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辽”轮（见图5-5）是美国Manitowoc船厂1920年的产品，在1949年的头几个月，“海辽”轮在大陆和台湾之间航行，负责为国民政府运输物资以及将残余军队运载至台湾。同年5月，“海辽”轮驶往上海进行年终检修，国民党招商局通知全体船员做好赴台湾的准备。一旦“海辽”轮被征往台湾，摆脱国民党的控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决定走哪条路对船长方枕流来说是迫在眉睫的。方枕流通过医务室的一位医生，开了一张急需手术治疗的证明，从而得到招商局的准假许可，推迟了“海辽”轮的开船时间。

图5-5　“海辽”轮

1949年5月19日，在解放大军的隆隆炮火声中，驾驶着满载国民党施工材料的“海辽”轮驶离吴淞港，开往厦门。航行途中，方枕流一直思考着如何摆脱国民党的控制，把“海辽”轮尽快开往解放区。同年8月下旬，“海辽”轮由广州黄埔港运送国民党兵前往海南榆林港。9月4日下午，“海辽”轮将按计划返回黄埔港接运军队前往海南岛榆林港，但方枕流认为起义时间不能再拖延。按照党组织方面的指示，“海辽”轮上秘密组成了以船长方枕流等4人为核心的领导小组，召集十多个骨干船员，做好起义的准备。船长方枕流和起义的核心成员多次研究，最后决定，“海辽”轮离开香港后，立即向南航行，从香港到马尼拉这条航线穿行，通过巴林海峡，最后转向进入太平洋，远离台湾东海岸，然后绕台湾向北出发，沿着韩国西海岸进入渤海，最终抵达大连。沿着这条路线，可以随时驶入太平洋中心，避开国民党的搜查。他们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并准备了武器，万一起义失败，不能被国民党活捉。为了确保起义的成功，船长方枕流和起义核心成员在中国共产党的密切协调和指导下，积极向全体船员进行宣传。

就在此时，香港招商局命令“海辽”轮于1949年9月19日从香港启航，前往汕头运输部队。按照原定计划，起义航线需要航行9天9夜，但是香港到汕头的航程仅需18个小时。经过数个日夜的反复研究，起义方案最终形成：“海辽”轮一旦启航，报务员就用无线电向汕头报告，声称主机故障，需要紧急修理等借口拖延时间。如果能以这种方式迷惑国民党军队，“海辽”轮就能获得5天时间，航行1000多海里，这样使国民党军队无法掌握“海辽”轮的真正动向［8］。

1949年9月19日下午6时，“海辽”轮在苍茫暮色中悄然驶离香港。根据惯例，船离港后，报务员必须向目的港的招商局发送一份电报，报告其船已经开航，但这次航行不同于过去。报务主任马骏告诉报务员于振坤，没有船长的命令，你不能通过无线电与任何电台联系。20时，“海辽”轮驶近香港鲤鱼门。信号塔发出灯语信号询问“海辽”轮的去向。方枕流故意不用信号灯来回答，而用手电筒来打灯语，这样传递过去的灯语打得模糊不清。对方一再表示看不清楚，要求获取新的、清晰的灯语。就这样，在一来一去的打太极式周旋中，“海辽”轮已通过鲤鱼门。这样做是为了让汕头招商局知道“海辽”轮在20日凌晨启航，从而争取半天的航行时间。

“海辽”轮通过鲤鱼门后，方枕流决定转向驶往菲律宾海峡的转向点，并让起义核心人员马骏、席凤仪（见图5-6）分别召集船员到驾驶员休息室开会，并要他们掌握好会场。方枕流船长在会上庄严地宣布：“我们船员遭受着国民党的压迫。我们无路可走，有岸不能上，有家不能归，现在国民党已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了。我们现在已经决定起义，脱离国民党的统治，到解放区去。”

图5-6　“海辽”轮起义领导小组成员（从左至右：鱼瑞麟、方枕流、席凤仪、马骏）［8］

方枕流的话令人震惊，面对部分船员不稳的情绪，他和起义骨干们又进行耐心解释：如果这次起义成功，意义将十分重大，到那时，所有人都可以回到家乡，不必在外漂泊，而且起义方案周密，万无一失。最后，除了两位船员仍公开表示反对起义外，其他大多数船员都表示赞同或保持沉默。在这种情况下，方枕流毫不犹豫，果断地向二副鱼瑞麟下达命令：“海辽”轮改变航向113度，全速驶往巴林海峡。

