吧，带我去看看这些养殖场。”李旭东带头向门外走去，村干部连忙跟上。

在他们走后，我也回到了三省饭庄。看时间还早，我又到街上溜达起来。沿着三省饭庄往东10米，有一条小路通往另一条街，这条街住的是湖北白浪村的人。沿着这条街向东，我终于看到了另一个白浪。

这条街上，一条水渠奔向东南，这条由河南淅川建于20世纪80年代的“小水利”工程今天还在发挥它的作用。水渠东南一片开阔的耕地向远处延展，让窄小的白浪生机勃勃，让人忍不住要多呼吸几口麦田的清香。(www.daowen.com)

虽已是初冬天气，但在白浪却感觉不到冬的寒意，沿着这条街往东走，房屋慢慢隐去，只看见百里平畴向丹江河畔延展，西南方有小山隐约闪现，山坡上树叶或金黄，或艳红，或翠碧，颜色繁盛如春夏之花，一层层颜色在小山上叠撞，绚烂至极，让这个小山村呈现出非同一般的美。

一路感慨着回了饭庄，中午休息了一会儿，又赶往白浪社区。

中国的脱贫工作早已有之。1986年就开始启动国家大规模减贫计划，那时划定过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

白浪街西南傍山，东北环水，山水之间有良田千顷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实现了大规模减贫，每年以1000万以上人口脱贫的速度让全世界震惊，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也创造了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地区、贫困县、贫困村脱贫的成功经验。其中相当一部分靠的就是扶植农户养殖家畜以及种植经济作物。

如今，刚刚培育起来的养殖业，和以前的那些小企业一样，又面临被取缔的厄运，在扶贫任务还很重的当下，这些基层干部又将怎样面对？心中揣着种种问号，我走进了白浪社区的“办公中枢”。

踏进门就听见张三强他们在争论，齐建林说：“当年镇上和县上可是鼓励大家搞养殖业的，现在大家都投资修建起来了，这说拆就拆，这个损失谁来赔呢？”张三强也说：“唉，真没法儿，这一天一变，可让咱们怎么给群众做工作呀。”李军旗和董艳伟也异口同声地说：“是呀。”可是，上级布置下来，他们还是要去做。无奈，张三强给董艳伟布置任务，让他去把临着白浪河的养殖户数统计出来，董艳伟面露难色，问：“光统计就可以了吧？”

张三强本想说什么，但临了，还是摆了摆手，答了一声“哦”。说完他和齐建林对视一眼，都没有再说什么。

在他们争论期间，我的目光被墙上的一幅宣传画吸引，内容为“党建领航脱贫攻坚”，在那上面我看到了驻村第一书记的照片和联系电话，商南县环保局的主任科员金乐凯瘦削的五官、深邃的眼眸让我印象深刻；上面还有驻村工作队队员——商南县物价局主任科员刘书明。正要细细看完，却听到张三强说：“这个现在已经作废了，是2017年前的，现在不再按照那个执行了。”

我收回目光，走到沙发前坐下。脱贫攻坚工作有“四支队伍”（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员、包村干部、村干部），这个之前我有所了解，所以看到第一书记的情况多了些关注。

在中国，“第一书记”被人熟知，是因为拍摄于2010年的一部电影——《第一书记》，那部电影是以驻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第一书记沈浩为原型创作的。2010年7月，干部驻村帮扶工作进入第四阶段，以“选派优秀机关干部到农村担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为主要内容的工作启动。十八大以来，中央把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作为全面从严治党向下延伸的重要抓手，目前全国共有19.5万名第一书记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1]

“我看现在的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员就是领导干部的‘上山下乡’。”张三强此语让我猛地怔住，继而拍手称妙。谁说这不是新一轮的“上山下乡”呢？不过这一次是针对领导干部的。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上山下乡”，曾将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下放乡村，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在2018年1月5日国新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扶贫办党组成员夏更生介绍，十八大以来，全国共选派277.8万人驻村帮扶，为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解决贫困村基层领导和组织力量不足的问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77.8万人，按全国公务人员700多万计算，高达38%的公务人员被投入扶贫一线。

