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打开了古老天朝大国的门户，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中国从此陷入了饱受列强欺凌的历史。鸦片战争失败后，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在帝国主义军队坚船利炮的逼迫下，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被迫开放了诸多通商口岸，即条约口岸。至民国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武力和外交讹诈等方式，强迫中国开放通商口岸达120处之多［6］，这个过程前后经历了大半个世纪。条约口岸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病态开放，意味着中国向半殖民地的沉沦，是帝国主义压榨中国，攫取政治、经济利益的侵略据点。然而被迫的开放也使近代中国陷入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局面，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的引进，为条约城市增添了新的活力，开启了中国城市近代化的进程，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巨大发展，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开始意识到改革是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并展开了一系列的爱国主义运动。

（一）资本主义的侵略据点

自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第一个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5处通商口岸，准许英国派驻领事，准许英商及家属自由居住。1858年，中国与美、英、法三国签订《天津条约》，增开牛庄（后改营口）、台湾府（台南）、潮州（汕头）、登州（烟台）、淡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10个通商口岸，并规定外国传教士可以到内地自由传教，外国人可以在内地游历、经商，外国商船和军舰可以在长江口岸自由航行。1895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在后续的几年中，清政府陆陆续续签订了许多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条约，开放了许许多多的条约口岸（见表2-1）。这些条约口岸主要有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天津、汉口、镇江、南京、杭州、苏州、九江、安庆、沙市、烟台、大连、旅顺、青岛、长沙、万县、重庆等等。从地理位置上看，上述城市几乎包括了中国海岸线上的重要口岸及长江黄金水道上的重要城市。这些城市或是中国的经济区域中心，或是国际国内交通的要冲，抑或是兼有两者的重要地位。这表明列强在条约口岸城市选址上首先着眼于攫取中国的经济利益，初始手段几乎都是通过迫使清政府在口岸城市进行通商，以不平等贸易作为经济入侵的先行。

表2-1　中国历史上的条约口岸

列强远涉重洋侵入中国，其真正的目的和意图是从中国攫取最大限度的政治、经济利益。在条约口岸城市，中国海关的关税自主权、租界土地的使用权、管理权、征税权及司法裁判权先后丧失，标志着中国向半殖民地的沉沦。租界成为列强对华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中心基地和桥头堡。在政治方面，租界更成了列强大肆干涉中国内政的根据地，许多关系中国命运的阴谋诡计在这里密谋策划，许多影响中国前途的肮脏交易也在这里拍板成交。列强在中国各条约口岸和租界中制造着污浊和黑暗，如社会控制机制软弱无力、治安混乱、黑势力猖獗，城市发展和城市建设处于无序状态等。外国势力还以开埠城市为据点，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不断加深对中国内地的侵略，造成中国城乡发展脱节。而个别条约口岸城市的畸形繁荣更是以广大内地和农村的日益贫困为代价，从而使整个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步履维艰。

（二）条约口岸背景下中国近代口岸城市的兴起

条约口岸的被迫开放，也意味着打开国门、迎接新文明的到来，意味着开埠城市商业贸易体系的建立和发展，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的引进，使条约口岸城市增添了新的活力，促进了条约口岸的兴起［7］。首先，随着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条约口岸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以南北沿海、东南沿海为主体的，具有半殖民地性质的近代口岸城市体系。其次，随着西方近代科技、近代工业以及近代城市建设、管理理论和经验的不断引入，近代工商业与交通运输业在条约口岸城市有了较快的发展，为城市近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率先向近代化迈进。最后，由于开埠，各种信息、人才、资金、劳动力纷纷涌入口岸城市，从而使这些城市及附近地区与国内外市场紧密相联，各种文化得以碰撞融合，城市逐渐挣脱传统封建主义的制约，结构和功能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城市近代化的步伐加快。

由于外力的超强度楔入，清政府对条约口岸城市的专制统治发生了松动，迫使封建统治机制、清政府的内外政策也发生了变化，为早期现代化在条约口岸城市的最先启动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文化通过条约口岸传递至国内各个城市，推动了当时国内有限的正式开化，促进城市的近代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转型。

