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运历史悠久，战国时期已出现沿渤海、东海、南海海岸航行的航海活动。两汉时期，航海活动已经可以北抵朝鲜半岛、日本，西至印度、波斯，南至东南亚诸国。唐宋时期，中国航海事业进入最繁荣的阶段，海上对外交通的地位上升，并逐步取代西部陆路对外交通，航线大量增加，不仅可以横渡南海、跨印度洋至波斯湾沿岸，西至红海和东非沿海各国，还出现了海外移民。这一阶段逐渐形成了广州、泉州、扬州、登州（今山东蓬莱）、杭州、温州、楚州（今江苏淮安）、明州（今宁波）和秀州（今上海松江）等享誉内外的港口城市。在两千多年的航海历史中，中国港口城市的地位交叠更替，其中以广州、泉州、宁波、扬州海运最为繁盛，这些港口城市在古代中国经济发展、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著名的海港城市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

先秦时期，居住在现今浙江、福建、广东沿海一带广大地区的人称为百越人。在东瓯（今温州市）一带的称为瓯越；在冶（今福州市）一带的称为闽越；在番禺（今广州市）一带的称为南越或扬越；在今广西南部及越南北部沿海一带的为西瓯，也称骆越。史料记载，“越人善舟，习于航海”，百越人各族之间的联系“以舟为车，以楫为马”^[1]，多依靠海上交通。因此，百越人拥有先进的造船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百越人的造船技术在宋元时期到达一个高峰。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2]（Ibn Batuteh）在元代中国游历时记载：印度和中国之间往来交通使用的都是中国的大船，“此类商船，皆造于刺桐（今泉州）和兴克兰（今广州）二埠”。闽广的海船，体形大、载重量大、船体坚固、航行快，是适合长距离远洋航行的大船。

图2-1　广船

（一）广州，中国最古老的长盛大港

广州一直以来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是海上丝绸之路千年历史上唯一长盛不衰的港口。广州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战国时期的早期聚落——楚亭，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建立南海、象郡、桂林三郡，并设番禺（今广州）等县［1］。据《史记》的记载，秦汉时期番禺已成为丝绸等商品的对外贸易都会，比徐闻（今广东省徐闻县）等港早300年左右。中国的丝织品、纸张、铁器、瓷器等商品从广州运往海外，换回珠宝、香料、象牙、犀角等奇珍异宝，广州一度成为著名的贸易大港。据《前汉书·地理志》记载，“番禺，其一都会也”，可见当时广州的繁盛景象。唐朝“安史之乱”的爆发导致路上丝绸之路闭塞，中国的对外贸易由以陆上运输为主，转为以海运为主，广州的海外贸易更为发达，“异域殊乡，往来辐辏；金贝惟错，齿革实繁”^[3]。唐大历三年，广州每年往来货物交易量达到40余艘船，自贞元年间开始，广州相较同时代的其他海港城市更加繁盛，其货物贸易量是同时代对外贸易大港——明州（今宁波）、杭州两港的100至600倍，更是出现“南海有蛮舶之利，珍货辐凑^[4]”，“日十余艘载皆犀象珠琲，与商贾杂出于境”^[5]，“诸蕃君长，远慕皇风，宝舶荐臻，倍于恒数”^[6]，“蕃国岁来互市，奇珠、玳瑁、异香、文犀皆浮海舶以来”^[7]的盛大景象。对外贸易的繁盛，使得许多蕃商、夷人（外国人）侨居广州，开成年间还有华人与夷人聚落分居，不能随意通婚，蛮人不得立田宅的规定。《中国印度见闻录》中曾记载了“黄巢兵围广州”的历史事件：（黄巢）攻破广州城池后，屠杀居民。这里是阿拉伯商人荟萃的城市，所以，有12万寄居在城中的外国商人被杀，这个确凿的数字是根据中国按人头数课税而算出的。此外，黄巢还把那里的桑树都砍光了，为的是让阿拉伯各国从此断掉丝绸的货源。

