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581—618）开国建都于大兴城（汉代长安旧城东南，今陕西西安市境内），隋文帝四年（公元584年）沿着已失修的汉代长安关中漕渠故道开挖运河，欲打通黄河三门峡以东水运通道。因三门峡段的工程不成功，故隋炀帝登基后（公元604年）迁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以充分利用三门峡以下黄河的水运条件。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征发百余万民工投入开通南北大运河第一期工程，开挖通济渠和重修山阳渎，先贯通洛阳至长江北岸扬子津（今江苏仪征市东南），其中对至江都（今江苏扬州市）的邗沟故道进行疏浚。大业四年开通黄河以北至涿郡（郡治蓟城，今北京市西南）的永济渠。又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扩修自京口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市）的江南运河。至此，名垂史册的南北大运河建成，中国南北水路交通得到明显改善，并在运河沿岸形成了一大批港口，对经济发展、文化交流、民族融合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大运河北方终点港蓟城港（今北京市）在隋唐两代均发挥过重要作用。大业七年（公元611年）“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只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6]。次年运兵113万人至蓟城，也多由水运抵达蓟城港，这成为该港第一次大规模人货吞吐量的记录。唐太宗年间（626—649），蓟城港亦曾有类似的大规模军运。隋代大运河中心港是隋首都所在地洛阳港，由于大运河全线开通后不久隋朝灭亡，大运河各港口的作用在隋代并未得到充分发挥。

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扬州移治至江北的广陵（今江苏扬州市）。从此以后，扬州港的称谓专指今天长江北岸的扬州港，长江南岸的扬州港不再称扬州港，而改称丹阳港或江宁港。之后北岸的扬州港逐步发展成为隋唐时期长江第一大港。

隋亡唐兴。唐代（618—907）繁荣时期，国力强盛，全方位对外开放，海河港口逐渐繁荣。一些邻国刻意仿唐政治和文化，连连派遣外交使团、留学生和学问僧来唐，民间商船往来也很密切。这些商船早期来往于山东登州（今山东蓬莱市一带）的蓬莱和文登，河南道（“道”为唐代时期的一级行政区划）的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等港口。自显庆四年（公元659年）日本“遣唐使”首次到鄮县港（公元738年于鄮县设明州后，改称明州港，港址在今宁波市甬江内）后，由于往来该港与日本间海流顺畅，而且有浙东运河连接大运河，便于使团北航而西往长安，从此鄮县港就成为中国历代对日往来的主要港口。

由于唐代苏北海岸线在今泰兴以东一线，长江北岸扬州港接近长江口，成为海、江、河中转枢纽港。唐代鉴真第六次东渡日本船队就是从扬州港启航。西亚和北非商人除经由广州港转道北上到扬州港外，也有将商船驶进长江口直达扬州港的。著名诗人杜甫在《解闷》诗中以“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描述了曾在旅行中遇“商胡”（即在中国的阿拉伯商人）的前后情景。1960年，中国考古界还考证了扬州市施桥的出土木桩，就是唐代扬州港长江港区桩式码头的残存。随着长江口逐渐东移，北岸延伸至今江苏南通市一带，扬州港在唐末时开始衰落，苏州的外港青龙港（今上海市青浦区吴淞口）逐渐兴起，成为长江口内最靠海的港口。

唐天宝（742—756）时期，东西方交通重心转移到“海上丝绸之路”，岭南广州港成为中国对东南亚、西亚和印度洋各国交往的第一大港。鉴真一行曾目睹并记录了港中停泊有南海舶、昆仑舶、婆罗门舶、狮子国舶、大食舶、波斯舶、西南夷舶、西域舶、番舶和蛮舶等各国船舶。也就是说，当时广州港已泊有来自今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和东非等各国的商船。韩愈《送郑尚书赴南海》称广州港“货通师子国，乐奏武王台”，题中的“南海”指“南海郡”，句中的“师子国”（狮子国）为今斯里兰卡，“武王台”指广州越王台。福州港（唐代开国后的前93年间称泉州）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唐人马戴《送李侍御福建从事》诗云“宾府通兰棹，蛮僧接石梯”^[7]，“宾府”指福建郡治所在地晋安（今福州港所在地），“兰棹”指远洋船“木兰舟”，“蛮僧”指外国传教者，“石梯”指石砌台阶码头，说明福州港在唐代已建石阶码头。

