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期，中国帆船业迎来了与火轮的第一次“亲密”接触。1830年与1835年，福布斯号和渣甸号两艘火轮船分别造访了澳门和珠江，在国内引起不小影响。其中，1836年的渣甸号事件，更是引发了英商与广州当局对珠江航行权的矛盾。

1835年，英国商人威廉·渣甸希望用配有明轮和26马力蒸汽机的渣甸号取代帆船，在澳门和广州商馆间承担人员和信件运输的职责。次年9月，在渣甸号抵达伶仃洋之际，威廉·渣甸得知他的提议遭到了广州政府的强烈反对。一方面，当地用帆船运送信件从未有过延期或者造成不便，不需要更改现有的运输流程；另一方面，政府认为英国人要求使用蒸汽船别有心意，对于他们的言辞持怀疑态度，于是禁止蒸汽船进入珠江。

1835年12月29日，祁贡和彭年批复：外商使用的内河运送信件的船舶不许悬旗，只能使用小舢板，通过虎门必须接收检查，不得违反规定，违者后果自负。外商对此愤愤不平，认为广州政府无理取闹，针对蒸汽船，阻碍其发展。

1836年1月1日，渣甸号不顾广州政府的禁令，载着13名乘客，离开伶仃洋，意图强行闯入珠江。当到达穿鼻洋面时，广州政府在虎门水道，空轰火炮，示意渣甸号停船禁入，接受检查。即便渣甸号的检查结果正常，未装运武器、货物，的确是客船，广州政府依然坚守上峰指令，不予通关。英方多次交涉无果，渣甸号也因此返航，船上的乘客只好回到澳门，乘坐帆船前往广州。澳门与广州之间的客运、信件往来并未受到这场闹剧的影响。(www.daowen.com)

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中英双方发生冲突，并且矛盾持续升级，甚至有武装冲突，渣甸号事件只是双方冲突的缩影。可见广州政府与英商的矛盾不断加深，英商对贸易制度十分不满。渣甸号的强行闯关也暴露出清政府外强中干的一面。

福布斯号与渣甸号的来华事件，表现出以英方为代表的国外势力对在华进行鸦片贸易的“重视”和对中国内河航权的垂涎。这也为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航权丧失埋下了伏笔［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