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交通主管部门积极致力于国际间和双边的内河航运交流与合作，持续拓展内河航运的对外开放和合作领域。我国多次参加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召开的内河航运会议，与荷兰、德国、法国、美国等国家开展了广泛的内河航运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认真借鉴荷兰等发达国家在河流综合开发、建设高等级航道网、改善运力结构等方面的成功经验，积极引进和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极大促进了我国内河航运事业的发展。中国同俄罗斯、朝鲜、老挝、缅甸等4个周边国家签订了内河运输双边协定，中俄、中朝界河贸易运输稳步发展；中国同老挝、缅甸、泰国签署的《澜沧江、湄公河商船通航协定》，实现了四国间河流的商船通航。中国对外国籍船舶开放的内河口岸超过60个［36］。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内河航运以积极的姿态持续参与国际间内河航运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合作的领域和层次。

当前，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时代背景下，党的十九大仍坚定不移地做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大战略决断，特别是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成了新时代全面开放战略的重点，意味着我国已经步入沿海与内陆全方位开放、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我国内河航运也开启了对外开放的新格局［51］。

（一）长江经济带建设与“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互动

改革开放以来，长江水运逐步取得的显著成就为我国新形势下推动对外开放新格局，深入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国家战略发展奠定了基础。

1.长江经济带政策发展变迁

作为国家级“五大发展战略”之一，长江经济带建设是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要经济发展支撑，是加快构建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创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自党的十八大以来，长江经济带已形成“一轴、两翼、三极”的发展新格局，以长江为依托，发挥上海、武汉、重庆三大中心城市的核心和辐射带动作用，促进长江三角洲、长江中游和成渝三个城市群的区域协调发展［52］。

《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长江是货运量位居全球内河第一的黄金水道，长江通道是我国国土空间开发最重要的东西轴线，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打造中国经济新支撑带，是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谋划中国经济新棋局做出的既利当前又惠长远的重大战略决策。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11省市，面积约205万平方公里，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的40%。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具有独特优势和巨大发展潜力。长江经济带区域图如图4-6所示［53］。

改革开放以来，长江经济带的发展集中表现为空间拓展（从长江中游沿岸地区扩展到九省二市）和理念革新（从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过渡），并逐步形成综合立体的政策体系。长江经济带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线一轴”构想（沿海为线，沿长江为轴），九省二市的空间发展格局确定于2014年的长江经济带建设座谈会［54］。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下述五个阶段的发展，长江经济带的集聚优势和发展潜力逐渐显现，2018年末国内生产总值和常住人口总数分别约为402984.17亿元、59842.27万人，均占全国总量的40%以上。

（1）长江中游沿岸地区加快开发阶段（1978—1985年）。

1980—1983年期间，党中央先后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等五个经济特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马洪先生在这一时期提出了“一线一轴”战略构想，一线就是指东部沿海一线，一轴即为长江。

1984年党和国家在《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中提出“进一步开放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制定的“七五”计划要求加快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开发，大力发展同东部、西部地带的横向经济联系［55］，该计划有7处提及长江，涉及林业、水利、气象、能源和经济等方面。能源方面，提出要大力开发长江中上游干支流等水力资源；经济方面，提出要加快长江中游沿岸地区开发、建立长江上游能源、矿产资源开发区，长江三角洲等开放地区逐步形成“贸—工—农”型的生产结构。总体而言，这一阶段加快长江中游沿岸地区开发的政策重点在于顺应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迅速推进经济发展。

图4-6　长江经济带区域图［53］

（2）长江沿岸城市进一步开放阶段（1985—1992年）。

1984年陆大道先生提出的由海岸地带和长江沿岸构成的“T”型发展战略被纳入1987年《全国国土总体规划纲要（草案）》［56］。

1992年十四大报告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进而推动长三角和整个长江流域经济发展。报告同时指出要抓紧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等跨世纪特大工程的兴建，这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重心开始转向长江流域［57］。十四大报告有3处提及长江，主要涉及经济开放和产业发展。在经济开放层面，提出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进一步扩大了对外开放的范围。在产业发展层面，为满足当前发展经济的迫切需要，提出集中力量建设包括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在内的重点骨干工程。总体而言，这一阶段长江沿岸城市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政策仍然聚焦于经济发展，并采取了深化开放和重点建设的两大策略，长江沿线表现出“大开发，大建设”的蓬勃发展态势。

