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河航权和内河航政管理权的沦丧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其背景就是西方列强企图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在华侵略利益。实际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前的1854年，英国就借口中美《望厦条约》中有12年后有关“修约”的规定，援引片面最惠国条款，向清政府要求全面修改中英《南京条约》，其他列强纷纷支持。其中，“修约”目的之一就是要求清政府允许外国船舶在长江“自由航行”。这遭到清政府的断然拒绝，清政府认为“所开各条，均属荒谬已极，必须逐层指驳，以杜其无厌之求”，并指出“扬子江本非夷船应到之地……是直欲于五口之外，别生窥伺侵占之意”。西方列强自然不会就此罢休，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就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掠夺了中国从长江到珠江、黑龙江等主要内河的航权和航政管理权。

《天津条约》首开汉口、镇江、九江、南京四个长江内河口岸。中英《天津条约》第十款规定：“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惟现在江上下游均有贼匪，除镇江一年后立口通商外，其余俟地方平靖，大英钦差大臣与大清特派之大学士尚书会议，准将自汉口溯流至海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1858年11月，英国舰队更是从上海出发，上溯长江，沿途勘察航道及水文、气象情况，具体筹划长江口岸开埠事宜，这是外国舰队首次侵入长江腹地。由于太平天国运动，战事纷乱，长江口岸的开埠进程一度延迟，1861年镇江、汉口、九江相继正式开埠。南京口岸则因太平天国运动导致人丁锐减，港口残破，直到1899年才正式开埠。在中国北方，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签订，其规定：“……由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河，此后只准中国、俄国行船，各别外国船只不准由此江河行走……”据此，沙俄攫取了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的航权和航政管理权［15］。

1861年至1862年间，清政府先后颁布《长江各口通商暂行章程》和《通商各口通共章程》，并最终确定形成《长江通商统共章程》（又称《长江收税章程》）。其中，《长江各口通商暂行章程》规定了“外国各船只欲过镇江口上大江者，由上海领事官处请领江照，由领事官转请江海关……”“凡商船来往长江，准带应用兵器以为保卫之资……”“洋商雇买内地船只，装货上下长江……”等内容，这些均表明长江航权及航政管理权已沦丧。1898年，总税务司赫德以英、法等国与清政府再次签订的《修改长江通商章程》之名，进一步明确了长江通商口岸、船舶暂停口岸以及沿江的临时停船接客处所。此外，1868年实施的《中国引水总章》本不包括长江，外国引水员不得进行长江引水，但列强硬说也适用于长江，一些外国引水人就此进入长江为船舶引水。沿江各口海关任其自由行事，又不办理引水执照，使得长江引水权也受制于列强。

英、法等国在打开中国沿海及长江门户后，又想打开中国内陆的“后门”，从19世纪60年代起，便不断寻找从缅甸、越南进入云南的通路。借口1875年发生的“马嘉理事件”（又称“滇案”），1876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烟台条约》。《烟台条约》中规定：“……随由中国议准在于湖北宜昌、安徽芜湖、浙江温州、广东北海四处添开通商口岸……至沿江安徽之大通、安庆，江西之湖口，湖广之武穴、陆溪口、沙市等处均系内地处所，并非通商口岸，按长江统共章程，应不准洋商私自起下货物，今议通融办法，轮船准暂停泊，上下客商货物，皆用民船起卸……”据此，宜昌、芜湖、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等长江8处口岸被迫开放。1890年，中英再签《新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其第一条就规定：“重庆即准作为通商口岸，与各通商口岸无异……”

马嘉理事件（滇案）(www.daowen.com)

19世纪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西方资产阶级急切需要扩大商品消费和原料市场。英法等国在打开中国沿海门户及深入长江流域后，又想进一步打开中国的西南门户。英国将缅甸纳入其殖民体系之后，便企图开辟一条自印度、缅甸到中国长江流域的通道，向中国云南乃至更为广大的西南地区扩张势力，英国把侵略的触角伸向了滇缅边境地区。

同治十三年（1874年）六月，英国以考察云南地区的商贸情况为由，派遣上校柏朗带领当时在印度的193名英国人组成勘探队，取道缅甸，自陆路进入中国云南，实际上是为通商做前期的准备工作。为了解决勘探队的语言交流问题，他们请求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从领事人员中派遣一名懂汉语的翻译。威妥玛在征得总理衙门准许的情况下，派遣翻译官马嘉理前往中缅交界处迎候。1875年2月，马嘉理等人同柏朗一行启程赴云南，由于柏朗一行人开枪打死当地群众数人，引起民愤。先期探路的马嘉理及多名随员后遭袭被杀，柏朗探险队一行也因此受阻，退回缅境新街。这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马嘉理事件”或“滇案”。马嘉理被杀之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借此事件向清政府提出了许多极为苛刻的条件，并最终强迫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不平等的《烟台条约》。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要求增设长江通商口岸，该条约的第六条规定，“见今中国已开通商口岸以外，应准添设下开各处，立为通商口岸；以便日本臣民往来侨寓、从事商业工艺制作。所有添设口岸，均照向开通商海口或向开内地镇市章程一体办理；应得优例及利益等，亦当一律享受：湖北省荆州府沙市，四川省重庆府，江苏省苏州府，浙江省杭州府……”除侵占长江航权外，日本在签订《马关条约》时还妄想获得珠江航权。日本拟定的《马关条约》草案第六条要求中国增开广西梧州等7处为通商口岸，日本派遣领事官于各口，“以便日本国臣民往来侨寓，从事商业工艺制作等”，且日本轮船可以“从广东省溯西江以至梧州府”。李鸿章以“湘潭、梧州土民，向来最恨外人，万一开口，易滋事端，地方官实难保护”为由不同意开放梧州。最终，日本企图通过《马关条约》打开广西水上门户梧州的企图没有得逞。但两年后，1897年英国借口清政府同法国订立商务、界务专条违背1894年《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而提出开放西江通商、在梧州设置领事等要求。中英最后于1897年2月签订《续议缅甸条约附款》，另附西江通商专条，将梧州辟为通商口岸，使得珠江航权遭受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