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科技园区的兴起

一般认为，美国1951年在东海岸加利福尼亚州兴建的占地50英亩（1英亩约等于4046 m2）的斯坦福研究园（Stanford Research Park）拉开了世界科技园区建设的序幕。这种以产学研一体的新格局有效地将斯坦福大学的科研成果转化成为企业的产品和直接的生产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斯坦福研究园为基础，形成了世界著名的“硅谷”。

受硅谷成功的激励，在美国，各州争相制定高技术发展计划，在指定地区兴建科学园，各种以研究园、技术园、科学园、综合体，甚至硅沼、硅湖、硅岛等命名的科技园区遍布美国各州，如北卡罗来纳三角研究园、明尼苏达技术园、马里兰科学园、芝加哥科学-工业生产综合体、达拉斯通信走廊，以及路易斯安纳州拉菲特附近的硅沼、佛罗里达州的硅湖、犹他州盐湖城的仿生谷等等。这些园区位于不同规模的城市地区，从最大的都市区直到远离大都市数百英里（1英里约等于1.6 km）的小城市。

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也对建设科技园区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英国于1970年在剑桥大学的圣三学院仿效硅谷建立了剑桥科学园，此后，又建设了苏格兰硅谷、M4走廊地带等科技园区；法国于1969年开始筹建索菲亚·安蒂波利斯（Sophia-Antipolis）科学城，以后又兴建了以生物技术为主的布列塔民高技术园、以航天航空技术为主的图卢兹科学园、以电子技术和计算机为主的格勒诺布尔（Grenoble）高技术区等；日本在1963年开始建立筑波科学城，其后又兴建了广岛科学园、大分科学园、熊本科学城等；德国、意大利、瑞典、丹麦、比利时、加拿大等国家也陆续出现了大批科技园区。

不仅如此，20世纪80年代，科技园区的建设热潮也波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亚洲地区有韩国的大德科学城、大田科学工业园区、光中技术城；新加坡的肯特岗科技园；印度尼西亚的瑟蓬科学城；印度的班加罗尔科学城；泰国的曼谷科学园等。拉美地区有巴西的圣若赛多坎布斯技术园、里约热内卢生物技术园区等。一些出口加工区由于发展受制于外国投资企业的发展战略以及国际市场环境，在经过一段的时间的发展之后，也开始提升科技含量，向科技园区靠拢。

Castells& Hall（1994）^[33]这样总结：“科技园区已经抓住了国家以及地方政策制订者的想象力。它们曾被那些在一个技术和经济转型时代中需要作出调整而遭受痛苦的国家、地区和城市奉为灵丹妙药。”

图1-3、图1-4分别显示了国际科技园区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ience Parks，IASP，2002）对其科技园区设立时间的抽样统计和美国大学相关研究园区协会^[34]（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Related Research Parks，AURRP，1998）对美国科技园区历史性增长的统计，从图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园区建立于1980年之后，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经历了园区建设的高潮期，但从世界范围看，科技园区的建设热潮仍然方兴未艾。

图1-3　IASP对科技园区设立时间的抽样统计

图1-4　美国1951—1998年科学园区增长情况

注：IASP至2002年11月共计有250个成员单位，抽样统计的样本数为94个，以在线调查的形式进行；AURRP的统计基于其1998年的成员目录，但由于对科学园区的定义并未形成共识，目录所涉成员并非美国科技园区的全部样本。
资料来源：图2-3源自http：//www．iasp.ws/information/statistics.php？ce=；图2-4源自Link A.N.and Scott J.T.，U.S.science parks：the diffusion of an innovation and its effects on the academic missions of universiti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2003（21）：1323-1356.

（2）科技园区的概念与分类

除科技园区（Science Park）之外，各国还存在诸如研究园区（Research Park）、技术园区（Technology Park）、商务园区（Business Park）、创业园区（Innovation Park）、创业中心（Innovation Centre）、孵化中心（Incubator Center）、高技术密集区（High Technology Cluster）、高科技工业园区（High-Tech Industrial park）、技术极（Technopole）以及技术城（Technopolis）等多种称谓。这些称谓之中，部分是由于各国表述习惯差异，比如欧洲国家更多地使用“Science Park”或“Technopole”，而美国和加拿大倾向于使用“Research Park”；而有些称谓则确实存在规模上的差异或者功能上的指向，比如“Innovation Park”就更加强调孵化设施以及企业构成中以新创业企业为主。但总的来说，这些形形色色的命名，并非严格遵循统一的客观标准。

