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中后期，清朝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和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开始打着“自强”的口号进行洋务运动。在清末时期，中国兴办了大量的新式企业，由于这批新式企业诞生于传统封建社会，因此，企业与政府之间联系紧密，缺乏类似于西方规范系统的商业法律，企业更多地受政治上派系斗争、人事变动等方面的影响。从最初的官办到19世纪后期的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形式上的转变并未真正改变企业经营者处理重要问题的方式。因此，19世纪90年代，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洋务运动的结束，同时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加速工业化趋势的发展［1］。

（一）洋务运动时期的企业生存环境

洋务运动时期，晚清政府逐渐对外增设贸易通商口岸，中外贸易得以迅速发展，从事外贸活动的洋行逐渐增多，直接加剧了中国商人和外国商人之间的贸易竞争，同时也推进了我国的航运产业发展。19世纪末，中外人员都对我国航运状况进行了调查，均强调长江流域内航运的重要性，在官督商办企业中，设立于1872年的轮船招商局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企业。在上述宏观背景下，航运企业迎来了一次重要的发展契机。

航运与贸易协同发展，互相依存，贸易方式对航运业的发展极其重要。19世纪60年代正是中国贸易方式产生颠覆性变化的时期：一方面，晚清开始逐渐恢复第二次鸦片战争导致的长期荒废的经济活动，结束了太平天国运动带来的社会动荡；另一方面，实施对外贸易开放政策，在长江流域对外国船舶开放，并增设通商口岸，虽然传统的市场流通结构未产生变化，但极大地促进了出口贸易。这一时期同时处于大型汽船时代，运输革命的实现缩短了中欧、中美间的市场距离。因此，洋行不仅仅局限于单一的物品买卖，同时也开拓了更多相关的经济活动，如航运、保险、金融、公益等。由此可见，19世纪60年代的贸易市场发生了两点变化：①贸易活动领域的竞争逐渐激烈，对贸易的直接投资无法得到更多的利益；②与贸易联系紧密的产业得到重视，如对航运、保险、金融等行业的投资和经营。

长江流域的对外开放是由于签订了《天津条约》（1858年）、《北京条约》（1860年）等一系列条款，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结束闭关锁国的状态。外国商人的目的是从中国获取更多的利润，但结果与其期望相悖。19世纪60年代的领事、海关及商务报告基本上统一记录了中国商业的由衰到兴，中国商人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不同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外商人的合作依存关系在六十年代后半期发生了变化，两者在贸易的基础上积累了合作经验，建立了信任关系，进一步降低了洋行在后来发展方向上进行转换的难度。19世纪后半期，洋行的业务拓展到与贸易相关的经济活动，即航运、埠头、仓库的运营等，财力雄厚的洋行与英国汽船公司合作，共同开发中国沿岸航线（见表6-1）。

表6-1　中国沿海之国际航运公司（1849—1873年）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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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指开设航线不定期。

洋务运动时期的航运业呈现出两个特征。第一，中国航线自19世纪50年代逐渐被开发以来，作为投资主体的大洋行本质上可以归为以贸易为主体的航运业；第二，19世纪60年代开始才真正设立用于沿岸贸易的汽船公司，而此时的汽船公司是独立的投资对象，不再属于贸易的范畴。在这一时期，不论是航运事业本身的投资和经营，还是与航运业相关的产业（如保险业、码头等），在数量和投资总额两方面都急速扩大［1］。

（二）中日甲午战争产生的变革

19世纪末期，世界上帝国主义国家依次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亟须资本和殖民地的扩张。与此同时，日本明治维新后，确立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国策，为了扩张海外市场和出口，同时缓解当时日本国内的经济危机，需要进行经济掠夺。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签订《马关条约》，洋务运动失败，中国企业经营和生存环境随之发生巨大变化，主要包括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

（1）政治方面。洋务运动以“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为清末中国外交大政的主导思想，甲午战争的惨败意味着北洋派领导者李鸿章的政治地位逐渐被南派的刘坤一、张之洞取代。

（2）经济方面。《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之后最不平等的条约之一，巨额赔款引发清末中国严重的财政问题。

政治和经济的变革导致洋务运动中的新兴企业无法继续原有的经营方式，即从官办转向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商办等形式。同时，为补救国内经济危机，政府开始振兴工商业，积极支持中国商人投资，目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向列强争取或收回各项权利的能力和机会，因此产生了以中国之力展开的各项工业活动，如采矿、炼钢、修筑铁路等，促进了晚清工业化。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甲午战争翌年，对新兴的洋务企业是非常重要的一年，以汉阳铁厂为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经营方式发生了转变，由于官款不继、入不敷出、经费难筹导致的资金问题迫使其从官办转为官督商办；其次，甲午战争后，以李鸿章为首的势力衰落，盛宣怀离开北洋系，辞去津海关道职，接任汉阳铁厂督办；最后，盛宣怀与张之洞、王文韶联合奏保，成立铁路总公司。而洋务时期的轮船招商局则成了晚清中国的第一个由官办转为官督商办的洋务新兴企业［1］。

由此可见，对官督商办背景的理解可以拆分为两个阶段，即雏形期——洋务时期的官办形式，以及成长期——中日甲午战争带来的变革，这两个时期为中国航运企业管理制度的不断成熟和完善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