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态学中，共生（Symbiosis）是一种常见现象，它原本表示两个不同物种在长时间进化中形成紧密相伴或紧密联系并且从中获益的种间生态关系；但随着共生研究在生态学的开展，共生也表示两个不同物种，为提高对环境的适合度（Fitness），采取合作或导致关联而产生的相互作用和协同进化的机制。后来，共生概念被引入其他领域（如经济、金融、企业、医药等），产生了其他领域的共生研究。

在共生量化研究方面，May 最先引入Logistic 生长方程表示互利共生关系，它对共生作用的处理是在Logistic 生长方程的环境容量中添加由共生种群密度表示的线性项，即把共生作用看成扩大Logistic 生长方程中的种群环境容量，从而促进种群的增长；王子龙等对共生作用的处理则是在Logistic 生长方程的抑制项中添加由共生种群密度表示的线性项，把共生作用看成降低Logistic 生长方程的种群密度约束，从而促进种群的增长。

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种群数量明显受资源、技术和制度等环境因素约束，因而，种群数量的演变是密度依赖的（Density Dependence），可以借助Logistic 生长方程对其进行描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种群共生作用体现为生产组织的重新组合和专业化分工加深带来的分工效应与网络效应，它们扩大了市场规模并增加了环境中的资源供给。本研究认为，市场的扩大和资源的增加使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种群的环境容量扩大，即把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种群共生作用看成扩大Logistic 生长方程中的种群环境容量，从而促进种群的增长；但也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种群共生作用对共生种群的环境容量的影响不一定是共生种群密度的线性项，而应是共生种群密度的非线性项。(www.daowen.com)

目前共生的量化研究主要是考虑共生作用，尚未考虑环境变化的影响。如果把共生放在系统上考虑，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种群共生还受环境变化的影响（包括资源能源供应、环境保护、其他种群作用、经济发展、市场和政治制度变迁等因素的影响）。环境变迁，种群的环境容量通常要产生变化。但是，环境变化对企业种群环境容量的影响非常复杂，有的呈正效应，有的呈负效应。比如中国的市场改革放松了政府对各种生产要素的控制，中国的对外开放增加了中国企业种群的资金、技术和市场的来源，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对基于市场机制的企业种群的环境容量有巨大的正向效应；但对基于计划体制的某些企业种群（如国有商业企业种群），因为可利用的国家资源不断减少，市场改革对该种群的环境容量有负向效应。此外，由于资源和能源供应趋向紧张、环境污染趋向严重，这些方面的环境变化对三高（高物耗、高能耗和高污染）制造企业种群的环境容量产生负效应，而对三低（低物耗、低能耗和低污染）企业种群的环境容量产生正效应。因此，在适当的环境条件下，三低企业种群将得到快速发展，导致种群的兴衰演替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在对环境变化的测量方面，何自力等采用时间的线性函数近似表征中国市场环境的变化；Messalam 则采用GDP 作为埃及产业环境的一个测度，并认为一个国家的环境（自然、经济、政治和文化）变化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到该国的GDP 上。但就本研究而言，这两种环境变化的测量方法反映的是环境变化两个不同性质的维度。采用时间的线性函数表示环境变化的方法比较适合测量中国渐进的制度环境变化，它反映的实质是交易成本的线性下降。由于制度改革能够促进分工和生产性服务外包，因而制度环境的变化往往对产业种群环境容量产生正效应。而GDP 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生产规模，由于中国经济的粗扩增长方式，中国GDP 的快速增长消耗了大量资源，对环境产生巨大污染，使产业的进一步发展面临巨大的资源和环保压力。所以，本研究认为中国的GDP 间接反映中国资源紧张和环保压力加大的产业环境，它对产业种群的环境容量产生抑制作用。为了简化，本研究在处理环境变化对种群共生的影响时，仅考虑制度环境变化和产业环境变化两个维度，并分别采用上述两种方法进行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