而与称谓上的千差万别相类似，关于科技园区至今仍未形成统一和标准的定义。Luger和Goldstein（1991）^[35]将“Research Park”（或 称Science Park，Technology Park）定义为“出售或出租空间上邻近的土地或建筑给主要从事基础或应用研究以及开发新产品的企业或其他机构的组织实体”。这一定义排除了诸如128公路地区和硅谷等高技术中心或地带，因为这些地区高技术企业的集聚独立于正式的组织机构之外；同时，该定义也将一般的工业园区和办公园区排除在外，因为前者以制造业为主，后者以管理以及销售为主。英国科技园区协会（United Kingdom Science Park Association，UKSPA，1985）将“Science Park”定义为：“一个初期以房地产为基础的区域，并具有以下特征：与大学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或研究机构具有正式的、操作上的联系；设计的目的是为了鼓励区内知识密集型企业和其他相关组织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管理功能，积极地服务于将技术和商务技能在区内企业间转化。”^[36]国际科技园区协会（IASP，2002）将“Science Park”定义为：“一个由专业人才管理的组织，通过促进创新环境形成、相关产业竞争力提高与知识导向的制度发展，从而实现其共同的财富增加。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园区内激励和促进大学、R&D机构、企业和市场之间的知识和技术流动，通过孵化和衍生过程为创新型企业的诞生和成长提供便利，并提供高品质的空间与设施以及其他增值服务。”^[37]这种定义显然更加强调园区内部企业、组织以及它们所从事活动之间的相互关联，而非表面的组织形态。

在科技园区的类型划分方面，存在许多种不同的分类方式。Castells&Hall（1994）^[38]将“technopole”一词从法语中引入英语，用来指称各种类型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并将其分为四类：①科技产业综合体（Techno-industrial complex），以硅谷、波士顿128公路地区为代表，它们以创新氛围（innovation milieux）为基础而产生，将研发与制造联系在一起，是新产业空间的真正指令中心（command center）。②科学城（Science city），以苏联西伯利亚Akademgorodok、日本筑波以及韩国Taedok等为代表，它们是严格意义上科学研究群体，与生产没有直接的联系，通常在僻静的科学氛围中凭借“协同效应”（synergy）达到科学研究的高水平。③技术园区（Technology park），以中国台湾新竹、法国索菲亚·安蒂波利斯以及英国剑桥等为代表，其目的在于促进工业发展，通过赋予特定区域以优惠政策而吸引高技术生产企业来发展产业和提供工作岗位。这样的项目一般不包括创新功能，而主要是定位于经济发展，是通过与政府或大学相关的项目计划而形成的高技术开发区域。④科技园区网络计划（Technopolis program），是区域发展和产业扩散的手段，全世界仅有日本的科技园区计划可归入其列。

Luger等（2001）^[39]依据科技园区所在地区的发展水平、园区的目标以及所有权类型等将科技园区分为6类：①研究园区（Research parks），以研发活动为主，代表案例为Research Triangle Park、Stanford Research Park。②科技/技术园区（Science/technology parks），集中于科学技术在具有商业潜力的新产品开发中的运用。③高科技工业园区（High-tech industrial parks），园区企业从事相对较高附加值的生产，亚洲的许多科技园区属于这种类型。④仓储/物流园区（Warehouse/Distribution parks），通常与高科技要素结合在一起，比如现代物流等。⑤商务/总部园区（Office/Headquarters parks），集中于销售管理等功能。⑥生态工业园区（Eco-industrial parks），通过园区内企业之间的投入-产出联系使园区污染及废物排放最小化，通常已不是一个园区的概念，而是一个区域的概念。