开埠后，条约口岸城市的商业与经济水平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处于领先地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对城市经济结构的变动也产生激烈的影响。尤其是近代工业的发展，几乎是促进这些条约口岸城市迅速进入近代经济社会的一个重大动力，从而对城市经济实力的提升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租界也因实行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经济制度，而呈现出一种有利于中国社会进步的特殊格局，即租界确认了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便利和保护。这种环境在租界以外及非条约口岸城市中，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亟求但无法获得的。因此，近代以来，大量民族资本转向租界，寻求租界保护，从而造就了上海租界成为中国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区域。从这一意义上说，租界在客观上又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以上海为例，1854年上海洋行增至120多家；1876年前后，发展到200余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上海洋行数量已达到1145家之多。工厂设置增多，外国资本纷纷在中国开工厂、办企业，其中部分企业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从城市近代化的起步时间来看，最初的东南沿海五口城市从19世纪40年代率先出现外资工业企业，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后开始出现民族资本工业企业，到20世纪初基本上都出现了有一定规模的工业投资。金融业、交通运输行业也迅速发展，西方先进的水上运输工具、铁路设备被输入中国。

条约口岸城市是西方人频繁活动的地区，西方人在当地设教堂、兴学校、办报刊，通过传教、教育、宣传以及开展的各种其他日常活动，都加快了西方文明在中国的传播［8］。西方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管理思想的传播，开启了中国人的民心民智，解放了国人的思想，客观上又促进了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租界也为中国引入了一种西方文明的生活方式，电灯、电话、电车，使中国人开始认识到自己的落后。

在西方外力的推动下，条约口岸城市的社会结构开始出现转型的端倪。一是由于经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壮大；二是政府官僚转型，洋务派和官僚立宪派开始了救亡图存的行动，他们虽然仍是封建王朝的官员，但已与传统的封建官僚有了较大的区别；三是工人阶级逐渐壮大，尤其是作为条约口岸城市的上海成为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最后，随着条约口岸的开放，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思想价值观念发生了转变，成为新文化的传播者和创造者。

中国近代条约口岸城市的被迫开放，呈现出明显的双重发展特征。一方面条约开埠成了中国城市近代化的起点，为城市近代化和中国早期现代化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尤其是条约口岸城市的劳动人民辛勤劳动，加之世界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进步，条约口岸城市普遍取得了近代化的发展，并为传统口岸城市提供了先进的发展经验。另一方面，毋庸置疑的是，条约口岸更多的是作为输入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品和输出中国丰富原料资源的集散地，是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是西方列强在华倾销商品、掠夺廉价劳动力、廉价原料、扩展资本的大本营，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危害。由于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之中，被西方殖民者操纵和控制，条约口岸遭受了不合理的市场分工，人民惨遭剥削和压迫，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被极大的破坏。国家主权被践踏，人民思想被奴役，条约口岸城市的精神与文明被深深地烙上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烙印。

（三）条约口岸背景下的民族觉醒(www.daowen.com)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凭借着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将中国裹挟进了资本主义的世界新秩序之中。对于中国来说，条约签订的最重要的意义，也许还不仅在于它们掠夺、损害了多少现实的国家和民族权益，而且还在于“条约制度”对于传统的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产生的带有根本性的影响。战争的失败让当时的官员、知识分子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厉害之处，开始“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二十年来条约口岸城市巨大的发展与变化，开始让习惯于“天朝上国”思维的中国人意识到思想变革和文化变革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涌现了一大批思想变革的先驱人物——“条约口岸知识分子”，即生活在最早开埠的通商口岸、与西方文化发生密切接触且在中外文化关系的思考方面有所心得的中国士人［9］，如李善兰、华衡芳、管嗣复、蒋敦复、张福僖、沈毓桂、洪仁玕等人，而王韬、郑观应、冯桂芬则是其中尤具代表性的人物。

开埠以后的通商口岸，是形形色色、光怪陆离但充满生机的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展览橱窗。“条约口岸知识分子”在与西方人士交往的过程中，理解西方文化，比较中西文化，切身体验了中西文化碰撞、交融过程中的感奋、焦虑和痛苦，在国家、民族的出路方面，在如何处理中外民族关系、文化关系方面，产生了新的想法，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中率先自觉的“思变”者。

王韬（见图2-3）1848年至上海，此后的十余年间在墨海书馆担任麦都思的中文助手，参与编译了多种西方科技著作，认识到“西洋奇器，俱因天地自然之理创立新法，巧不可阶”，促成了传统华夷观的动摇乃至转变。之后，他又远赴香港、欧洲体察西式政教，对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国政治的积弊认识更趋清晰，顺理成章地产生了危机意识、改革意向以及对富强的追求，从而产生了“变”是必须的，与其“彼使我变”，不如“我自欲变”的思想。“吾所谓变者，变其外不变其内，变其所当变者，非变其不可变者。所谓变者，在我而已，非我不变而彼强我以必变也。彼使我变，利为彼得；我自欲变，权为我操［10］”。王韬认为危机的显现同时就是机遇的挑战，“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以弱中国，正以强中国，以磨砺我中国英雄智奇之士”。学习西方，是中国救亡图存、自强求富的唯一选择。他编译了数本西方宗教、科技书籍，还撰写了《西学原始考》《西学图说》和《泰西著述考》。王韬强调：“而今则创三千年来未有之局，一切西法西学，皆为吾人目之所未睹，耳之所未闻。夫形而上者道也，形而下者器也，杞忧生所欲变者器也，而非道也。”