（3）长江经济带合作发展阶段（1992—2005年）。

1996年“九五”计划把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区明确列为七个跨省市经济区之首，强调了“依托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突破行政区划界限”的跨区域发展思路。然而区域差异和行政壁垒等因素限制了省市合作，长江经济带整体运行效果不佳。为促进长江经济带发展，长江沿线主要城市各自相继提出现代化、国际化城市目标，表现出经济联合开发和跨省合作的发展趋势。

2005年，由交通部牵头沿江七省二市签订的《长江经济带合作协议》设想了以上海和重庆分别为“龙头”和“龙尾”构筑经济带联动发展的格局［58］。

（4）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阶段（2005—2014年）。

2008年，波及全球的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对外出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口总额数据显示2008年之后中国出口总额由高增长转向低增长甚至负增长。

严峻的经济形势需要新的增长极和增长带，为此党和国家围绕长江经济带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2012年12月国务院批准实施了由长江水利委员会和沿江9省共同编制的《长江流域综合规划（2012—2030年）》，这是七大流域中首个获得国务院审批的综合规划，规划明确提出长江流域的两大发展阶段：2012—2020年的第一阶段以“强化治理开发，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为主，2020—2030年的第二阶段以“治理开发与保护并重，更加侧重保护”为主。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对长江相继采用了“黄金水道”的提法，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

2014年9月国务院在《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中确定了将长江经济带打造为“中国经济新支撑带”的战略目标，并将“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作为长江经济带战略定位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www.daowen.com)

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长江经济带确定为新时期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三大支撑带战略”之一［59］。这一阶段，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成为中国转型发展的新出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也逐渐凸显。

（5）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阶段（2014年至今）。

2017年10月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出发展要“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引领”。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江经济带座谈会上明确指出要“以长江经济带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2.长江经济带建设与“一带一路”倡议互动发展

长江经济带发展是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拓展经济增长空间的重要组成、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深化改革开放进程的重要平台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依托。《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指出要培育全方位对外开放新优势：“加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互动。发挥重庆长江经济带西部中心枢纽作用，增强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支撑。发挥成都战略支点作用，把四川培育成为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纽带。构建多层次对外交通运输通道，加强各种运输方式的有效衔接，形成区域物流集聚效应，打造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优化整合向西国际物流资源，提高连云港陆桥通道桥头堡水平，提升‘渝新欧’、‘蓉新欧’、‘义新欧’等中欧班列国际运输功能，建立中欧铁路通道协调机制，增强对中亚、欧洲等地区进出口货物的吸引能力，着力解决双向运输不平衡问题。加强与沿线国家海关的合作，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江苏、浙江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支撑能力。加快武汉、长沙、南昌、合肥、贵阳等中心城市内陆经济开放高地建设。推进中上游地区与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合作。”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长江经济带是“一带一路”在国内的主要交汇地带，应该统筹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开放，实现同“一带一路”建设有机融合，培育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在新时代全面开放格局下，长江经济带在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中有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60］。

其中，建设中欧班列是长江经济带探索国际陆路通道建设、推进陆海统筹的重要突破口，全国的中欧班列从重庆开始（2011年3月“渝新欧”开通），继而向苏州扩展（2012年12月），到武汉（2012年12月）、成都（2013年4月）等长江沿线城市，截至2019年3月，长江经济带11省（直辖市）的重要港口城市全部开通中欧班列。

上游的长江航运中心重庆港以长江黄金水道为纽带，成为承接长江经济带上游丝绸通道最大主枢纽，大力发展国际班列，积极吸引周围地区的货源，成为西亚和欧洲沿丝绸之路物流交易的主要枢纽。重庆一方面以现有的制造业为依托，面向东南亚市场，出口重庆汽车、摩托车等产品，带动了资金、技术的输出，逐步形成了“重庆造”的生产和配套的营销系统；另一方面，打通了重庆至东南亚旅游通道，引导了民间资金的涌入，促进了当地服务产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

中游的长江航运中心武汉港将逐步打造成承接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通道中游的重要转运港，通过打造铁水联运的综合交通枢纽，成为连接“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武汉新港于2014年7月开通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武汉至东盟四国试验航线，同时开辟了中部地区对东盟国家的水运物流大通道；2016年8月湖北入围第三批自贸试验区，中欧班列（武汉）、江海直达航线在武汉交汇，铁水联运、公水联运扩展航运中心港口腹地，武汉逐步发展成对接“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