Nahm（2001）^[40]在对研究者们的各种分类方式进行总结的基础上，联系新产业区理论，从企业关系、组织结构等方面入手构建了科技园区演进的四阶段模型（图1-5、表1-6）：①工业集聚体→工业园区阶段。这一阶段园区内部企业存在向下控制联系。企业间文化和组织的接近性增强，形成垂直一体化的组织结构。区位上趋向于边缘地区。②工业园区→研究园区阶段。这一阶段园区与大学之间出现联系而不仅是企业间有联系，学校技术转移、衍生是园区的主要特征，企业间是等级的关系，形成垄断组织结构。区位上趋向于大学城所在区域。③研究园区→技术园区阶段。这一阶段园区与大学之间不仅存在技术转移，相互协作形成的协同作用成为园区主要特征。企业之间联系多样化，功能组织开始出现分离。区位上主要位于城市边缘区或城市廊道上。④技术园区→科学城阶段。这一阶段不仅仅是协同作用，园区需要形成集体学习和制度化的创新氛围，达到不断成长的目的。企业之间关系综合化，组织结构趋向网络化。区位上主要位于大都市区。

图1-5　科技园区演进过程

资料来源：Nahm K.B.，The evolution of science parks and metropolitan development[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Sciences，2001，4（1）：81-95.

表1-6　科学园区演进阶段

资料来源：Nahm K.B.，The evolution of science parks and metropolitan development[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Sciences，2001，4（1）：81-95.

鉴于“科技园区”（Science Park）这一称谓的使用最为广泛，本书以此作为涵括前述各种称谓的统一指称，大至占地450 km2的硅谷等产业综合体（industrial complexes）以及日本的科技园区网络工程（technopolis program），小至数栋建筑物的孵化中心（Incubator Center），均视为科技园区模式的一种表现形式。

（3）科技园区的存在逻辑

Luger和Goldstein（1991）^[41]将科技园区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分为两类：第一类强调经济增长与创新从一个中心向外扩散，主要包括增长极理论和创新扩散理论；第二类强调场所环境（amenities of location），包括企业家理论、苗床理论以及区域创造性理论等，认为科技园区创造了环境，培育了新的公司，涌现出创新企业家，因此获得了社会和经济效益。其中，增长极理论被认为是解释科技园区发展的理论中最强的一支，科技园区可以看成是增长中心。但这些理论主要是说明了科技园区形成之后的功能和作用，而从科学园区存在逻辑的角度来看，创新理论构成了科学园区的理论基石。(www.daowen.com)

早期的创新理论以熊彼特（Schumpeter，1912）的创新概念为代表，强调企业中企业家个人英雄式的表现，并由此形成了技术创新的线性模式，认为技术创新的过程一般遵循“发明→开发→设计→中试→生产→销售”这一线性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创新是由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推动的，因而研发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来源。研发产生的成果在寻求应用过程中推动技术创新的完成，市场是技术创新成果的被动接受者。整个创新过程都是在企业内部发生的，这也意味着上游的研发活动将很少或没有机会与下游的顾客或客商进行交流或相互学习。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这一范式受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研究者将创新研究的视野从单个企业转向企业与外部环境的联系与互动，导致了创新网络模式的兴起。阿歇姆（Asheim T.，1998）^[42]对创新的线性模式和网络模式进行了总结和比较（表1-7）。

表1-7　两种创新模式的特征比较

资料来源：Asheim T.，Interactive，Innovation systems and SME Policy.the EGU Commission on th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ial Space Residential Conference，Gothenburg，Sweden，1998.

网络创新模式将企业的创新拓展到了区域系统的层次，形成了以区域创新环境与创新网络以及区域创新系统为核心区域创新理论。

1）区域创新环境与创新网络。欧洲创新环境研究小组（GREMI）先后提出了“创新环境（innovative milieu）”和“创新网络”的概念。该小组最初的研究强调区域“创新环境”对企业集聚发生的作用，认为欧洲和北美一些新产业区的竞争优势，得益于区域内的创新环境。后来强调企业之间形成的“创新网络”的作用，认为在面临着日益不确定的市场和技术环境的情况下，区域内网络的连接则是企业发展与创新过程中最重要的战略行为，也是区域内各个行为主体发展的必要条件。这种区域的网络不仅仅包括同一产业或相关链条上的企业之间正式的产业和经济网络，而且还包括企业在创新与发展过程中，与当地大学、研究机构、行会等中介服务组织以及地方政府等公共组织机构之间合作基础上而结成的研究和开发合作网、社会关系网、企业家间的个人关系网络等。由于区域创新网络的不断创新与发展，促进了区域内创新环境的改善，而当地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善，进一步有利于区域创新网络的发育和创新功能的提高，形成“创新环境”与“创新网络”的互动（盖文启，2002）^[43]。

