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加强规划，突出重点，推进重大项目合作。一方面，推动与“一带一路”有关国家已签署的共同行动计划、自贸协定、重点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等双边共识的尽快落实。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通信、电力、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汽车生产制造，农业深加工等重点领域和产业的合作规划，发挥规划统领作用，有序推进重点产业合作。另一方面，要研究建立“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重大项目库，向相关企业提供境外项目信息。根据目前中国在所在重点国别投资合作的情况，筛选和确定条件成熟、经济和社会效益好、对方关注度高的重点项目进行重点推动，集中两国优势予以促成，发挥重大项目在产能合作中带动装备、技术、服务出口和实现产能合作的引领和示范效应。^[2]

第二，将国际市场调节作用和国内产业企业素质提升结合起来。实际上，中资企业在创新贸易投资途径和模式、在国际经贸行动等方面，已取得一定成绩。目前不同产业国际市场消化国内产能效果存在差异，是由产业种类属性、内外企业竞争力、全球产能市场过剩程度等方面因素综合决定的，那些全球市场占有率低的产品，并不意味着企业、政府和行业协会在开拓国际市场上的工作力度不够。宜充分认识国际产能合作将可能面临的种种压力和挑战，国内相关工作，包括落后产能淘汰、企业规模重组、技术改造升级等，都应该尽快行动起来。和国内工作互相配套，政府再从信息、财政、金融等方面，建设和加强政策杠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市场调节国内产能的作用。

第三，面向不同工业部门需要采取不同的具体策略。对那些国内企业竞争力明显不如发达国家，低端产能过剩严重，由此产生进口额大幅超过出口额的产品，如多晶硅、轿车等，应该将工作重心放在提升国内产业和企业素质上，政府则应该通过恰当的国际经贸政策谈判和交涉，为这些产业国内竞争力培育提供适当保护。对那些全球市场占有率相对较高的消费品，如家电、电信设备、纺织服装等，应引导企业同时充分发掘在“一带一路”建厂机会，继续提升本企业品牌产品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对全球产能过剩相对严重，但本国出口市场占有率目前已达到较高水平的生产资料产业，如造船、钢铁、铝锭等，应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由企业自主审慎决策是否、在哪里投资建厂。有关部门和协会则尽可能提供相关信息，避免在同一国家同类项目投资扎堆现象。

第四，加强对外承包工程在促进生产资料中间产品出口的积极作用。当前开拓“一带一路”市场的重点仍宜放在对外承包工程的重点领域上，诸如电路机车、工程机械、发电设备等以及配套产品产业等。进一步规范对外承包工程和大型成套设备出口项目竞争秩序，加大对装备和产能“走出去”重大项目的协调，充分发挥行业组织、驻外经商机构、境外中资企业商会的自律和监管作用，防止无序竞争，规范经营秩序。推进对外投资合作安全权益保护体系建设，加强“一带一路”安全管理与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保障企业和人员安全。^[3](www.daowen.com)

第五，发挥与强化现有企业和政府主导的国际经贸平台的作用。当前，由国内有关方面主导建设“一带一路”商品批发贸易中心、经贸合作区、经贸合作联盟，乃至各种境内外经贸展会、推介会等，都在提升中国商品全球市场占有率，对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方面都将发挥重要作用。政府和企业应该密切关注和监控各类国际经贸平台的工作动态和经贸促进效应，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扩充各类中介平台的种类和规模，引导这些平台有序、健康发展。

第六，加强对钢铁企业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的引导。一方面，引导国内钢铁企业到铁矿资源丰富的“一带一路”地区建设海外资源基地，鼓励国内钢铁企业到铁矿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建设海外资源基地，扩大上游环节对外投资，同时适度发展中游的冶炼和下游的加工环节。另一方面，鼓励国内钢铁企业到钢铁需求量比较大的区位建立钢铁生产基地。根据市场需求导向，鼓励国内钢铁企业到钢铁需求量比较大的国家，主要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独联体国家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和部分非洲国家，通过投资设厂或并购重组建立钢铁生产基地，重点发展中游的钢铁冶炼和下游的深加工环节，并以对外承包工程为依托向工程建设等钢铁应用领域拓展。

第七，加强对水泥产业利用国际市场的方向和方式引导。基于水泥的合理销售半径在200千米左右，水泥产业的对外投资以市场指向为主，重点将产能合作向消费潜力大、基建投资需求旺盛的“一带一路”市场布局。关于具体海外地域市场的选择：亚洲是中国水泥对外投资第一大市场，传统市场如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等需求稳定，印度尼西亚、缅甸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旺盛，鼓励企业对这些国家和地区加大投资力度；俄罗斯、白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及巴西、委内瑞拉等南美国家市场开发具备一定基础，尼日利亚、埃及、南非、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水泥消费量大，自身产能难以满足需求，宜鼓励企业加快与这些国家开展产能合作；同时还可探索通过并购方式进入被跨国集团相对垄断的东南亚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