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结构分析

从种群环境容量模型（表7-3）来看，共生种群的动态环境容量取决于共生作用（0.000 049 1（averN2f）2和0.002（averN1f）2）、制度环境作用（396.356（averT）2和299.041（averT）2）和产业环境作用（-2.248averCGDP 和-3.696 averCGDP）三项。采用基于1978 年不变价的数据，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种群环境容量的结构可用图7-2 和图7-3 表示。

图7-2　生产性服务业种群环境容量结构

从图7-2 来看，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种群环境容量的最主要来源是渐进改革不断产生的制度改善对生产性服务业种群环境容量的贡献（制度环境作用），其次来自制造业种群密度增长产生的生产性服务需求的增加对生产性服务业种群环境容量的贡献（共生作用），而以投资和出口拉动的GDP 粗扩增长的产业环境，由于对资金和人才存在挤占效应而使生产性服务业种群的产业环境恶化，从而对生产性服务业种群环境容量产生越来越大的抑制作用（产业环境作用）。

图7-3　制造业种群环境容量结构

从图7-3 可以看出，中国制造业种群环境容量的最主要来源是生产性服务业种群密度增长（尤其是2001 年加入WTO 后）带来的生产性服务市场供给的扩大对制造业种群环境容量的贡献（共生作用），其次来自渐进改革不断产生的制度改善对制造业种群环境容量的贡献（制度环境作用），而以投资和出口拉动的GDP 粗扩增长的产业环境，由于面临资源、能源和环保硬约束的不断加强而使制造业种群的产业环境恶化，从而对制造业种群环境容量也产生越来越大的抑制作用（产业环境作用）。

2001 年加入WTO 后，中国的物流、电信和金融等基础设施类生产性服务业不断增加市场供给，外资生产性服务企业（如物流和金融）也开始不断进入中国；而外资制造业向中国转移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种群密度快速增加，从而使共生作用对种群环境容量的贡献变得显著。此外，因制度供给的快速增加和GDP 的快速增长也使制度环境作用和产业环境作用对种群环境容量的贡献变得显著。

2.结构比较

利用种群环境容量模型（表7-3）对共生种群密度、制度环境变量和产业环境变量分别求偏导数，结果如表7-4 和图7-4 所示。可以看出，就1993—2005 年而言，不断增加的种群密度对共生种群环境容量都有贡献，但制造业种群密度的增加对生产性服务业种群环境容量的贡献较小，而生产性服务业种群密度的增加对制造业种群环境容量的贡献较大，即，共生作用对生产性服务业种群环境容量的贡献较小，而对制造业种群环境容量的贡献较大；渐进改革产生的制度环境改善（制度环境变量增大）对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种群环境容量都有贡献，但对生产性服务业种群环境容量的贡献较大，而对制造业种群环境容量的贡献较小，即，制度环境作用对生产性服务业种群环境容量的贡献较大，而对制造业种群环境容量的贡献较小；以投资和出口拉动的GDP 粗扩增长导致的产业环境恶化（产业环境变量增大）对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种群环境容量的提高都有抑制作用，但对生产性服务业种群环境容量的抑制较小，而对制造业种群环境容量的抑制较大，即，产业环境作用对生产性服务业种群环境容量的抑制较小，而对制造业种群环境容量的抑制较大。(www.daowen.com)

表7-4　种群环境容量结构比较

图7-4　种群共生作用对环境容量的贡献率

3.结果解释

为什么共生作用、制度环境作用和产业环境作用对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种群环境容量会产生影响并且影响不同呢？

对此，本研究做如下的解释：

由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存在产业间的关联关系，任一种群密度增加都有利于另一种群的发展，从而使另一种群环境容量扩大，即共生作用对两个共生种群环境容量都有贡献。但是，整体上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产业关联较少。一方面，中国制造业种群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承接世界制造业转移的结果。在中国的外资制造企业中，加工型、出口型、生产型的企业居多，并且大多属于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组织体系中的封闭环节，产品线和产业链延伸不足。高传胜等认为，中国的外资制造企业大多自带生产性服务，与本地生产性服务业的关联程度较低。另一方面，中国本土制造企业大多分工程度不高，产业链过于侧重实体产品的生产，物质材料消耗占产品成本比重较大，外包项目主要以产品生产为主，外包服务不多且涉及面窄，与产品制造相关的金融、市场销售、人力资源、外购信息技术等占全部支出的比重偏小。此外，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主要从事传统生产性服务，在产品设计、技术诀窍、管理技术等方面的能力不高，某些种类的生产性服务的市场供给缺乏或不足（如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风险投资等）。中国制造业种群通常仅对物流、通信、金融等基础设施类的生产性服务业有依赖，整体上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提供的生产性服务的消耗偏低。而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主要提供传统生产性服务，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提供偏少，并且更多地为服务业提供服务。所以，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种群密度只要略有增长，就可以支承更多的制造业种群密度的增长，即生产性服务业种群共生作用对制造业种群环境容量的贡献较大。反过来，由于低端制造企业的增加，不需要太多的生产性服务需求，而高端制造企业的增加却难以得到外部高端的生产性服务供给，所以，中国制造业种群密度增加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需求拉动不大，即制造业种群共生作用对生产性服务业种群环境容量的贡献较小。

中国渐进地改革和对外开放，连续不断地增加制度的供给，特别是逐渐放松对行业进入的限制和对生产要素的控制。因此，制度环境的改善（制度环境变量变大）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种群的发展，对两个共生种群环境容量都产生正效应。但是，服务业的发展对制度的要求比制造业高得多。就中国生产性服务业而言，政府的管制一直比较多，很多行业（如电信、邮电、金融等）以前一直是国营企业垄断经营，并且对外开放较晚（2001 年加入WTO 后才逐步对外开放）。对于制造业种群，政府的管制相对较少，大部分行业都准入经营，并且对外开放较早（自1978 年以来就对外开放）。可见，生产性服务业种群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制度供给；而制造业种群的发展则主要依赖于资源、劳动力的供给，对制度供给的依赖较小。所以，制度环境作用对生产性服务业种群环境容量的贡献程度比制造业的大。

中国GDP 的高增长使产业对资金、人才和技术吸纳量显著增加，导致生产性服务业在获取资金、人才和技术的难度增加；另外，中国制造业占GDP 的比重很大（30%以上），而且种群的主要属性是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和密集使用劳动力，所以，GDP 的高增长使巨大规模的中国制造业面临更大的资源、能源、环保和出口压力。因此，产业环境的恶化（产业环境变量变大）对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种群环境容量都有抑制作用；但是，对生产性服务业种群扩张的抑制是软约束，而对制造业种群扩张的抑制是硬约束，即，产业环境作用对生产性服务业种群环境容量的抑制较小，而对制造业种群环境容量的抑制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