卡佩罗（Capello，1999）^[44]进一步指明了“集体学习”是区域创新网络和区域创新环境间的互动机制，其实现途径包括新企业区内衍生、当地企业间的结网和互动以及人才在当地企业间流动等过程。区域内企业的“集体学习”通常受到共同文化、心理的及政治的背景所激励，有时会因为具有某些地方共同心理而增强。具有文化根基的行动、参与和合作准则以及已被接受的个体与企业间的隐性行动准则有利于建立信任机制，从而成为提高区域集体学习能力的先决条件。

2）区域创新系统。费里曼（Freeman，1987）^[45]在研究日本经济政策和经济绩效时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的概念，并把国家创新系统定义为：由公共和私人部门机构组织的网络，它们的活动和相互作用促成、引进、改变和扩散了各种新技术。其国家创新系统分析框架中，特别强调4个基本要素的重要作用：企业研究与开发的作用，尤其是在技术引进基础上的技术创新的作用；教育和培训的作用，尤其是对就业工人的培训和教育的作用，并主张打破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的界限；独特的产业结构的作用，尤其是企业集团的重要作用；政府干涉的作用，尤其是科技主管部门的作用。伦德瓦尔（Lundvall，1992）和纳尔逊（Nelson，1993）^[46]等对国家创新系统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指出技术创新和传播需要大量相关部门和制度的支持，在创新和学习中除了正式的机构和制度之外，各种非正式的文化、习惯也影响着知识的积累和传承过程，这在具有较高内部认同的区域显得更明显。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经济意义上的“国家状态”日益让位于“区域状态”，区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利益体，关键的商业联系集中于区域范围内，区域创新系统（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RIS）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与重视。库克等（Cooke et al.，1996）^[47]对区域创新系统进行了全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认为区域创新系统的概念源于演化经济学，强调了企业经理在面临经济问题的社会互动中不断学习和改革而进行的选择，从而形成了企业的发展轨道，这种互动超越了企业自身，它涉及大学、研究所、教育部门、金融机构等。当一个区域内这些机构频繁互动时，就可以认为形成了一个区域创新系统。

区域创新系统是国家创新系统的基础和有机组成部分，与国家创新系统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各个地区的自然、经济和科学文化基础等作用因子不同，使得国家内各个区域创新系统的形态和功能存在较大的差异。所以，必须依靠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系统积极发挥作用，才能实现国家层面上的创新系统的有效整合。而本地创新网络是各区域创新系统获得成功的前提条件，该网络建立在本地企业间以及企业与科研机构间长期合作的基础上，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性增强，区域创新网络可能会超出地理界限的限制，在国家或全球范围内与其他区域创新网络连接、联合和协作。

区域创新理论在熊彼特创新理论观点基础上的主要演进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创新的发生是一种相互作用的过程。企业在进行产品创新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需要投入，同时在创新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会有创新的产出，因此，所有创新的投入和产出，并非在企业内部或由单个企业独立完成。创新需要企业组织企业内外的资源投入，包括供应商和客商、工程师、企业管理者和生产工人、大学、研发机构的研发投入和产业界的研发之间的合作和协同作用。

2）创新是一种动态的学习过程，表现为“干中学”、“用中学”和“相互作用过程中学”等。创新技术、知识和思想的扩散，仅仅靠企业在市场中的交易过程是远远不够的。知识技术的转移和扩散更多地依赖于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依赖于区域内行为主体的集体学习过程。

3）创新作为一个增值和连续性的过程，在区域层面上被现存的社会经济结构和企业的日常行为所决定。创新不仅仅决定于创新的行为主体，而且与创新主体周围的制度、风俗习惯、法律、文化等因素之间的关系与互动有关。一定范围内聚集的供应商、制造商、客商以及当地的劳动力市场、社会文化等，促使企业面对面的交流以及在信任基础上实现的非契约形式的合作，不但可有效降低学习的社会成本，同时加速难以复制的隐含经验类知识的扩散和转移。

高技术产业^[48]具有高成长性、高收益性、高渗透性和高扩散性的特征，带动着国家经济的整体发展。与传统产业相比较，高新技术产业对于创新的要求更高。而科技园区将高新技术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中介服务机构和风险资本等创新要素集聚在一起，为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其本身就可以被视为一个特殊的区域创新系统。这也正是各国不遗余力发展科技园区的主要动因。

