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招商局苦撑的同时，国内其他民营航运公司也在进行着变革。1936年初，中国航政局登记在案的船舶有749艘，航运公司多如牛毛，其中较大的有民生实业公司、三北公司、鸿安商轮公司、宁兴轮船公司和政记轮船公司，而民生公司作为民营航运企业的代表，在其创始人卢作孚（见图5-2）的带领下创造了中国航运界的奇迹。

民生公司是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一个典型，公司的诞生和发展表明，中国近代社会在经历了艰难困苦后有一定程度的质变。有别于传统的新概念、新人物和新企业，这些公司在中国已经开始落地生根，创造财富。民生公司的历史从一个方面证明，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前行，因为她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能够在传统经济中创造灿烂的历史，也能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中创造奇迹。

图5-2　民生公司创始人卢作孚（1893—1952年）

（一）民生公司的成立

1914年卢作孚离开家乡到重庆，由重庆搭乘“蜀通”轮顺长江东去上海，一路上只见桅杆上挂着列国旗帜的大小轮船来来往往，几乎看不到一幅中国旗。

当时长江上游航运几乎完全由英商太古、怡和，日商日清等外国轮船公司控制。中国轮船虽有20多艘，却分属于20几家轮船公司，几乎都处于破产倒闭的边缘。1926年，在友人的帮助下，卢作孚筹资得到8000元，共集资20000元，在上海订造了一艘载重70.6吨的小铁船，并定名为“民生”号（见图5-3），航行于重庆合川之间。1926年6月10日，卢作孚在重庆召开了民生公司的创立大会，公司的宗旨是“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公司初始资本额为5万元［6］。

图5-3　民生公司第一艘轮船——“民生”号

（二）民生公司的成长

1926年7月23日，“民生”号抵达合川。此后，“民生”号每天航行于合川到重庆的航线上，开始了川江航运史上从未有过的定期客运航行。1927年1月，“民生”号顺利首航涪陵，于是一条新航线开始通航，民生公司的轮船也第一次进入了长江。四川东部和南部的这两条水陆联运线是大后方两条极为重要的运输线，也是支撑抗日战争的两条生命线。民生公司成立的第一年，卢作孚的民生实业公司就获利20000元。

1930年前后，日清、太古、怡和联合行动进行压价竞争，使中国轮船企业相继濒临破产。这三家航运公司利用他们强大的经济实力，将1件棉纱从上海运往重庆的运费从原来的25元压价至2元；将100斤药材从重庆运往上海的运费从6元压价至1.2元；客运票价也大幅下降。自宜昌至重庆的航线，日清公司甚至不收船票，还赠送一柄雨伞。卢作孚决定以民生公司为中心，联合其他中国轮船公司，凡是愿意售卖轮船的或愿意合并的公司，民生公司予以收买，并合并公司的轮船财产，且均以较高价格折价，然后将抵债剩余资产作为加入民生公司的股本，其公司人员全部接收，量才录用。如此，不到一年，民生公司合并了重庆以上航线的7个轮船公司，接收他们的轮船，接着又在重庆下游合并了7个公司。民生公司成功整合了长江上游的几十个中国轮船公司，足以与外国轮船公司相抗争。同时，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借助广大人民反日情绪高涨之机，节约开支，优化服务，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加强了竞争能力。1930—1935年，民生公司强势介入川江航运业，外国轮船公司营业利润由盈转亏，日清、太古、怡和相继退出川江。民生公司基本上统一了川江民营轮船运输。

正如表5-4所示，民生公司的经营是非常成功的。无论是股本、资产、轮船数、吨位数，还是利润，从成立后都在直线上升，而且上升幅度很大。利润从最初的25282元，增加至2300177元，11年间增长了近百倍。正因如此，民生公司展现出巨大的实力，短短几年就将外国轮船企业逼退川江，将川江上零散的轮船公司整合加入民生公司，进而击败和收购了美国捷江轮船公司和部分英商轮船，并统一了川江航运。至1937年，民生公司共拥有48艘船，总吨位达到了19875吨，承担了长江上游70%以上的运输业务。航线延伸至上海，并在宜昌、汉口、南京、上海设立了分公司或办事处。民生公司在长江航线上的运输量接近太古、怡和，超过了招商局，成为我国最有发展前景的民营航运企业。

表5-4　民生公司1926—1937年发展状况

（续　表）(www.daowen.com)

资料来源：转引自胡政主编的《招商局与中国港航运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30页（凌耀伦前引书，第87页）。

民生公司不仅在航运上创造了奇迹，也在其他方面迅猛发展。1936年，民生公司已经发展成了一个以航运业为主，包括机械、染织、电灯、自来水等企业，股本167万元，资产达到900多万元的实业集团［3］。

