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洋务派代表李鸿章上奏清政府，试图建立轮船招商公司挽回失去的沿海、内河航权。1873年1月17日，轮船招商局正式在上海成立。成立之初，唐廷枢临危受命，担任轮船招商局总办。在唐廷枢上任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通过亲朋好友入股筹集了高达47万多两白银，又凭借当初在买办时期的威望招商入股。通过引入股份制经营模式，轮船招商局资产迅速扩大。于是，轮船招商局开始招兵买马，广泛吸收航运人才。轮船招商局也迅速成长为中国近代航运业的领路者［3］。

海上运输有极大的风险，船舶触礁、海上风浪等会造成船舶损失，甚至造成人员伤亡。同茂铁厂和保险招商局应运而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由轮船招商局牵头、清政府为背景的机械船舶维修企业和船舶保险企业。这两个伟大的首创使我国航运业摆脱了依附外国公司进行维修和投保的尴尬境地，填补了我国船舶维修业和保险业的空白，使我国在航运业中占有一席之地，收回了部分航权。

然而轮船招商局的迅速发展引起了英美商人的注意，他们开始联手排挤轮船招商局，意图将轮船招商局扼杀在摇篮里，维护自身从中国攫取的航权。洋行拒绝给轮船招商局投保，运价开始大幅下跌，他们试图拖垮轮船招商局。但是出乎外商的意料，唐廷枢早已与清政府联手，将轮船招商局建立在资本主义管理体制之下，并且在外商出手之前已经建立了属于自己的轮船保险公司，使招商局下属的船舶保险业务得以延续。此外，通过清政府的优惠政策，轮船招商局抵挡住了外商的恶性竞争，开始在中国航运业中崭露头角。1877年，在价格战的攻势下，旗昌轮船公司损失严重，开始出售全部船产，唐廷枢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要将旗昌轮船公司买下。可是，总价200万两白银，首付100万两，资金筹集问题成为一大难题。

通过李鸿章，轮船招商局向两江总督沈葆桢索要到了50万两白银，又使其找到苏、浙、赣、鄂等地方政府凑齐50万两给轮船招商局。1877年3月2日，轮船招商局成功收购旗昌轮船公司。轮船招商局、太古轮船公司以及华海轮船公司渐渐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三方斗争僵持不下，为了避免三败俱伤，唐廷枢与怡和洋行、太古洋行签订了《齐价合同》^[1]。随着《齐价合同》的签订，轮船招商局在中国航运业中有了一席之地，为中国收回了部分航权。

轮船招商局在与外商的竞争中获得胜利，中国赢得部分航权，为后来民族航运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石，也为打破外商垄断埋下伏笔。晚清时期，中国航运业一直处在被外商势力笼罩的阴影中。但是正因为有外商势力的压迫，中国自身的航运业在压力中逐渐成长。轮船招商局的诞生与起势，正是晚清时期外商垄断中国航运业下的产物。同时，外商在华航运业的发展也为民族航运业的发展提供了许多经验，使中国渡过了帆船航运业到火轮船航运业的转型期［1，3］。

轮船招商局收购旗昌轮船始末(www.daowen.com)

1877年，在盛宣怀的带领下，轮船招商局与外国船行在价格战中获胜，旗昌公司损失惨重且股票价格暴跌，支撑不下去的旗昌轮船公司只得出售全部船产。此时，盛宣怀冷静地觉察到，如果旗昌被怡和或太古买走，那么招商局以后将面临更加惨烈的竞争。最终，唐廷枢、徐润、盛宣怀决定必须抢先买下旗昌，然而，收购旗昌需要200万两白银，首付100万两。

由于先前价格战，轮船招商局将利润压至7厘，此时无法凑齐200万两，为了解决资本问题，轮船招商局开始求助其背后的清政府，盛宣怀向李鸿章写信阐明收购旗昌的重要性，并请求清政府帮助筹款，在两个月内解决100万两的首付金。李鸿章很快回信，资金问题与时任两江总督沈葆桢协商解决。但是当盛宣怀表明需要100万两白银时，即使李鸿章事先已提及，沈葆桢对招商局的事情也略有耳闻，他依然大吃一惊，认为现在的招商局无力承担如此债务，当即拒绝借款。盛宣怀并未打算就此罢休，几经软磨硬泡，沈葆桢答应借50万两银子。为解决剩余50万两银子，沈葆桢被逼无奈通过苏、浙、赣、鄂等地方政府凑齐，最终借款100万两银子。至此，盛宣怀凑齐首付，成立仅4年的轮船招商局成功收购美国旗昌轮船公司（谈判场景如图5-1所示），此消息轰动了整个航运界。这也是中国企业第一次通过竞争并购庞大的外国企业，还直接从外商手中收回了部分中国江海航运权利。

图5-1　招商局收购美商旗昌轮船公司

在1877年3月1日出版的《申报》上，轮船招商局和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发表联合声明：凡是旗昌的旧客户一律转到招商局旗下，并享受同等待遇。在接收了旗昌的轮船产业后，招商局实力和名声大振，与怡和、太古轮船公司呈三足鼎立之势。盛宣怀用200万两收购旗昌轮船公司，仅用了4年就收回全部本钱，而且除了几个大都市，整个长江沿岸，都有了新的码头，新的货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