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开发区建设所涉范围甚广，不同学科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开发区特定领域的发展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并针对现实的发展情况提出了新的思路，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产业发展

从开发区建设的初衷上看，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区在产业发展上各有侧重，但在未来的产业发展方向上，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存在相当多的共性，包括：①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②培育特色产业；③加强开发区产业与当地经济的紧密结合；④从经济科技发展的大趋势中，寻找新的产业发展方向；等等（郭俊华等，1999；费洪平等，2000）^[32]。

关于开发区产业发展的机制，朱彦恒等（2006）^[33]从全球产业发展大循环的视角出发，认为开发区产业发展过程是开发区产业与跨国公司以及本土产业耦合关系建立和强化的过程，当开发区的区域特质优化和调整能够满足跨国公司的动态战略需求时，开发区产业的耦合机制将得到强化，开发区产业继续向高端化发展，反之，将导致产业发展速度放缓以致最终走向衰落。

针对开发区产业发展不同程度存在的产业结构雷同、层次低下、技术水平偏低、过于依赖外资企业、企业间缺少专业分工与协作等现象，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是研究者们将产业集群理论和区域创新体系理论运用到开发区的产业发展中，认为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是开发区产业发展的方向，未来应通过政府引导，完善产学研合作机制，培育良好的创新环境，建立能够促进开发区产业发展的集群文化（王辑慈等，2001；盖文启，2002；周维颖，2004；闫二旺，2004；王兴平，2005；胡新智，2005；齐德义，2006；秦远建、江晶，2006）^[34]。

（2）空间拓展

开发区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

开发区建设发展过程所伴随的空间开发、经济要素重组、人口聚集流动、土地利用变化、新旧城区及中心与边缘区的相互作用等，对所在城市和地区经济、社会、实体空间的演化具有强烈的催化、带动效应，从而引发或加速整个城市-都市区层面的空间重构（王慧，2003）^[35]。张弘（2001）^[36]和张晓平、刘卫东（2003）^[37]结合对开发区的实地调研，总结了我国开发区与城市空间结构演进的几种形态，张晓平、刘卫东指出，开发区与城市空间结构的演进主要是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外部作用力、城市与乡村的扩散力和开发区的积聚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并由此提出了促进开发区与城市空间结构合理演进的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着力点。杨东峰（2006）^[38]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为研究对象，认为开发区以经济增长和土地开发为核心的开发建设循环过程塑造出了一种外向、高效的现代化物质景观，并基于“深层结构偏移—开发建设循环—空间表达异化”内在逻辑的强大作用，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嵌入繁殖·二元分立·肌理粗化”的物质空间表达模式。

开发区土地使用效率(www.daowen.com)

大部分开发区的土地使用存在着明显的低效现象。何书金等（2000，2001）^[39]运用参差原理，计算分析出国家级开发区闲置土地的数量、分布与利用潜力，并阐述了我国开发区闲置土地的形成机制，据此将开发区闲置土地划分为规划控制型、区位不理想型、经济实力欠佳型、开发效益较低型和技术支撑不够型5种类型。王兴平、崔功豪（2003）^[40]通过比较分析认为，我国开发区的地均效益较低，主要原因是开发区空间扩张中存在非产业因素的促动，形成了土地利用中独特的以土地闲置为特征的“光圈”效应和“蜂窝”效应，并提出了评价开发区土地利用效益的指标体系与方法。吴燕、陈秉钊（2004）^[41]分析了高新区空间效益低下的现状，指出应根据不同的高科技产业结构特点制定一系列的高新区开发规模标准的建议。黄大全等（2005）^[42]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采用统计分析和比较的方法，从分行业、类型和规模的角度研究工业项目的用地效率，对工业用地项目的投资强度、产出强度、绿地率、容积率、建筑系数提出控制标准。

开发区规划管理

城市规划在空间拓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调控作用。开发区既是城市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又具有相对于其他城市地域而言的特殊性。不过，针对开发区发展现实的规划理论研究十分薄弱，开发区规划一直缺少系统的理论指导。王霞（1997）^[43]认为开发区是城市一种特殊次结构形态，在开发区规划时，不仅要把它视为城市的特殊分区，还应把它视为连续整体有机空间。王学锋（2003）^[44]认为，开发区是城市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开发区的规划管理应当实行统一管理；同时，开发区有其自身特点和特殊要求，规划必须重视并满足这些特点和需求；鉴于开发区规划普遍缺乏必要的深入研究和技术手段，缺少对土地效益、用地结构、开发时序的研究和调控，规划的重点应该转向那些市场力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的空间资源的配置，强调土地利用的效益指向。

（3）社会发展

开发区的创设初衷主要源自经济建设，在开发区的实践过程中，也高度集中于产业发展方面，开发区的社会发展则是开发区实践以及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在早期阶段，由于开发区规模较小，社会发展方面人口、就业、移民等问题的表现还不太突出，但随着开发区规模的日趋扩大，“开发区客观上已成为当代中国卓有成效而又极富特色的城市化模式之一”（张弘，2001）^[45]，同时，有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暴露出来，已经开始引起研究者们的关注。王慧（2006）^[46]以西安市开发区为实证案例，论证了开发区建设发展已成为强化凸显当代中国城市经济社会空间极化演变的机制之一，并提出了缓和消弭开发区、新城、新经济区与非开发区、老城、老工业区之间日益扩大的经济社会差距的措施，包括合理规划平衡投资项目的空间布局，引导和鼓励适宜项目向老城、老工业区的分流；建立开发区与非开发区之间利益平衡补偿机制；大力促进开发区第三产业的全面发展；增强开发区住宅价格与房型的多样性和“广谱性”等。

（4）管理体制

开发区特殊的管理体制是保障开发区异速发展的重要机制，在早期的发展中取得了显著的绩效。开发区管理体制大致可归纳为三种基本类型：准政府的管委会体制、开发区与行政区管理合一的管理体制和以企业为主体的开发体制。鲍克（2002）^[47]通过对开发区独特管理体制的分析，系统地提出了开发区“超自主体制”理论，即开发区管理体制具有极强的自主安排特点，其行为特点是“交易过程高速度、宏观环境下的保护伞、载体生产销售的大循环、高信任和自我加强等”，并提出入世后开发区新体制设计的相关构想。

随着开发区城市化功能要求的日趋强烈，开发区内外新旧管理体制的矛盾冲突、开发区行政主体地位不明确、管理权限授权不够、落实不足等问题日渐突出。实践中开发区与行政区合一的趋势日趋明显，一些研究者们担心向传统体制的复归将极可能导致开发区丧失体制活力，进而影响开发区的发展（皮黔生、王恺，2004；张克俊，2005）^[48]。林拓等（2002）^[49]分析了开发区与周边乡镇的不平衡发展现象，从发展基础、功能互补、组织建构等几个方面提出了两者从一般性“黏合式”的协调机制向创新性“融合式”的体制改革的根本性变化的思路。吕薇（2004）^[50]针对开发区的管理体制呈现出功能多元化、从准政府向行政体制转化、从分散管理逐步转向集中管理、从优惠政策竞争逐步转向制度竞争以及一区多园等发展趋势，提出政资分离、公共基础设施与商业开发分离等改进开发区管理的相关政策建议。郭会文（2005）^[51]从行政法学的角度出发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高新区的行政主体资格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开发区管理机构是行政法学和行政诉讼法学上的“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是一种得到我国相关法律承认的独立行政主体，但这一资格的确认并不意味着开发区管理机构在相关区域内可以大行其道，管辖区域不周延和授权范围不周延可能导致行政主体不适合，应该通过立法解决与开发区管理机构行政主体资格相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