（4）科技园区的绩效

预期效用

科技园区的建设的基本目标通常被认为有两个方面：第一，科技园区作为苗床（seed bed）或者说技术集聚区（an enclave for technology），以发挥孵化器作用，增加高新技术企业的价值表现，包括：培育新的小型高科技企业，促进大学对园区企业的知识传递，鼓励衍生企业的发展以及激发产品创新，等等（Felsenstein，1994；Storey&Tether，1998）^[49]。首先，科技园区能够提供一个具有催化作用的孵化环境，将大学的基础科学转化为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新活动。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是新的科学知识的重要来源，企业与它们之间建立起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系将会促进它们对这种知识的获取。科技园区中企业与大学的地理临近性有助于二者之间的频繁联系，因而科技园区通常被视为能够为区内企业在发展与大学的网络联系上提供地理上及组织上的优势。实证研究也表明，科技园区与大学的地理临近性与大学学术课程从基础研究转向应用研究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直接的相关关系（Link&Scott，2003）^[50]。此外，大学还能够从数量上和质量上满足企业对于科学家、工程师和技师的需要，甚至大学本身有可能承担起企业的角色，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直接转化到工业企业和商业投资中去。其次，科技园区中包含为新生企业提供的孵化空间（创业中心），这些孵化器设施与成熟公司或新建分厂的永久性设施不同，它们一般提供3—5年固定期限的孵化场所，租金较低，从而大大减少了新公司的破产率，促进了高技术企业的衍生。

第二，科技园区作为地方和中央政府为吸引高科技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和创造就业机会而采取的手段，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复兴（Felsenstein，1994；Castells& Hall，1994）^[51]。首先，高新技术企业被认为是创造就业岗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源泉；其次，园区被视为增长中心，也就是“增长极”，通过前向与后向联系推动发展的本地化和聚集经济。也有研究者不同意科技园区作为地区经济发展增长极的观点，认为研发活动通常是高度劳动力密集型（labor-intensive）的，因此通过后向联系对其他活动的诱导十分有限（Massey，et al，1992）^[52]。

实际绩效

尽管存在着硅谷等成功的案例，但对于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而言，科技园区的实际绩效却并不像决策者们预期的那样。研究者们通常通过将园区内的技术型企业与园区外的同类企业的绩效进行比较的方法来确定科技园区的影响及有效性。运用这种方法，Monck et al.（1988）^[53]的研究结果显示，在考虑企业规模的情况下，区外企业比区内企业具有更高的就业水平；Westhead（1997）^[54]在1988和1992/1993年进行了两次调查，比较英国科学园区内外企业的表现，结果显示，这两类企业在研发密集度、研发投入和开发新产品与专利研究能力方面没有统计上的明显区别；Löfsten&Lindelöf（2002）^[55]对1996—1998年间瑞典的科技园区区内外273个企业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园区内高新技术企业在就业创造方面要高于高新技术企业的平均水平，区内企业与区外企业相比，与本土大学联系度明显要高，但区内企业并未能有效地将这种资源投入转化为研发产出；Appold（2004）^[56]在考察美国的科学园区后，认为科学园区内企业与高校之间互动程度较低，导致了知识外溢有限——而这是形成研发集聚的重要前提，因而从地区利益的角度看，科学园区没有为研发集聚的形成作出贡献；Fukugawa（2006）^[57]对日本的科技园区区内外企业的研究显示，区内高新技术企业比区外企业具有更高的与研究机构开展联合研究的倾向，但是，在鼓励企业与高校联系的本地化方面，科学园区并未提供更多的激励。显然，大量的经验研究并未显示出科技园区作为创新苗床的作用，它更多的是一种“创新飞地”（enclaves of innovation）（Felsenstein，1994）^[58]。

