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我国海外贸易迎来发展的繁荣时期。为获取更多财富，元朝凭借自身的财力优势实行官营海外贸易。元朝官本船政策可以说是古代中国官方控制和经营海外贸易在政策领域的典型代表。

官本船政策的产生与元朝早期的斡脱经营模式有一定的渊源［3］。斡脱是元朝一种特殊的商人，主要替官府和蒙古贵族经商或放债营利。元朝政府也利用斡脱商人为朝廷从事航海贸易，斡脱贸易是元朝所特有的一种官本商办的经营形式［4］。西域色目商人^[2]自古就往来于中亚和中国西北各地，从事商业活动，因此蒙古人很早就与色目商人有了接触。蒙古初兴之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很低，蒙古贵族虽然很重视商业，但经商知识和经验不足。色目商人因经商能力强，备受蒙古贵族青睐，倚为搜刮财富的帮手。蒙古贵族自己不会做生意，便把金钱交给色目商人，使其贸易纳息。这些为蒙古贵族经营商业和高利贷的色目商人称为“斡脱”。斡脱是突厥语Ortaq的译音，意思是“伙伴”。古时西域商人从事长途贩运，皆组成商帮，结队而行，或自称“斡脱”［5］。元朝统一中国以后，斡脱活动便由北方扩展到南方，由陆地延伸到海洋。受其影响，元代官方海外贸易政策也带有几分斡脱色彩。官本船政策，顾名思义，就是由官方出钱出船，委托商人经营的一种官本商办海外贸易模式。其基本思想来源于斡脱，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元朝官本船政策的提出者是卢世荣（见图8-1），其是元朝的经济学家。卢世荣最初任江西榷茶运使，后因桑哥（官至尚书右丞相）推荐，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十一月任中书右丞，开始管理政事。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正月，卢世荣奏请：“于泉、杭二州立市舶都转运司，造船给本，令人商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禁私泛海者，拘其先所蓄宝货，官买之。匿者许告，没其财，半给告者［6］。”元世祖对此十分赏识，下令“从速施行”。此即所谓的官本船政策。

图8-1　元朝官本船政策的提出者——卢世荣(www.daowen.com)

元代的理财家——卢世荣

卢世荣，名懋，字世荣，以字行。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卢世荣经人推荐，被元世祖忽必烈任命为中书右丞（协助宰相处理事务的官职），次年四月受到监察御史陈天祥上章弹劾被杀。卢世荣从政为官的时间虽短，但其为元朝经济政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仍可从史料的字里行间中看出。元朝自建国以后，因战争、赏赐以及做佛事等原因，每年国家开支巨大，国库空虚。元世祖忽必烈希望增加国家收入，卢世荣的经济政策主要就是围绕增加元王朝的收入而展开。概括而言，卢世荣制订的经济政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改革币制、国营专卖、平抑物价、财政措施、减轻地租和劳役。以财政措施为例，一方面实施酒类专卖，并提高部分物品的价格或增加税课等，另一方面则是由中央政府控制海外贸易，采取的措施包括建立抽分制度、设立市舶所、实施官本船政策等。然而在当时，蒙古贵族拥有庞大的政治特权，官吏经商、权势豪强利用国内外贸易窃取国家资产的现象极为普遍。代表中央利益的卢世荣走马上任后，大刀阔斧地推行新的经济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触及了权势豪强的利益，遭到了贵族势力的强烈反对，并最终被弹劾免职下狱被杀。但是，卢世荣制订的不少经济政策在他死后依然得到沿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经济管理才能。

官本船政策规定，海外贸易由官方垄断，实行官商合办的制度。船舶由官方建造，造船成本由官方支付，由官方选择民间航商为政府的代理，开展具体的经营活动，出海从事贸易，回来后利润按七三开分成。元朝实行官本船政策的一大背景是元朝初年海外贸易为权势豪商所独揽，卢世荣试图通过官商合办、利润分成的海外贸易，建立官方与权势豪商分割海外贸易利益的新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使得朝廷得以获得海外贸易的利润，又让权势豪商分得一杯羹，进而加强元朝廷的经济实力，解决当时朝廷财政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权势豪商势力的增长。

为了推行官本船政策，元朝廷一方面投入大笔资金，充作营运本钱，如官本船政策开始实施之时，就一次性投入十万锭，另一方面又禁止私人下海贸易，规定“凡权势之家，皆不得用己钱入番为贾，犯者罪之，仍籍其家产之半”，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元朝廷与权势豪商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和尖锐矛盾［7］。元朝统治者这种企图禁锢私人航商资本，由官方全面垄断海外贸易的做法注定是行不通的。很多权贵豪商仍不顾禁令而违法经商，普通航商也私自出海贸易，朝廷不能禁绝，实际上形成了官本船与私人航海贸易并存的局面。至治三年（1323年），元政府不得不宣布“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官本船政策就此废止［5］。总体来看，官本船政策采取官商合办的形式在当时的确是促进海外贸易发展的有效途径，并且在一定的时期内也确实为元朝政府增加了大笔的财政收入，但是元朝统治者凭借官本船政策来排斥民间商业资本和独揽海外贸易的企图是难以得逞的，这不仅会遭到权势豪商的反对，而且势必会遭到广大航商的抵制，难以长期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