在这场规模空前的减贫过程中，上到中央、下到村庄，大到国企、小到个体，无论是党政机关、民主党派，还是国有企事业单位，甚至不少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都有不同程度参与，创造了每年减贫超过1000万人口的“中国奇迹”。这还真不啻一场新的“上山下乡”运动。

改革开放40年多来，中国已经使7.4亿人口摆脱贫困，现在仅剩3000万人左右。

终结贫困一直以来都是人类的主要任务之一，但直到最近仍被视为“乌托邦般的梦想”。许许多多国家都在为减贫做努力，可结果收效甚微，为什么只有中国做到了？

致力于乡村政治、乡村治理和农村民间组织研究的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仝志辉在自己的论著《中国减贫的历史意义与世界意义》中揭开了这一谜底：对近1亿扶贫对象、12万个贫困村逐步建立起“专属档案”，进行精准识别，这样精细和如此规模的工作，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县抓落实的扶贫开发管理体制和贫困县考核机制，与发展中国家依赖国外发展、援助不同，中国是充分利用体制的力量，由政府主导，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扶贫；与国外的发展援助降低了贫困群众的自我发展愿望和能力不同，脱贫攻坚强调增强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提倡以贫困群众为主体，倡导扶贫先扶志、扶智，充分调动贫困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同时从教育、医疗、文化等多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对口扶贫，全国一盘棋，充分调动全社会对贫困问题的关注，调动了全社会的资源，形成对口扶贫，全国一盘棋的格局。

这些方案行之有效，是中国对人类减贫事业的重大贡献。

据联合国有关部门统计，全世界有7.83亿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其中大部分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很多在非洲。中国在减贫上的“中国经验”，对解决这一问题的帮助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不仅在国内减贫，还把自己的一些经验推广到世界其他地方。联合国官员表示，正是在中国慷慨、实际、以市场为导向、不受限制的援助和投资帮助下，2000年启动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项目才得以实现。^[2]

“你才多大，怎么会对‘上山下乡’有深刻的理解？”我看着张三强不禁发问。

“我是1967年的，那时我爸是村支书，所以我对知青有所了解。”

张三强说他6岁的时候，忽然明白了一件事：人和人的活法真的不一样。

张三强出生时，上面已经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三强的名字是因为他行三得来的。几年后，家里又添了两个弟弟。兄弟姐妹5个，相差不大，一溜儿地长大，快要把家里的茅草房挤爆了。

6岁那年，家里忽然来了两个知青，他们是来吃派饭的。他还记得，他们来之前，妈妈将家里好吃的搜刮到一起：五六个老母鸡下的蛋、暄白的馒头、嫩生生的小葱……隆重得就像过年一样。看着白生生的馒头，张三强禁不住咽着口水，不停地问妈妈，家里是否有贵客，他妈很自豪地说，是城里人，咱们不能让城里人瞧不起。那个时候，张三强不明白，为什么城里人会瞧不起他们。越想不明白就越是想问，拉着妈妈的衣襟跑来跑去，妈妈忙着做饭，有一次妈妈的步子迈大了，张三强的小短腿没有跟上，便被拖倒在地上。妈妈没有顾上拉他，直接到厨房做饭，闻着葱花炒鸡蛋的香味，本来赖在地上大哭的张三强一溜烟儿地跑到了厨房，吸溜着鼻子，盯着盛在盘子里的鸡蛋流口水。为了补偿他，妈妈捏了一块鸡蛋给他，那个香味至今还留在他的记忆中。他说那是他今生吃过的最好吃的葱花炒蛋。他还记得，那天他只吃到了那块蛋，其余的还是平时吃的玉米面窝头和苞谷糁稀饭。两种不同的饭食，是张三强幼时对城里人和农村人最初的印象。

那次派饭后，张三强对那些“上山下乡”的城里人多了份好奇，没事他就到知青点去玩耍，听那些知青晚上念报纸、背毛主席语录、唱革命歌曲，一切都很新鲜，看那些知青衣着光鲜，用牙刷刷牙，脸上还抹雪花膏，他才知道原来有人和他们活得不一样。那些城里人即使是来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也还是和他们活得不一样。从此“城里人和农村人不一样”就在他心里扎下了根。