下游的长江航运中心上海港作为江海联运的重要节点，以长三角区域经济为依托，重点依托其长江战略，形成辐射长江经济带的水铁联运、江海联运枢纽。同时，依托其国际化战略，积极开展“一带一路”跨国投资与国际合作。与此同时，长三角流域的南京港以长江黄金水道为纽带，成为承接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通道下游重要的水铁联运中转枢纽，联通近洋运输的重要节点；宁波港以“一体两翼三路”全面布局宁波港未来发展，辐射台湾地区及东南亚，聚焦华中无水港及西亚、东欧内陆无水港建设，提升“甬新欧”服务能级，积极打造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关键节点和综合物流枢纽港［61］。

3.“一带一路”倡议下长江内河航运发展趋势

（1）大力发展一体化综合交通。

大力发展以港口为枢纽的联运业务：铁水联运、公水联运，大力提升铁水联运比重；推进江海运输，推动特定航线江海直达船型研发，推动江海联运、干支直达发展，不断提高水水中转比重；打造内通外联的运输通道网络和一体衔接的综合交通枢纽，构建横贯东西、纵贯南北、内场外通的综合运输大通道，推进对外交通走廊和海上丝绸之路走廊持续建设。

推动区域港口功能优化及错位发展。加快以沿海和内河主要港口城市为节点的货运枢纽（物流园区）建设，延伸和拓展港口物流产业链，例如支持港口企业大力参与内陆“无水港”建设。支持港港、港产、港航合作，延伸产业链条，加快供应链产业集群［61］。

（2）不断提升航运服务能级，加强智慧化航运建设。

提升现代航运服务水平，进一步推动上海航运中心、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重庆长江上游航运中心以及南京区域性航运物流中心、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建设，加快航运信息公开、航运市场监测和风险预警机制建设。

推进“互联网＋”在航运业的应用，推动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在水运业的应用，支持“互联网＋”水运新业态，引导水运企业和互联网企业联盟发展。推进行业信息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完善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平台管理办法，持续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开展智慧港口示范工程建设，推进港口物流信息平台、长江航运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等信息化建设。推进“电子巡航”、长江电子航道图等成果的推广应用。完成“云上长航”规划研究，推进数据中心等重点工程建设。打造智慧港口，推进行业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加快建设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平台以及网络风险监控平台等［61］。

（3）推动客货运输标准化建设。

强化落实《长江水系内河船型标准化工作任务书》，对老旧运输船舶和单壳油轮实施提前报废更新政策，逐步化解过剩运能，支持高效、节能船舶发展。将部分货运资源转移至客运，尤其是以体验为特征的内河游轮上，加快游轮船舶、游轮码头、游轮服务以及游轮规划政策法规的跟进建设。

（二）珠江水运全力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2018年，珠江水系基本实现了“亿吨水网”“亿吨干线”“亿吨港口”和“亿吨船闸”4个亿吨目标，内河货运量达9.5亿吨，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达1315万标准箱，西江航运干线长洲枢纽船闸货物通过量突破1.3亿吨。2019年，珠江水系内河货运量突破10亿吨大关，仅次于长江，稳居世界第二［62］；长洲枢纽船闸货物通过量有望超过三峡枢纽船闸货物通过量，珠江黄金水道建设实现的跨越式发展在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63］。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举措，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64］。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10多次提到珠江，提出要加快建设世界级港口群、建设畅通连接大湾区水运通道、推进安全低碳绿色水运发展，高标准推进珠江水运高质量发展［63］。

为深入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精神，进一步发挥珠江水运比较优势，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交通部于2020年6月发布了《关于珠江水运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实施意见》，该意见共提出7个方面18项政策措施，以进一步发挥珠江水运在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当好先行。一是建设互联互通的水运基础设施，促进大湾区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推进航道网络建设、推进港口网络建设、推进多式联运体系建设、加快水运信息化建设4项。二是提升水运服务品质，促进大湾区运输服务高质量发展，包括全面提高水运服务能力、打造现代水运体系、打造现代航运服务业、推动邮轮和游艇产业健康发展4项。三是培育对外开放新优势，促进大湾区扩大开放，包括优化珠江水运对外开放营商环境、构建珠江水运对外开放新格局2项。四是加快水运技术创新，促进大湾区创新发展，包括优化水运创新环境、提升水运科技创新能力2项。五是推进水运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大湾区绿色发展，包括推进绿色水运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珠江水运污染防治2项。六是强化水运质量安全保障，促进大湾区安全发展，包括提升基础设施质量安全保障能力、提高水运装备安全水平、提升行政执法能力水平3项。七是健全和完善水运发展体制机制，包括优化珠江水运管理格局、完善珠江水运发展高层协调机制等［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