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前的中国处在封建社会，自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中国失败，清政府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成立中华民国前，由于抵抗列强侵略的战争均遭失败，签订了一个个不平等条约，不但沿海门户洞开，而且长江、珠江、黑龙江及其支流和京杭运河江南段等内河航行权也相继丧失。一大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港口被列强控制把持，不少港口城市被列强强行划定为租界或居留地，成为“国中之国”。

1842年8月28日，英国强迫清政府订立《南京条约》，中国除割地赔款外，还要向英国开放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和广州为通商口岸，自“五口通商”后，这五个港口落入了以英国为首的各国列强控制中。以上海港为例，从1851年起由美国人任港务长，同年9月公布上海港口管理章程，外国船舶进出港和靠离泊指挥，国人无权过问；1854年起由英国人主持在上海港另设江海关（洋关或新关，原有海关乃称常关或旧关），港务长也归江海关领导，其后还夺取了港口引水权，建立了由英国警察把持的港警队伍。

五口通商后不久，上海港地位迅速上升，不但胜过宁波港，而且还超越了原来的全国第一大外贸港广州港。1851年上海港的出口货值已占全国的一半，1852年广州港的进出口货值还略高于上海港，从1853年开始，上海港进出口货值大幅度增加，从此一直占据全国第一大外贸港的地位。

1856年爆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再次失败，1858年沙俄挑头迫订《中俄天津条约》。除要共享五口通商外，还增开台湾（指台湾城和安平港，位于今台湾地区台南市安平区）和琼州（今海口市内港）两地。继而，美国迫订《中美天津条约》，除以上七口，又增开潮州港，并在实施过程中将潮州港换为港口条件更好的汕头港，英国迫订《天津条约》，除共享俄、美两条约中增开的口岸外，第十款规定“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除镇江一年后立口通商外，准将自汉口溯流至海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之区”。自1861年起，镇江、汉口和九江等港先后被迫开放，长江港口由此洞开，内河航行管理权顿失。《中英天津条约》第十一款中增加牛庄和登州两个港口，并在实施中将牛庄换为营口，登州换为烟台，以控制条件更好的港口。1858年法国迫订《中法天津条约》，再增开淡水港（又名沪尾港）和“江南之江宁”，还声称“其江宁俟官兵将匪徒剿灭后（指消灭太平天国）”再去通商。1860年英、法以《天津条约》未实现，强迫清政府再订中英和中法两个《北京续增条约》（即《北京条约》），又增开了天津港。1861年1月还割走九龙半岛南部。1869年10月，英国在北京迫订《新定条约》，中国被迫允开温州，换取英国放弃琼州（海南岛）的开放。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新开港口的海关和港务长，也由列强任命外国人担任。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后，沙俄趁清政府内忧外患交迫之际，以帮助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为诱饵，提出割走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大片领土的要求。当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大沽口，沙俄军舰又到瑷珲港，以兵临城下的威势迫使地方官黑龙江将军于1858年5月签订《瑷珲城和约》（又称《瑷珲条约》），清政府曾向沙俄宣布该条约无效，但1860年沙俄趁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之际，胁迫清政府承认条约并逼迫其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割走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还规定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为中俄“共管”，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江只准中俄船舰航行。在执行的过程中，沙俄超出条约规定的范围，强行霸占了黑龙江下游和共管地、中国东北部大片领土和库页岛等，包括其附属领海悉数尽失，黑龙江中上游和乌苏里江变成两国界河。著名的庙屯港（今俄罗斯尼古拉耶夫斯托克）、海参崴港（今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伯力港（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也随之丧失。

1876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增开北海和长江沿岸宜昌和芜湖等四港，还规定沿长江的安庆、大通、湖口、武穴、陆溪口和沙市等港口作为通融外国商船“暂停口岸”。

1880年，德国继1861年9月迫订《通商条约》后，又强迫清政府续订《续修条约》，除同享《烟台条约》四处通商口岸外还新增吴淞口，并将《烟台条约》中安庆等六处“通融”“暂停口岸”改为正式的“上下客货之处”。

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中国失败，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新约》，割走辽东半岛和台湾、澎湖列岛等领土，增开杭州、苏州、沙市和重庆四个口岸。1896年中日《通商行船条约》进一步规定重庆、大通、湖口、武穴、陆溪口、吴淞等处及将来所准停泊之处，均准日本船卸载货物、客商，悉照现行各国通商章程办理。1898年，日本在沙市内设立租界。

当清政府用3000万两白银赎回被日本侵占的包括旅顺和大连两港在内的辽东半岛后，撕下“调停”伪装的沙俄借此占领旅顺和大连两港，德国乘机占领胶州湾青岛港，法国乘机占领广州湾（今广东湛江港），然后在既成事实下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不平等条约。英国借此租借威海港，扩展香港界地，租借九龙半岛北部和附近各岛99年。

190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增开长江万县、安庆、湘江长沙、东江惠州和西江江门等港，并强迫开放广东省内白土口等13个小港供其行船。1903年美、日两国分别迫订《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增开安东（今辽宁丹东市）和大东沟（今辽宁东港市）两处港口。