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的人，都对中国的户籍制度印象深刻。在80年代以前拥有城市户口，就意味着拥有了生活保障。意味着可以吃上商品粮、拿上工资。为此，多少优秀的农村青年挤破头去考“初中专”，期待着“鲤鱼跃龙门”，期待着自己摆脱农民的身份。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里写道，国家要搞工业化，就得积累资本，这就得让一部分人做出牺牲，中央反复讨论，只好让农民做贡献。至于集体化向国家工业化贡献了多少，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的闫瑞珍教授认为，城市产业通过“剪刀差”提取的“三农”剩余大约是8000亿元人民币。那时全部工业固定资产还不足1万亿元。

从经济角度来看，中国的户籍制度加速了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也避免了大城市中“贫民窟”的形成，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对于广大农民朋友来说，却是禁锢他们阶层上升的枷锁。近些年来，随着农村补贴政策的出炉和户籍制度的破冰之举，城乡之间的壁垒也在慢慢被打破。

随着“上山下乡”的小插曲，张三强的脸上有了回忆的忧伤，但很快调整回来，依然是一脸的笑模样。

“今年你们就要脱贫验收了，那今年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脱贫是有标准的，我们称之‘五七标准’。也就是贫困户脱贫有五个标准，”说话间张三强把手伸出来，“一是收入，人均年纯收入3070元；二是有安全住房；三是义务教育阶段无辍学；四是有安全饮水；五是家庭成员参加合疗和大病保险。”他每说一项，就蜷起一个手指，五项说完，他的手掌就蜷成了一个拳头，张三强也忍不住笑了起来，“我们重点做今年要脱贫的贫困户的工作，保证不出现错退现象，你既然来了，还是和这些人多接触接触，听听他们的看法。”张三强看向我，“我们是按照‘八个一批 ’来帮助贫困户脱贫的。”

“八个一批？”

“就业创业、产业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生态扶贫、危房改造、移民搬迁、兜底保障，这‘八个一批’。”

“能给我介绍一些这‘八个一批’的典型代表吗？”

“像蒋改枝、姬随记、裴建敏、薛玉良、程文奇、汪保文、周保山、赵建成、刘巧荣等，你都可以去接触接触、采访采访。”

我忙不迭地点头：“太好了，我正有此意。”

“其实这些贫困户的标准都放在那里，按照要求逐项对照，工作倒也不难。就是整村脱贫的要求那可是硬头货，是要实打实放在那里的，这个要是没有上级的支持，有时是很难完成的。”

我诧异地看向他。

“整村脱贫的标准是七项，一要贫困发生率低于3%；二要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占全县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比重高于上年水平；三要有集体经济、合作组织或者互助组织；四要有标准化村卫生室；五要电力入户率100%；六要行政村通水泥路或沥青路；七要有安全饮水。”张三强说完挠了挠头，又翻看了一下工作手册，确定无误后，才松了一口气。

我不知道我能否一口气将这七条标准说出来，可看着张三强准确无误地说出了这七条，我心中还是服气的。

沉默有顷，齐建林忽然插了一句：“有时候上级来检查，也会到那些没有被评定上的群众家里调查，所以我们大家对这项工作还是很重视的，特别是2017年以后，我们对贫困户的评定那可是挨家梳理，群众评议，避免出现漏评现象。可就这样做工作，那个群众满意度我们还是心中没底儿。”

齐建林的话让我们都陷入了沉思。

“你们都在呢。”随着话声，一个瘦高个子的男人进入了办公室。

瘦削的脸型、深邃的眼眸，这个人我在哪里见过？我正在心里思忖。

“老金，你有什么事？”

“老金？”我口中喃喃，随后想起，这个人不正是商南县环保局的主任科员金乐凯吗？

他正是白浪社区的第一书记。

【注释】

[1]《人民日报》2017年6月27日。

[2]约翰·库珀：《中国最有可能解决全球贫困问题，而西方看到这一点不高兴》，《南华早报》2019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