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立和发展借鉴了出口加工区的一系列做法，包括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全面实施各种优惠待遇政策、鼓励出口创汇等。但与出口加工区相比，中国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又因特殊的国情而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1）战略地位

从宏观战略的角度而言，对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而言，出口加工区是从进口替代型工业发展战略向出口导向型工业发展战略转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中国而言，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作为经济“增长极”、改革试验场等特殊的职能。

开发区作为经济“增长极”

“增长极”（growth pole）的概念最初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于20世纪50年代在法国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的《经济空间：理论与应用》一文中提出。针对古典经济学家的均衡发展观点，佩鲁指出现实世界中经济要素的作用完全是非均衡的条件下发生的。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于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所谓“增长极”指的是在一定的经济环境或经济空间中的一个“推进型单元”（propulsive unit），这种推进型单元与周围经济环境相结合，对另外的经济单元施加不可逆或部分不可逆影响。增长极具有两种效应，即极化和扩散效应。极化效应指在增长极的极点上，主导部门和创新企业的建设对周围产生一定的吸引力和向心力，周围地区的原材料、资金、人才、技术等资源被吸引到极点上来，从而使极点的经济实力迅速扩大。扩散效应是指增长极通过产品、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的流动，把经济动力与创新成果传导到广大的腹地和周围地区，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佩鲁的“增长极”概念主要构筑在抽象的经济空间基础上，随后法国经济学家布德维尔（J.R.Boudville）对“增长极”理论进行了发展，将“增长极”概念的内涵从抽象的经济空间转向地理空间，将其定义为位于都市区内部的正在不断扩大的一组产业，它通过自身对周边的影响而诱导区域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增长极”的形成有两种途径：由市场机制支配的自发生成的增长极（极化区域）和计划机制支配的诱导生成的增长极（计划区域）。

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实质就是通过政府的计划机制来主动建立发展极，依靠在特定的地域实行特殊政策和倾斜措施创造出不平等的发展环境，吸引区域和国家内外的资金、技术和人才，集聚相关的企业集中地进行产业开发，在较短的时期内实现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快速增长。当开发区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其积累的能量向外围转移、渗透，从而带动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

开发区作为经济改革的试验场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农村改革在很短的时间取得了极大成功，这使人们认识到，体制转换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十分巨大的作用。其时，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方兴未艾。中国是否需要转型？在无法做出明确回答之前，运用建立特殊经济区域并在其内封闭实行“准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式先“摸着石头过河”，顺利“过河”后再逐步以建立开发区的形式使“准市场经济体制”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复制”，“复制”成功后再在区域乃至全国范围内进行“再复制”，即成为历史条件下的有效选择（唐慎，2005）^[30]。特殊经济区域的形式最小化了由从旧政策转向未加测试的全新政策所带来的风险和潜在的危害，也就减少了由于本国过快转向外部市场而给国内公司和消费者带来的冲击。因此，在中国开发区的最初构想中，其最主要的功能之一就是作为经济改革的试验场。(www.daowen.com)

上述两个方面的战略定位决定了中国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在诸多做法上与一般意义的出口加工区存在明显的不同。

1）功能选择。出口加工区的功能相对单一，而且大都具有比较明确的产业定位。中国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功能较为综合，经济活动不仅仅局限于发展保税加工企业，而是几乎囊括了经济发展的所有领域。

2）规模。由于功能更加综合，经济技术开发区也较一般的出口加工区规模更大，规划建设面积从数个km2到数十个km2不等，而国外出口加工区的面积一般为1 km2左右。

3）选址。虽然经济技术开发区并未实施全封闭式管理，但与出口加工区最好位于设施完备的城市邻近地区的原则不尽符合，开发区选址力图远离母城区，以尽量减少因试验失败而带来的负面影响。

（2）国内市场背景

从跨国公司的角度而言，中国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加工区也具有明显不同的意义。跨国公司在国外直接投资通常有两种目的（胡祖六，2004）^[31]：其一，利用东道国作为出口平台（Export Platform）。如果东道国有充裕的劳工资源，较低廉的劳动成本，而且政府实行较有吸引力的出口优惠政策，那么跨国公司通常采用“出口平台”模式，在东道国加工生产，以服务于东道国之外的第三国出口市场。其二，以FDI形式进入东道国内需市场。如果东道国有较佳的经济增长前景，并对外资实行市场开放、市场准入政策，那么跨国公司的投资主要是为了服务于东道国本国市场。对于一般的出口加工区而言，由于其所在地的市场容量小，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主要是出于第一个目的。“出口加工区的功能主要是出口，市场主要在国外，较少涉及国内市场，与国内经济体系基本隔绝，体现了建立出口加工区的资本输入国对国内市场的保护（皮黔生、王凯，2004）^[32]”。但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改革开放之后带来的巨大市场需求是与廉价而充裕的劳动力同等重要的投资诱因。而且，由于经济技术开发区对产品外销并无刚性限制，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向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将部分产品内销（以缴纳一定的税收作为代价）的方式达到避开高关税壁垒而进入巨大的中国市场的目的。

因此，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入驻企业不一定限定在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范围内，跨国公司有可能出于扩大市场份额等考虑而在开发区内进行资金密集甚至技术密集型的投资，而正是这一点，使得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极”目标的实现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