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活动中，往往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利益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人们早就意识到这种现象的存在，然而这方面的理论发展及其对具体问题的应用，则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人们首先关注的是保险市场。1963年，K．阿罗在《美国经济评论》12月号上发表了《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福利经济学》一文，同年底又做了一篇演讲，题为“保险、风险和资源配置”，多次阐述了这一问题。

这里我们不妨以家庭财产（比如自行车）保险为例来阐述这一问题。为简化起见，假设所有的居民区自行车失窃概率相同，因而不存在逆向选择问题。但是，自行车主采取的行动，却会对失窃的概率发生影响。假如自行车主因嫌麻烦而未给车装锁，或仅配置了易损坏的轻便锁，同使用安全锁相比，自行车被盗可能性更大。我们把影响某种事件发生概率的行动，称作提防行动。如果消费者不能买到保险，全体骑自行车的人就会大量使用昂贵的车锁。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就要承担其行动的全部费用，因此他需要对提防进行“投资”，直到谨慎的措施所产生的边际效用恰好等于边际成本为止。然而，如果消费者能够买到自行车保险的话，那么车被盗造成的个人费用负担就会变得很小。因为车失窃后，他只需向保险公司提出报告，然后就能拿到重置一辆新车的保险金。如果保险公司全部赔偿时，消费者显然就没有动力采取提防行动，而保险公司又无法监督或观察消费者的行动（当然采取这一行动也是要花费很大代价的），这就出现了道德风险。

1968年，马克·保利以“道德风险经济学”为题，在《美国经济评论》上较详尽地讨论了这一问题。他指出：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全面保险的最优性便不再有效了。保利同时认为，道德风险其实也是一种“理性的经济行为”。尽管如此，如果个人能够不受任何限制而按自己的意愿花费保险公司的补偿额，那么从社会角度来看，这样得到的资源分配必定不是最优的。阿罗就在同期杂志中对保利的论文进行了评论。他十分同意保利的分析，并进一步指出：一个成功的经济体制的特征之一就是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和信赖关系足以强烈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即使进行欺骗是“理性的经济行为”，代理人也不会施行欺诈。保利论文的意义在于：价格制度在一定范围上，内在地受到了这样的限制，即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人们不能确定最优定价所需要的真实差别。最后他做出推论：“非市场控制，不论是内在地作为道德原则，还是外在地强制施行，在某种程度上，它对效率来讲都是必需的。”(www.daowen.com)

解决的办法只能是通过某些制度设计使投保人自己约束自己的行动。这就是最优合同的设计问题。这方面，威尔逊（1969）和罗斯（1973）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他们认为，经济行为者为避免风险，其结果主要是：（1）最优合同要求委托人与代理人共同分担风险，由此产生了刺激作用不足这种形式的道德风险问题。（2）高效率的合同应当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也就是说，应该以对经济行为者隐蔽行动的可利用信息的统计推断为基础来构造合同。（3）上述报酬结构的具体内容，因可利用信息的性质不同而有差异，对未能解决的不确定性因素，以及代理人和委托人要避免风险的程度，都很敏感。

在制度设计中，非市场制度也可能逐步减缓某些道德风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