到了元代，与广州进行海上贸易的国家多达140多个，明代中国的丝绸等产品经广州过菲律宾远销拉丁美洲诸国，经台湾海峡、琉球群岛至日本。公元1757年，清朝政府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统治，采取一系列限制对外贸易的措施，一度实行“一口通商”政策，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与各国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驰名中外的“广东十三行”便诞生于此时。南宋时期之后，杭州、明州两港发展几乎停滞，唯有泉州港可与广州相提并论，直至近代，广州一直都是中国对外通商的重要口岸，由此可见，广州港是中国历史上历代不衰的千年大港。

唐朝之前，中央政府并未设置管理海外贸易的专门机构，沿海各地的对外贸易一般由地方长官监管。据《唐会要·少府监》载：“南中有诸国舶，宜令所司，每年四月以前，预支应须市物。委本道长史，舶至十日内，依数交付价值。市了，任百姓交易［2］。”由此可见，当时沿海各地在对外经济贸易方面有着极高的自由度。至唐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中央政府在广州专门设立了管理航海贸易的官员“市舶使”。市舶使一般由宦官担任，主要职责是对航海贸易、船舶与海外商人进行监管，向往来贸易的国外船舶征收关税，替政府采买一定数量的舶来品，管理海外商人的进贡品，是市舶司的前身［3］。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中央政府在广州设市舶司，之后又在杭州、明州（今宁波）、温州、密州、秀州（今松江）等地设市舶司。据《宋史·职官志》的记载，市舶司的职责是“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货”。《宋会要辑稿》上说，“市舶司，掌市易南蕃诸国物货，航舶而至者”。所谓“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即把现代所称的船舶登记，港务监督、海关税收和外侨管理等工作，统归于市舶司掌管。

（二）泉州，叱咤400年的“世界第一大港”

泉州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在南北朝时期梁安（今泉州）已经开始了海上对外交通。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从南宋末年开始，泉州的贸易规模及影响力逐渐超过广州，成为世界航海史上叱咤400年的“世界第一大港”（见图2-2）。

南北朝时期，中原频繁的战乱纷争迫使北方各族人民南迁入闽，为泉州带来大量的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初步形成了以梁安港为中心的对外交通港口［4］。南朝陈文帝时，泉州的对外交通已远至印度，印度僧人拘那罗陀曾两次至泉州，在泉州西郊九日山上翻译《金刚经》，后由泉州乘船至棱加修国（马来半岛），并返回优禅尼国（印度）。隋朝，泉州社会经济愈发繁荣，对外海上航线不断扩展，商船往来于中国与南海之间，逐渐扩至红海、波斯湾。唐朝，泉州海上贸易繁荣，对外贸易商品包含丝绸、瓷器、茶叶、漆器、金属制品和农业副产品，也开始大量进口商品，经济空前发展，成为闽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政府在泉州设参军事，管理海外贸易。伴随宋朝“靖康之耻”，宋王朝将都城南迁于临安（今杭州），为增加政府库收不断鼓励对外贸易。泉州地近临安，又有着良好的对外贸易基础，在南宋王朝的极力经营下，逐渐超越广州，成为最重要的贸易港口。泉州港的海关关税岁入200万钱，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20%。

图2-2　古代泉州港

到了元代，泉州确立世界第一大港的地位，成为中外各种商品的主要集散地。据记载，经泉州港进口的香料有58种，纺织品19种，宝物珍玩12种，器用品6种，金属物品9种，工业原料27种，副食品7种。经泉州港出口的陶瓷器41种，丝绸纺织品54种，金属、药物、杂货63种，远销64个国家和地区。阿拉伯人所著《伊本·白图泰游记》记载：“泉州为世界最大港之一，实则可云唯一之最大港，余见是港有大海船百艘，小船无数。”宋代吴自牧《梦粱录》第9卷记载：“若欲船泛外国贸易，则自泉州便可出洋。”由此可见当时的泉州港帆樯林立，海外商贾云集，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大港”。