（三）抗战时期的民生公司——宜昌大撤退

抗日战争时期，宜昌成为中国命运的枢纽。1937年11月，南京沦陷。国民政府在战争期间宣布迁都重庆，并指定四川为大后方。在当时想要进入四川，几乎没有公路和铁路，只有长江。在宜昌之上，三峡河道狭窄、弯曲、复杂，河滩多，水流湍急，十分危险，有些地方只允许一艘船舶通过，1500吨以上的船舶不能逆流而上。当时，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向西航行的大型船舶，都不能直达重庆。乘客和货物必须在宜昌换乘（换乘可以去长江三峡的大马力船舶），然后才能继续逆流而上进入四川。

1938年春，国民政府向西撤退，同年10月，距离宜昌仅300千米的武汉沦陷后，大量的人流和物流分别从华东、华中和华北涌向四川。此时，只有10万人口的宜昌已经被潮水般涌入的难民和战时物资所淹没，多达3万人被困。随着源源不断的人流涌入宜昌的，还有向四川转移的后勤保障，包括各种大型装备、军用物资等等。1938年秋，日军疯狂地向宜昌挺进，敌机不停地飞来轰炸宜昌。更糟糕的是，长江上游此时还有大约40天就要进入枯水期，在这段时间内，所有人和货物都必须运输入川，此时，张自忠将军率领的第33集团军正在汉水防线上阻击日军，增援的几十万的军队和装备也急切地想要通过长江通道进入战场。按当时民生公司的运力，全部物资和人员运至重庆需要整整一年时间。

1938年10月23日，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抵达宜昌。他下令停止一切谈判，并立即组织安排了一次急运。在公司召开紧急会议后，他通宵工作，制订了一项紧急运输计划，并在1938年10月24日上午亲自将其分发给各机构代表进行部署。卢作孚将他的计划演示了出来：从宜昌到重庆，溯河而上4天，顺流而下2天，全程6天。为了缩短运输时间，整个运输被分为三个部分：①宜昌—三斗坪；②三斗坪—重庆万县；③万县—重庆。每艘船都以吃水深度和马力进行分类，部分船先将货物运到三斗坪，然后立即返回。公司再派船将货物运至万县或直接运至重庆，重要物资和大型物资由宜昌直接运往重庆，再由重庆装上抗日战士，顺流而下。

为了尽快运送难民儿童，卢作孚在客舱引入了座票制，把所有的二等铺位都换成了座位，这样可以增加一倍多的载客量。同时，他降低了收费，执行公务人员费用为正常票价的一半，战区儿童免费，货物运费仅为正常的十分之一。由于三峡段夜间不能开船，他要求船舶要充分利用夜间装卸，充分利用白天时间开船。为了方便卸货，他在三峡航运线增设码头和中转站，临时增加3000多名员工，同时征用850多艘民用木船运送轻型物资。民生公司抢运物资及百姓的船舶如图5-4所示。

图5-4　民生公司抢运物资以及百姓

这些物资涌入四川，很快在西南地区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区，其中最重要的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军工、钢铁等综合工业区，形成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业的命脉。正是这些工矿企业成功撤退到大后方，为抗日战争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生产的大量枪支弹药为在前线战斗的士兵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武器以保卫祖国，强有力地帮助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

卢作孚坚定地支持抗战事业，他和民生公司在抗战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抗战初期，政府和企业要把厂房和设备从沿海省份经长江疏散到武汉，再运到重庆。卢作孚在这场著名的1938年宜昌大撤退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被后人称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2]”。此外，民生公司承担了四川水域所有本国和外国经营轮船的控制权。在抗战期间，民生公司成了中国航运界和经济界的支柱，是战时交通和中国国力的代表。

江阴沉船：最悲壮的葬礼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节节推进，华北岌岌可危，南京政府预见到战火不久后必然烧到南方。在德国顾问团指导下制定的《国军战争指导方案》颁发，方案明确指示：“淞沪方面实行战争之同时，以闭塞吴淞口，击灭在吴淞口内之敌舰，并绝对控制其通过江阴以西为主，以一部协力于各要塞及陆地部队之作战。”1937年7月28日，蒋介石决定在日军尚未进攻长江流域前封断长江航路，截断长江中上游九江、武汉、宜昌、重庆一带的日军第11舰队13艘舰船和大批日侨的归路，并防止日军溯江而上。海军代表陈季良提出立刻实施沉船封江行动并获批准，8月12日执行封江。

而如此重要机密，竟被时任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提前泄露给了日军。1937年8月11日、12日两天，包括万吨级旗舰“八重山”号在内，泊于汉口一带的13艘日本军舰匆匆逃向长江口。而集结湖口的中国军舰却因未接到开火命令，眼睁睁地看着日舰逃之夭夭。

尽管未能“瓮中捉鳖”，但阻止日军舰沿长江西犯的计划仍须进行。中国海军一面紧急拆除江阴以下长江江面的航标，一面令第一舰队和第二舰队的共20余艘战舰驻防于江阴江面，以配合陆军拱卫南京。同时，还在水中布雷封锁航道、沉船淤石，阻塞江阴附近航道，先后共沉大小军舰、商轮43艘，其中包括海军舰龄较长的“通济”号等7艘旧军舰陆续自沉。此外征用民船185艘，载石近万方，下沉填补沉船的空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