1905年，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的附约，强迫开放吉林、哈尔滨、珲春、三姓（今松花江依兰港）、齐齐哈尔和瑷珲等16个中小港口。日本侵占朝鲜半岛后于1909年迫订中日《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使整条图们江各小港悉数对日本开放。(www.daowen.com)

沙俄在黑龙江下游强行独占航行权后，1910年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松花江行船章程》，强迫开放哈尔滨、三姓和拉哈苏苏（今松花江同江港）等港。

近代中国，沿海沿江港口对外开放和兴建一般是与开放对外商埠伴生的，例如上海等通商口岸，但也有不是对外商埠而港口却对外开放的地方，如福建鼓浪屿，或不是对外商埠但外轮能在港口停泊上下旅客装卸货物，如珠江三角洲的容奇和长江的武穴等港。

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后而被迫开放的商港称为约开港。除依照不平等条约对外开放的港口外，还有许多难以逐一具名的中小港口。甚至在1898年间，英国驻华公使窦讷致清政府总理衙门提出“开放内地航行外国船只”的要求。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拟稿并经清政府颁布的《内港行船章程》，竟写入了“中国内港，嗣后均准特在口岸注册之华、洋各项轮船，任便按照后列之章往来，专作内港贸易”。并特别指出，所谓“内港”是《烟台条约》所说的“沿海、沿江、沿河及陆地各处不通商口岸”，逼使清政府开放列强所要航行到的中国全部港口。1902年《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及附件，准许外国轮船公司在各内港租赁码头和仓库等，1903年《中日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及往来照会，除有同样条文外，又增加了“能走内港之日本各船均可照章领牌往来内港，中国不得借词禁止”。这种一揽子不平等条约使列强船舶能驶入各处非对外通商港，中国所有港口在法理上均成了对外开放港口。

清政府迫于列强不断瓜分中国港口的压力，从光绪十三年（1887年）开始采取自行开放港口的对策，抵制列强继续用不平等条约强迫开放中国港口。同时，因巨额战败赔款而致国库空虚，需要开辟新财源，对新形成的江海港口、新通车的铁路枢纽和始终站等势在必开的地方一反以往抵制开放的态度，实行主动对外自开商埠的方针，先后自开了一批水陆商埠。自开港完全由中国筹办，由中国行使主权，开港动议和管理性质均不同于约开港。

此外，由于清政府昏庸无能，近代中国还出现了一些既非约开，也非自开的开放港口，如旗后港（今台湾高雄港）和鸡笼港（今台湾基隆港）。根据咸丰八年（1858年）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台湾地区只开放淡水港和台湾港（今台南市安平港），并无鸡笼和旗后两港口，但仅由于任福州海关税务司的法国人提议就在约外又加开了两港，并于1862年和1864年设关开放。

列强用不平等条约把持中国对外通商港口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带来新的建港技术和先进设备。以列强最重视的上海港为例，开放通商后，到港海船因没有可直接靠泊的码头，只能在江心锚泊，客货上落只能采用过驳方式。

直到1849年，才在英国租界地黄浦江西岸（今上海市外滩）新建了10座驳船码头。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进出上海的船舶猛增5倍，上海港开始建造可供轮船直接靠泊的码头，但也不过是一种用几艘驳船连接成的栈桥式简易浮码头，这种码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为上海港主要的码头结构形式。此外，少数地方出现了用大木桩建固定码头，可供马车运货到码头前沿的船边进行装卸作业。

19世纪末，列强开始对约开港口加大码头建设投入，引入了一些新工艺和新材料，采用钢筋水泥建筑固定码头，增加泊位长度和前沿水深，以适应大尺度船舶靠泊需要。同时为提高装卸效率，缩短船舶在港停留时间，加速船舶周转，开始引进装卸机械进行作业，在客观上给处于工业落后的中国树立了近代化港口的样板。

19世纪90年代，清政府开始在沿海主要港口建设近代港口设施，但着眼点主要放在军港上，如1880年开始在辽宁旅顺口，1887年在辽宁大连湾柳树屯（今辽宁大连市大连湾村附近），1891年在山东威海卫刘公岛，1893年在青岛港分别建成了钢铁结构栈桥码头。威海港刘公岛码头和青岛栈桥码头均以“铁码头”闻名。1894年甲午战争中旅顺、大连和威海卫先被日军侵占，由中国赎回后不久，又都随着新的不平等条约重失，旅顺和大连、青岛、威海分别落入沙俄、德国、英国手中，这些新式码头也随之易主。

国人看到列强对中国港口业务的垄断和获取厚利，也起而竞争抗衡。如洋务派1872年成立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总局设在上海租界并于两年后开始在上海收购和租用外商码头。清末广州内港已开始建设近代化港口设施。有些买办资本家如义泰兴码头公司拨资在上海自建码头和收购外商码头。一些小的民营轮船公司为在夹缝中求生存图发展，也想方设法营造一些新式小码头和库场，装备一些简易装卸机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