繁荣的海上贸易不仅促进了古代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极大加强了对外交流和文化融合。泉州作为曾经的“世界第一大港”，吸引了无数外国商人来此定居，主要有阿拉伯人、波斯人，以及印度、埃及、日本、朝鲜、东南亚、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人。这时的泉州几乎就是个“联合国”，出现了“市井十洲人”的盛景，被使用的语言就达到100多种。元朝政府为方便管理，照顾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设立了专门供不同外国人居住的“番人巷”，即番坊，划分固定范围让外国人居住。《方舆胜览》中曾记述：“诸蕃有黑白二种，皆居泉州，号‘蕃人巷’，每岁以大舶浮海往来^[8]。”番坊中由外国人推选出番长、理讼师等自行管理，并与官方沟通。这一政策极大地缓解了不同民族的关系，而且降低了对外国侨民的管理难度。这些举措也极大促进了宗教文化和民族文化的融合，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都来到了泉州，其中以伊斯兰教徒最众，这些宗教也在泉州生根发芽。据统计，泉州一地有1000多种神像，甚至会出现佛、道、儒三家的神像供奉于一处的神奇景象。

进入明朝，朱元璋以海疆不靖、倭患未除为由开始实施严厉的海禁，与蕃邦的交往被严格限制在官方主导的朝贡体系之内，禁止民间参与。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这一政策看似宽松，实则平头船无法远洋，直接断绝了远航，对外贸易受到极大的限制。郑和七次下西洋，看似达到繁荣的顶端，但是庞大的船队还带着打击民间贸易的任务，数次击败或则灭亡了海外的华人政权。成化十年（1474年）泉州港的外贸地位继续下降，市舶司移至福州。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正式议定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四省沿海为通商贸易地点，并在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设立4个海关，此即“四口通关”时期，泉州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港口的繁华烟消云散。

在封建王朝时期，王朝统治者的对外政策对海上贸易影响极大，唐宋时期统治者采取积极开放的对外政策，对港口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相反到了明清时期，中央政府为了皇权的稳固，开始实行“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极力地避免对外交流，这也让诸多依托对外贸易发展起来的海港城市迅速没落。(www.daowen.com)

在泉州繁荣的对外贸易带来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因文化差异和民族政策导致了大量的矛盾与争端。元朝的民族政策把人分为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色目人（阿拉伯和欧洲人）被划为二等人，而福建当地的原住民被划为第四等的南人，这种不平等导致外来商人与本地居民间积攒了大量的矛盾。更混乱的是宗教文化之间的争端，相似的宗教文化如伊斯兰教也存在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争端。战争、民族仇杀、宗教仇杀，庞杂的社会问题，导致泉州像是一个坐落在活火山口的城市，随时可能爆发，也加速了泉州没落的速度。

（三）宁波，自由贸易港的“前身”

宁波一直以来都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始发港和目的港之一，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历史上一直具有重要地位。宁波港历史悠久，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河姆渡人（活动于余姚市罗江乡的沿江一带）已能“刳木为舟，剡木为楫”^[9]，开创了灿烂的河姆渡文化。战国时期，句章港（今宁波）已与番禺、琅琊、碣石、会稽等同为我国最主要的9个港口［5］。到了汉代，句章港逐渐由战国时期的古句章（城山一带）移至自然条件更为优越的“三江口”一带。秦汉时期，句章港一直作为军事要塞屡见于史册，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东越王余善反叛朝廷，汉武帝派横海将军韩说率领军队从句章港出发攻打东越，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海上战役，可见当时句章的水道已相当畅通。唐代，句章港改名为明州港，被列为开埠港口之一，是沟通东南亚、南亚及阿拉伯各国的主要贸易物资输出港口，各个商帮从此处起航，到达新罗青海镇、日本值嘉岛、博多港。此时的明州港“海外杂国贾舶交至”，帆樯如林，旗鼓相闻。从宁波港出口的越窑青瓷远负盛名，从日本鸿胪馆，到印度布拉明纳巴德、非洲埃及开罗都有越窑青瓷销售。

到了北宋，明州港是当时的五大港之一，西亚的波斯商人经常来宁波做生意，当地政府还专门设立了供波斯商人聚居的“波斯馆”，波斯人在当地建造了清真寺，形成了有名的“波斯巷”。朝廷还在此设立了市舶司，舟山、温州诸港也在管辖范围内，还一度规定“非明州市舶司而发往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南宋时明州港最为繁华，成为国内最重要的港口，朝廷撤掉了杭州、秀州、江阴、温州四地的舶务，唯留明州一处，这几个地方的人要出海做生意就必须来明州办理“签证”。朝廷还将沿海制置使司设立在明州，使司可管理两浙和福建沿海地区，明州的行政等级上升至历史最高点。元朝改明州为“庆元”，继续了两宋时期的开放政策，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庆元已与广州、泉州两港齐名，是全国三大主要贸易港口之一。