要在一碧万顷的海面隐蔽船身，不致暴露行踪，唯一的办法是给“海辽”轮改名换姓。方枕流反复研究《世界船务录》，发现“海辽”轮外观与英国“玛丽莫勒”号轮船很相近。方枕流指挥船员在当晚按照书中所描述的“玛丽莫勒”号轮船的样子，对“海辽”轮进行重新喷漆伪装。在船舶外形伪装结束后，“海辽”轮又启用船上电台迷惑敌人。马骏和于振坤日夜轮流值班，监听汕头、台北、香港三地招商局的通信情况。为了能够多方了解敌情和气象，船上的两台收报机同时开启使用，同时跟汕头招商局保持正常的联系，保证汕头招商局不起疑心。20日清晨，海上的浓雾渐渐散去。瞭望塔突然报告说发现前面有一艘大船。方枕流拿起望远镜进行观察，当两艘船靠得足够近才发现，这艘船是一艘体形与国民党军舰相近的外籍货船，方枕流松了一口气。(www.daowen.com)

此后5天，“海辽”轮通过电报不断向汕头招商局报告抢修进展，成功迷惑了汕头招商局，在他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经过了近5天的航行，已经到达太平洋，靠近琉球群岛。

25日晚，“海辽”轮监听到台北招商局向香港招商局发出的电报。消息如下：“海辽”轮的主机故障，现停泊在同安湾进行维修。此时，情况已经比较明显了，对于“海辽”轮连续5天未修理完好，台北招商局可能已经产生怀疑。为了让台北招商局安心，争取更多时间，“海辽”轮给汕头招商局发了一封电报：主机修理完毕，明天到达汕头港。“海辽”轮一发完这条电报，就立即关闭发射机，只监听但不应答，密切监视敌情，加强了全船的瞭望和警戒。当晚，“海辽”轮收到香港海岸无线电台警告，台风可能影响香港和汕头一带。这可真是天助“海辽”轮，敌人受到台风的影响，将更难预测其动向。

9月28日清晨，悬挂着巴拿马国旗、重新伪装成“安东尼亚”号的“海辽”轮，高悬着“我要进港加水”的国际信号旗，缓缓驶近当时由苏联红军驻守的大连港。这是与党组织事先秘密约定的，确保“海辽”轮到港时能够得到港口的协助。经过海上惊心动魄的千里航行，海员们看着越来越近的故乡土地，想到冒着生命危险终于成功的喜悦，他们欢呼雀跃，互相拥抱祝贺。苏联引水员为了不引起苏联与国民政府的矛盾，在登上“海辽”轮之后，他并没有引导“海辽”轮直接进港，而是将船锚准确地抛锚在大连港界线上。在他的引导下，“海辽”轮成功到港，空中徘徊着的国民政府的飞机无可奈何，只得离去。当日8点30分，徐德明一行代表当地党组织登上“海辽”轮，向全体参加起义的船员表示热烈欢迎和亲切慰问。“海辽”轮终于走完了8天9夜、航程2000多海里的起义之路［8］。

“海辽”轮成功起义，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方枕流接到通知：于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海辽”轮要在船上举行升旗仪式，船长方枕流将在天安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上接受新的五星红旗。在此之后，“海辽”轮全体船员在大连市参加盛大的欢迎会，庆祝起义成功。船长方枕流和全体成员向毛主席赠送了精心设计的、由救生圈和舵盘组成的纪念品，向毛主席表达衷心的谢意。

同年10月24日，毛主席复电祝贺“海辽”轮方枕流船长和全体船员起义成功。

“海辽”轮方枕流和全体船员同志们：

庆贺你们在海上起义，并将“海辽”轮驶达东北港口的成功。你们为着人民国家的利益，团结一致，战胜困难，脱离反动派而站在人民方面，这种举动，是全国人民所欢迎的，是还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官僚资本控制下的一切船长、船员们所应当效法的。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海辽”轮起义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共产党地下组织直接领导的第一次起义。在“海辽”轮的带领下，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的12架飞机，国民党招商局香港航运局的13艘海轮相继起航。

为纪念“海辽”轮起义成功，中国人民银行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将“海辽”轮放置在新版中国钞票第二套5分人民币正面的右侧，于1955年3月1日正式发行，流通了长达34年［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