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89年，隋军南下消灭陈朝，一举统一中国，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中国长达近300年的分裂局面。出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考虑，隋王朝在统一天下后随即就做出了贯通南北运河的决定，隋炀帝于大业年间（605—617）先后3次大规模开发运河。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凿洛阳到江苏清江（今淮安市）约1000千米长的“通济渠”，直接沟通黄河与淮河的交通，并改造邗沟和江南运河；公元608年又开凿“永济渠”，北通涿郡，连同公元584年开凿的“广通渠”，形成多枝形运河系统；再于公元610年开凿镇江至杭州长约400千米的“江南运河”，同时对邗沟进行了改造。隋朝南北大运河体系就此基本建成。

作为沟通南北水系的重要航运通道，基于南北大运河的漕运在隋朝受到高度重视。隋朝设有都水台（后改为都水监），作为一个专门的管理机构掌舟船水运河渠灌溉事务。漕运、海事由都水监下设的舟楫、河渠二署管理，舟楫署掌管修治河道和堰闸，河渠署掌管公私漕船运粮。隋朝为唐朝健全完备的航政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唐朝，漕运快速发展，唐玄宗开元年间，漕船运输的粮食已多达200多万石。王溥在《唐会要》^[2]中描述武则天执政时期的漕运记载称：“……淮海漕运，日夕流衍……”漕运的发展直接推动了唐朝航运管理体制的日益健全，唐朝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较为全面地实行航运管理并建立一套相对完备的航运管理体系的王朝。唐代航运管理机构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分别是尚书省工部所属的水部、独立机关都水监和中央派出专理漕运等相关事宜的水陆转运使司或诸道转运使司［1］。

尚书省工部中的水部和独立设置的都水监的机构权限和管理事项基本一致，但两者的职权性质并不相同。水部是关于水流、河渠、舟楫航运的立法及行政审查的最高官署，《唐六典》^[3]记载水部是“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以导达沟洫、堰决、河渠。凡舟楫、灌溉之利，咸总而举之”。而都水监及其使者（职官）则是监督和巡视水流、河渠、舟楫航运与津梁（即渡口和桥梁）的派出行政机构和官吏。大部分监督和行政管理的任务由都水监来完成，故其下属官吏数量也较多。《唐六典》记载：“都水使者掌川泽、津梁之政令，总舟楫、河渠二署之官属。辨其远近，而归其利害，凡渔捕之禁，衡虞之守，皆由其属而总制之。”(www.daowen.com)

由于漕运在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显著，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唐玄宗置水陆转运使，掌洛阳、长安间食粮运输事务。唐朝的水陆转运使或诸道转运使是朝廷任命派出督办和管理漕运的特使，其有较大权限，可以不上奏而主动行事。因漕运关系重大，唐朝历任转运使均以重臣担任。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唐代宗李豫任命通州刺史刘晏为户部侍郎兼京兆尹，担任度支使、转运使、盐铁使、铸钱使等职。刘晏上任后将转运使和盐铁使二职合并为一任，管理权限扩大。为有效地进行漕运管理，刘晏建立了包括巡院、使司、留后、漕吏等一系列机构与属员在内的管理体系。其中，使司即转运使司，是盐铁转运使办事官署和最高管理机关。唐朝的转运使系统专理漕运、海事等事务，是当时进行航运管理的官方专业系统，体现出唐朝航运管理的专业化和制度化［5］。

除上述介绍的三大与航运相关的管理机构外，唐朝在航运管理方面另一个重要成就是设置了专门从事航海贸易和外舶管理的机构——市舶司，并委任了相应的专职官吏如市舶使等。《唐会要》记载，“开元二年十二月，岭南市舶司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说明唐玄宗时期就已有了市舶司这一机构。唐朝“海上丝绸之路”的全面繁荣和对外经济交往中海运活动的兴起是推动市舶司设立的重要原因。市舶司的职责总体来看有五大方面。第一，征收舶脚，即征收船舶税。韩愈在《唐正议大夫尚书左丞孔公墓志铭》载有：“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税。”第二，阅货，即待外贸船舶于泊位处停靠妥当后，登船检查货物，并参加船商举行的阅货宴。《新唐书》^[4]记载：“蕃舶泊步有下碇税，始至有阅货宴，所饷犀琲，下及仆隶。”第三，收市，即代表政府收购珍异的专卖品。第四，进奉，即接收船商奉贡给朝廷或地方衙门的礼品。《全唐文》^[5]记载：“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使常加存问，除收舶脚进奉外，任其往来通航。”第五，抽解，即收取货物商税。唐代市舶机构属于初创阶段，市舶司的具体职责并无详细完整的规定，但上述所列的五大职责为后来宋元时期市舶制度的健全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础。广州是最早设立市舶司的地方，唐时，广州港已发展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往返于东南亚间的中外船舶大多以广州港为装卸港［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