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运史源远流长，是世界航运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明永乐与宣德年间，伟大的航海家郑和率领当时（15世纪）世界上最庞大的远洋船队，先后七次下西洋，遍访亚、非各国。郑和七下西洋，其中，船队的最大规模超过200艘船舶，人员多达27000余人，主要航线超过40条，总航程共计16万海里，是世界古代航海史上人数最多、行动范围最广的远洋航行活动，其船队航行规模之大、船舶之巨、航迹之广、航技之高，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郑和1405年首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早87年，比达·伽马经过好望角早92年，比麦哲伦环球航行早114年，在人类文明史及世界航海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这一航海盛举不仅将中国古代航海事业推向顶峰，而且在整个人类航海史上，也竖起了一座永放光芒的丰碑。

但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晚明的封建社会渐趋保守与僵化，明王朝对外闭关锁国，对内实行海禁，严重打击了中国航海事业的发展。同时，在航海技术、抑商政策等方面埋下的祸根，导致中国逐渐失去世界先进的航海技术，丧失港航业发展的技术支持与经济土壤，从而陷入了长期停滞不前的境地。

清初，为了稳定国内社稷，清政府继续延续了禁海政策，并延续至康熙二十二年（1682年）。由于清朝统治秩序日趋稳定，康熙于第二年（1683年）放宽禁海政策，使国内的帆船航运业重新发展。(www.daowen.com)

在后续百余年中，由于国力强盛，帆船航运一直处于和平的国际贸易环境之下，海域上的外来势力侵扰较少，内河帆船航运的发展得到了显著效绩。在内河帆船航运上，主要以京杭大运河和长江为主。京杭大运河作为中国南北沟通的水道，在运河上的货物运输业和客运相当发达。可以说，在京杭大运河上，帆船航运业十分便利——“倏来倏往，如履平地”，对于商人来说，利润也非常丰厚。长江则是衔接中国东西的最大河流，支流众多，流域覆盖面广，拥有全国最富裕的江南作为腹地。位于长江入海口的上海，不仅内河运输发达，还是南北洋航运的重要节点。可以看出，清朝帆船航运业拥有发达的航道、强大的生产力、丰富的贸易以及相对良好的国际、国内航运环境，促进了内河帆船航运业的蓬勃发展［1］。

如此繁华的帆船航运业使清政府沉浸于“大国天朝”的美梦。也恰在此时，长江流域的富饶就像是肥美的羔羊，被如狼似虎的西方列强盯上，鸦片战争步步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