唐在广州设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外国商船和外商贸易进行专职管理的市舶使，大和八年（公元834年）唐文宗下旨，要各对外开放港口所在地的最高长官关怀外商，曰“岭南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仁惠，使其感悦”。“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和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遗憾的是唐末战乱破坏了广州港，外商离散，港口转衰。

唐代海港的国内南北海运也很繁忙，如江南港口发运物资抵达北方的军粮城港（今天津市东丽区内，是今天津海港的开端），然后转往渔阳（今天津市蓟州区）。杜甫《后出塞》“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生动描绘了从长江三角洲水运米粮和布匹到渤海湾支持北方长城国防的情景。唐代港口的人工导航设施比隋代也有了明显进步，不少港口利用高塔燃灯做导航灯塔，如温州江心屿的咸通塔等。(www.daowen.com)

唐代奉节港发展成为长江三峡内的名港。著名诗人李白在《早发白帝城》（白帝城位于奉节港岸上）中写下了千古绝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形象地描述了长江航运的便捷。长江中游新兴起了江夏港（今武汉市武昌）和汉口港（今武汉市汉阳，非今武汉市汉口）。江夏港码头位于黄鹤楼前，客货运都很发达，李白在码头送孟浩然赴扬州港，留下了“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名句。长江下游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则兴起了浔阳港（东汉时，浔阳在长江北岸，唐代在南岸江州），曾任江州司马的白居易在《琵琶行》诗中有“浔阳江头夜送客”的描绘，“江头”就是指码头。诗中的“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说明浔阳港联系着浮梁（今江西景德镇市）等茶、瓷产区经济腹地。唐代扬州和益州（今成都市）依托长江和岷江港口，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很突出，有“扬一益二”之誉。与扬州隔江相望的润州港（今江苏镇江老港），自隋代大运河联通江南运河后地位已高，到唐代时更加上升。

唐代在黄河三门峡以北沿岸上，开凿出一条平行于黄河的运渠，一定程度解决了关东与关中之间的水运问题，唐诗“秦地有吴洲，千樯渭曲头”描述了陕西渭河码头有许多从苏南一带来的船。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在水运终点长安粮库旁开挖一座人工港池广运潭，据《新唐书》记载，当年该港运来关东粮有400多万石。隋代开通的南北大运河在唐代得到充分利用，沿线的蓟城、浚仪（今河南开封市）、汲郡（今河南新乡市卫辉县级市）、梁郡（今河南商丘市）、宿县、夏丘（今安徽泗县）、山阳（今江苏淮安市）、江都、延陵（江苏镇江市）、无锡、吴郡（治今江苏苏州市）、嘉兴和余杭等地均向商港发展，对水运交通乃至全国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唐人皮日休盛赞的“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

唐代内河夜航船较前代更为普及。著名诗人皮日休有“明朝有物充君信，携酒三樽寄夜航”之句，张九龄《耒阳溪夜行》诗有“乘夕棹归舟，缘源路转幽。月明看岭树，风静听溪流”的描绘，均是对当时乘夜航船真实情景的艺术记述。

今珠江水系港口在唐代也获得前所未有的新发展。西江除梧州外，又有邕州（今广西南宁市）、横州（今广西横州市）、贵州（今广西贵港市）、藤州（今广西藤县）和端州（今广东肇庆市）等港成为重要港口。支流溱水（今北江）有韶州（今广东韶关市）港，循水（今东江）有循州（今广东惠州市）港。唐长寿元年（692年）在柳州开挖桂柳运河，沟通桂、柳两江后，在柳宗元治理下，柳州港成为湘、桂、黔三省水运枢纽港。漓江的桂州（今广西桂林市）港也得到发展。粤北的韩江经韩愈治理后，使潮州（今广东潮州市）港口比隋代更有起色。

唐代淮河水运畅通，可直接通海。淮河下游的楚州（州治山阳，今江苏淮安市）港近海，起着海港作用，有外国商船进出港，如日本遣唐使曾在楚州港租新罗国的船回日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