明朝虽实行海禁政策，但明州的对外贸易并未因此而停滞，反而愈发强盛。隶属明州的“双屿岛”一度发展成为明代中叶亚洲最大的海上国际自由贸易港口，被史学家誉为“16世纪的上海”。明清海禁政策下，许多靠海而居的人被迫迁居内地，未迁居的人为了生计，铤而走险开始了走私贸易。嘉靖年间，走私贸易的规模逐渐扩大，形成许多亦商亦盗的海上势力集团，他们动辄数百人，甚至成千上万人。而双屿港，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开始成为许多海上集团盘踞的据点。海禁严厉的时候，浙江本地的走私商人经常引诱外国走私商船到双屿港交易，而那些原来在广州贸易的外商，因“欲避抽税，省陆运”，亦纷纷由他们导引改泊双屿，每岁夏季而来，望冬而去。几年后，大批葡萄牙人至浙江沿海贸易，在双屿安营扎寨，中国私商、倭寇和葡萄牙人合流，在日本、闽浙和满剌加之间进行三角贸易，将从满剌加等地贩来的胡椒、香料等东南亚商品，在双屿与当地商人交换丝绸、棉布，然后运往日本出售。自此，双屿港的国际贸易蒸蒸日上，盛极一时，成为亚洲最大最繁荣的港口，以至于当时的欧洲人“只知宁波，却不知浙江”。

宁波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造船和航运事业发源地之一。宁波自周朝已有制造海船的记录，周朝慎到^[10]所撰《慎子》云：“行海者坐而至越，故有舟也。”这里的“越”就是现在的宁波，而这类海船当时就造于宁波附近的江岸。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再次遣方士徐福率童男童女入海求仙人采仙药。徐福从宁波至今日本长崎，航程长达600海里（1海里＝1852米），去者数千人，足见当时宁波的航海和造船业已相当发达。公元230年，孙权派遣将军卫温领兵万人攻打夷洲（今中国台湾）及亶洲（蓬莱附近），船舶纵横，其势盛甚，也可以看出宁波造船技术的高超，航海事业的兴旺。

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造船史上第二个高峰时期，当时唐代与日本、高丽往来均由宁波出发，派遣唐使、鉴真东渡日本使用的均是大海船。宁波在这个时期也诞生了一大批在东亚享誉盛名的航海家、造船家，其中以张有信最为著名。宋朝造船，船体不断增大，结构也更加合理，造船数量不断增多，宁波的造船工艺越来越先进，居于全国首位，在国际上也属先进行列，造船、修船已经开始使用船坞，这比欧洲早了500年。《宋会要辑稿》曾记载：“哲宗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明州、温州岁造船以六百只为额^[11]。”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为出使高丽曾在宁波招宝山下造“天虚安济致远”和“灵飞顺济”两只万斛船，堪称神舟。据推算，这类万斛船载重有1100吨，世界稀有。

宁波的造船街在宋朝时就因造船而闻名，从造船街原江心寺到甬东码头一带，唐宋以来一直是著名的造船场。1975年在此地出土的唐代造船厂遗址和唐船、宋代外海尖底船等文物，充分反映了当时宁波造船规模之大，工人之多，标志着宁波造船业的发达和进步。