图2-3　王韬

郑观应（见图2-4）也是“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启蒙思想家，也是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和热忱的爱国者［11］。他17岁到上海洋行当学徒，从传教士傅兰雅学习英语，且“究心泰西政治、实业之学”。19世纪60年代写《救时揭要》，引用古训以作立论依据，分析社会问题，以求匡时救世。郑观应学习西文，远赴重洋，与洋人交往，体察西方风尚、政教，考察西方强盛的原因所在。他认为西方与中国立约通商，入局内地，“此乃中国一大变局，三千余年来未之有也”。然而政府官员不懂敌势洋情，外交上“随则病国，激则兴戎”，未能把握天下大势的国策，必然是进退失据。郑观应撰写了《盛世危言》一书，首次要求清朝“立宪法”“开议会”，实行立宪政治，在我国首次使用“宪法”一词，由此开启了中国最高法意义上的宪法理念时代。书中还主张习商战，“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郑观应主张兴学校，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此书是以富强救国为核心的变法大典。光绪皇帝看到此书后，下令印刷2000部，分发给大臣阅读。这部著作问世后社会反响很大，时人称此书为“医国之灵枢金匮”，影响了康有为、孙中山等人。

图2-4　郑观应

冯桂芬（见图2-5）是封建主义改良派的先驱人物，最早表达了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著有《校邠庐抗议》《说文解字段注考证》《显志堂诗文集》等书。冯桂芬曾获得一甲二名进士的显赫功名，与陶澍、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等高官交往甚密，有“国士”之誉，“自未仕时已名重大江南北”。李鸿章在举荐冯桂芬的奏章中称“该员好学深思，博通今古，喜为经世之学”，“洋务机要，研究亦深”。1860年，太平军占领苏州，冯桂芬避居上海，于“华洋杂处，岌岌不可终日”的动乱时世中，痛感振颓起衰的责任重大，写出了《校邠庐抗议》一书。《校邠庐抗议》全书共四十二篇，论及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财政、水利、漕运、宗法、户籍、教育等方面的问题，对于当时社会存在的诸多方面的严重问题提出了警告和建策。他继承了林则徐、魏源的传统，肯定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主张学习西方的军事工业，将“制洋器”提到“自强之道，实在乎是”的高度来认识，建议国家从政策上诱导、吸引聪明智巧之士，以外人为师，切实钻研，像科举制一样，给这方面的杰出人才以优厚待遇。他重视西方经世致用之学问，主张采用西学、制造洋器，他以中国的伦常名教为本，辅以外洋诸国富强新术。他的思想理论对洋务派有很大影响，同时也被资产阶级改良派奉为先导。冯桂芬去世以后，他的治国理论，如裁减冗员、精制规则、停捐输、变科举、广取士、废武科、采用西学、制造洋器等等评议，全都被朝廷甄别、采纳，大部分得以施行。

图2-5　冯桂芬

“条约口岸知识分子”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下产生的对救亡图存的思考和爱国行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他们对“自强”“求富”的追求，虽然本质上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具有比较明显的文化保守主义特征，即在封建统治的体系框架之中，描绘了一个较之前看似截然不同的未来世界，但在客观上，他们的行动对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教育近代化和国防近代化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国际航运中心是特定社会生产力条件下，国际航运产业链上具有影响力的价值创造环节的空间集聚。这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变迁，国际航运中心的内涵及其体制安排也经历着持续的演进。中国古代港口虽然已经形成了服务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功能，但由于承担的功能比较单一，只是初级的简单集散功能，负责国际货物的集散和中转，因此，只能称之为国际航运枢纽港，而非国际航运中心。

此时的国际航运枢纽港的成功得益于优越的经济地理位置、港口的自然条件以及政府开放的对外贸易政策，这些优势为枢纽港提供了万船云集的规模效应以及高效的集散运输能力。中国古代国际航运枢纽港的兴起促进了一大批港口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也促进了对外交流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关系着国家的兴衰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