影响因素那么，哪些因素影响着科学园区的绩效水平？研究者们对此进行了持续的探索，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区位。研究者们一方面从总结成功区域经验的基础上得出科技园区的特殊区位要求，另一方面从企业选址的角度得出一些要素作为科技园区区位选址的参考（Castells& Hall，1994；Stemberg，1996；张庭伟，1997；李钟文等，2000）^[59]。总体来说，理想的科技园区区位一般包括以下几个要素：第一，充足的科技与智力资源。与传统产业依靠大量自然资源不同，高技术产业主要依靠智力资源。而大学和科研院所是科技与智力资源最密集的地方，因此，靠近大学和科研院所通常是科技园区区位选择的首要因素。第二，开发性技术条件。智力资源的密集为高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但高技术产业能否在某一特定区域健康地发展还有赖于与其发展相关联的产业、服务等因素，包括高质量劳动力的充足供应、接近地区配套厂商等等。第三，风险资本的可获得性。资金是任何产业发展的保障，但高技术产业对资金有特定的需求。一是高新区内创业频繁，在创业阶段，有限的资金可起到很大的作用；二是高新区内小企业多。小企业没有良好的业绩纪录，银行对它的信用的评估很困难，创业阶段的项目大多风险高，银行不敢投资。因此，必须找到一种为企业创业融资的有效方法。风险投资则成为解决了这一资金瓶颈问题的重要手段。第四，具备良好的基础设施。高技术产业除了一般产业发展要求的基础设施条件外，特别强调基础设施的质量。比如，交通运输方面，高技术产业不像传统产业那样消耗大量的原材料，产品也往往体积不大，对于运输的要求主要是快速和方便，因此，一般以航空或高速公路为理想的交通方式；大容量、网络化的通信设施也是必不可少的。第五，吸引人才的良好创业及生活环境。高技术产业的就业岗位对于人员的素质要求较高，工作的人员中科学家、设计师、熟练技术工人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他们一方面追求激励创新的工作氛围，另一方面追求整体的生活质量，包括宜人的气候、优美的绿化、低犯罪率、良好的住房条件，充足的社区设施，通畅的道路交通条件等等。上述这些方面一般都是在一个大城市或区域内比较集中，所以，科技园区一般选址于工业发达、文化发达、大学及研究机构集中、自然环境良好的大城市郊区。

2）明确的园区发展战略。由于科技园区内存在多个利益主体，而且他们的目标各不相同——比如大学希望科学园区能够帮助他们实现研究成果的商业化，以保障进一步研究的资金支持；企业和小型高科技企业希望获取集群效应；大的跨国公司希望与大学内已建立合作关系的合作者临近——因而容易导致不连续的政策系统（Monck et al.，1988；Löfsten&Lindelöf，2002）^[60]。一些园区企业与高校之间的互动低于预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园区管理者为了保证园区的租金收入而降低了他们对于入区企业的门槛要求，而企业进驻科学园区仅仅是因为看重园区享有较高的声望（Felsenstein，1994；Westhead&Storey，1994）^[61]。因此，园区需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发展战略。

3）文化、制度与社会资本。良好的区位选址是科学园区成功的必要条件，但绝不是充分条件，至关重要的是园区内在发展动力的形成，而这与一个地区的文化、制度及社会资本等深层次因素相关。Castells和Hall（1994）^[62]认为，技术创新并不是把高技术产业所必需的要素简单地相加，至关重要的“协同效应”的产生需要依靠社会组织的特殊形式和机制的支持。萨克森宁（Saxenian，1994）^[63]通过对硅谷和美国东部128公路产业带区域优势的比较研究，认为硅谷的移民文化、企业家精神、企业间组织关系等所形成的创新网络是硅谷成功的关键，也是其他地区无法复制的；她对于新竹的研究也显示，非正式社会与技术网络促进了硅谷与新竹两地之间技术、资金、技能与信息的双向流动，支持两地的创业精神，同时也带动两地较正式的商业关系（萨克森宁，1999）^[64]。此外，本地化学习的重要作用也被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虽然由于地方化知识外溢的存在，地理临近（physical proximity）有助于创新（Audretsch & Feldman，1996；Baptista，2000）^[65]，但不能错误地认为仅仅是地理邻近本身就能够产生广泛的信息、技术与新思想的空间扩散，事实上，是社会与关系邻近（social and relational proximity）使得知识扩散更加容易，并促进了企业之间的集体学习从而影响了创新（Vedovello，1997；Maskell& Malmberg，1999；Antoneli，2000；Capello&Faggian，2005）^[66]。因此，尽管科学园区因其良好的区位被认为在促进大学-企业间合作上具有优势，但还需要更多的组织上的努力以使其更有效地连接起来（Nobuya Fukugawa，200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