（四）扬州，“富甲天下”的水运枢纽

扬州是中国古代漕运的起点，盐铁运输的水上交通枢纽，被誉为“中国运河第一城”，富甲天下，一度成为中国东南第一大都会。

扬州，文字可考的历史距今已有2490年，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为北上争霸中原，于公元前486年筑邗城（最早的扬州城），开邗沟（第一条沟通长江和淮河的人工运河），此时的邗城已初具港口的职能。两汉时期吴王刘濞“即山铸钱，煮海为盐”，开盐河（通扬运河前身），极大地促进了淮南盐业的发展。盐河开通后，扬州港不仅把控江淮水运的咽喉，又成为淮南海盐运转的枢纽。隋炀帝时，开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前身）连接黄河、淮河、长江，扬州成为中国内河的水运枢纽，不仅加强了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有益于农业灌溉，而且对促进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流域的经济、文化发展和交流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奠定了唐代扬州空前繁荣的基础。在唐代，扬州农业、手工业、商业相当发达，出现了大量手工作坊和工场，逐渐成为中国东南第一大都会，在此曾留下“江淮之间，广陵（扬州）大镇，富甲天下”的记载。此时的扬州商贾如织，“时人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12]。扬州是南北粮、草、盐、铁的运输中心和重要港口，漕运中转的大港，唐代中期刘晏主持漕政，将江南贡赋集中于扬州，然后转运北上，并在扬州附近设专造槽船的十大造船场，从而强化了扬州的水运枢纽地位。物资的流通刺激着手工业、商业的迅速发展，促使扬州成为一个繁荣的商业港埠。为管理扬州漕运，政府曾在这里设都督府、大都督府、淮南道采访使以及淮南节度使治所，领淮南、江北诸州。

唐末至五代，扬州战乱不断，扬州港急剧衰败。宋代，扬州境内的港口群体发生很大变化。一方面，由于长江三角洲淤涨，海岸线东移，扬州长江岸线南移，江南诸海港兴起，取代了扬州港的对外贸易地位；另一方面，扬州港的国内贸易部分被真州（今仪征市）港所替代。到了元代，政府几次整治运河扬州段，基本形成了今天的走向，恢复了曾一度中断的漕运，扬州又迅速繁华起来。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孕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扬州的商业主要是两淮盐业的专卖和南北货贸易，盐税收入几乎与粮赋相等。手工业作坊生产的漆器、玉器、铜器、竹木器具和刺绣品、化妆品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扬州港海外交通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东晋时期。据《高僧传》^[13]记载，我国高僧法显于公元399年从长安出发，沿陆上丝绸之路到印度留学，后来再去斯里兰卡留学，然后搭乘商船回国，于412年漂行至青州牢山（今崂山），再从山东半岛航行来扬州。东晋时，尼泊尔高僧佛陀跋陀罗循着海上丝绸之路，继而又沿着长江东游，是历史上第一个到达扬州的外国人。

唐王朝的开放政策吸引了大批海外商人，由海上通道来扬州的各国商人为数众多，留居扬州的外国商人、留学生有时多达数千人。当时，船舶从扬州港启航，可东通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南抵南洋，西达西亚，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著名港口。唐代的扬州和广州、泉州、明州一起，是名闻世界的东方四大商港。扬州的繁华吸引了波斯、大食、印度、新罗、高丽、日本等国家客商纷纷侨居扬州，以扬州为根据地与内地进行贸易，促进了各国经济、政治、科学和文化的交流。元明两代，来扬州经商、传教、从政、定居的外籍人士日渐增多，其中仍以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为最。

唐代之后的扬州几经战乱，宋朝以后扬州虽仍然是国内的重要都市，但海外贸易急剧缩减，少有外船入港，逐渐降为内地漕运城市。

明清时期，扬州为两淮盐运漕运中心，万商云集。康熙和乾隆南巡时多次去扬州，扬州成为风尚华丽之所，成为中国的八大城市之一。城市人口超过50万，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世界十大城市之一。当时的扬州居交通要冲，富渔盐之利，是淮盐的集散地。两淮盐税直接关系到清政权的命脉，所以清政府对扬州盐务十分重视，清初就在扬州设两淮盐运使，以控制食盐产销和盐税征收。扬州盐业在乾隆至嘉庆年间达到极盛，两淮每年的赋税占全国商税收入的一半，其中主要是盐税。

然而，扬州的繁盛却在咸丰三年（1853年）春戛然而止。漕运制度结束，盐运改制，铁路兴起，运河淤塞，扬州港失去了发展的条件。到了近代，扬州港、仪征港、瓜洲港相继衰落。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扬州港已退居为苏北内河的一个三等港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