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经济学以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出现为标志。这一时期的中心是宏观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这一阶段可分为四个小时期。

（1）凯恩斯革命时期（20世纪30—50年代）。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使得新古典经济学论述的市场调节的完善性的神话被打破，传统经济理论与现实发生了尖锐的冲突，经济学面临着它的第一次危机。

在此形式下，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于1936年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这是西方经济学的又一部圣经，明确提出了国家干预主义的思想。凯恩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革命者姿态，推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前提假定，并否定了最终结论。凯恩斯认为人不是理性的，尤其在大萧条时期，人们普遍具有“从众心理”“羊群心理”，同时信息也是不对称的，并且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假设——价格刚性，即价格是僵化的。这样，就得到了“市场是不均衡的”结论，即市场均衡是偶然的、不稳定的，偏离均衡则是常态，而且一旦偏离均衡，它不可能自动回复，必须要有外力帮助，这个外力就是国家政策。由此就引出了国家干预的政策主张，即单靠经济本身，无法解决失业、通货膨胀、经济波动等问题，必须要由国家进行政策干预。凯恩斯理论的提出适应了当时西方社会的需要，并针对当时存在的各种经济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主张，因而在西方社会得到广泛流行，并对整个西方经济学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凯恩斯的理论观点、分析方法及政策主张与传统经济学完全不同，被称为“凯恩斯革命”。这次革命形成了凯恩斯主义，产生了“凯恩斯时代”，诞生了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凯恩斯被称为现代宏观经济学之父。

（2）凯恩斯主义发展时期（20世纪50—60年代末）。虽然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革命，但直到今天新古典经济学仍然存在，并且仍然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美国经济学家P．萨缪尔森对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理论进行了综合，综合的产物就是他1948年出版的《经济学》。萨缪尔森研究了两种理论的适用条件，并得出结论：如果经济中尚未实现充分就业，这时适用凯恩斯理论；如果经济中已经实现充分就业，这时适用新古典经济理论，即国家不需要再对经济进行干预。他同样把原本对立的经济理论转变为互补，即在凯恩斯理论的某种特殊情况下，新古典理论是适用的，这样就产生了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在《经济学》一书中，他将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作为研究个量问题的微观经济学，将凯恩斯理论作为研究总量问题的宏观经济学，顺次安排在一起，从而奠定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体系。新古典综合派在许多方面使凯恩斯的经济学得到了补充和发展，例如，希克斯、汉森的IS-LM模型，以及在消费函数理论方面有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和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投资理论方面有汉森—萨缪尔森的乘数—加速数模型，货币需求理论方面有托宾的货币投机需求的资产组合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方面有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在失业与通货膨胀相互关系方面有菲利普斯曲线，等等。这些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对西方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几十年的经济政策思想都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IS-LM模型，成为研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果的重要分析工具。

新古典综合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60年代，一直居于正统地位，该学派的一些经济学家还成为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顾问和智囊，政府认为他们的理论和政策能使经济实现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多年间，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上半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虽有波动，但总的来看经济增长较快，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都不算高。但70年代西方社会经济中出现的“滞胀”，即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现象，给新古典综合理论以沉重打击。根据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当一个经济社会实现充分就业时，通货膨胀率为0；当经济社会的总产出小于充分就业的产出时，产量或国民收入的增加不会带来物价上涨，即使上涨，也是轻微的，不会出现通货膨胀；当经济社会的总产出超过了充分就业的总产出时，失业现象消失了，但价格水平上涨，出现通货膨胀。由此可见，失业和通货膨胀是不应该同时出现的，这样，新古典综合理论就无法解释经济中的滞胀现象，自然也无法提出相应的政策主张，因而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此外，凯恩斯经济理论主要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缺乏微观经济，这是凯恩斯理论体系的一大缺陷。因此，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经济自由主义流派迅速崛起，并向新古典综合派发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3）自由放任思想的复兴时期（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虽然促进了经济的巨大发展，但同时出现了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凯恩斯主义失灵，引发了凯恩斯主义的危机，打破了凯恩斯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各种非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迅速产生和发展，其中占重要地位的是自由放任经济学思想和流派的发展。如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

现代货币主义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代表人物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M．弗里德曼。这一学派的兴起是在20世纪70年代，这时的凯恩斯理论陷入困境，货币学派开始大力宣扬自己的政策主张。货币主义者认为：只有货币政策才对产出的波动起着最大的作用，30年代的大萧条就是错误的货币政策的结果，如果当时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就可以免除萧条；同时主张政府采用“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每年按固定的比例增长，大致等于经济和人口的实际增长率之和即可。他们反对凯恩斯的财政政策，认为控制货币供给是唯一有效的政策。(www.daowen.com)

供给学派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美国兴起的。供给学派同样主张经济自由主义，1981年美国里根政府一度把供给学派的理论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工具。这一学派认为不是需求决定供给，而是供给决定需求，应通过大幅度减税促进投资和消费。但是美国的经济在采纳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之后，不仅没有减轻滞胀，反而加重，政策很快被取消。

货币主义学派的理论和主张在解决经济滞胀问题上同样并没有取得人们期望的效果，因此一些经济学家从货币主义学派中分离出来，形成了理性预期学派。这一学派的兴起是在21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其主要思想已被西方经济学界所普遍接受。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罗伯特·E．卢卡斯等经济学家。理性预期实质是人们可以根据一切可能获得的信息做出预期，经济人会根据理性预期做出经济决策，因而市场能够实现出清，所以政策是无效的。理性预期使得人们能够预料到政府政策的结果，并因此采取相应的对策，最终使政策失效。

在这一时期，新古典综合派与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的争论成为经济学的主旋律。在理论上，尽管新古典综合派仍占主流地位，但货币主义的货币量重要性的论述及理性预期学派的预期概念，都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策上，虽然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格调没有根本变化，但价格政策的自由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货币主义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论述了市场机制的完善性，说明了国家干预经济政策的局限性，主张减少国家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实行自由放任，基本的政策主张比较接近，因此逐渐融合，形成了我们目前所说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各国采用了这些主张，逐步实行了经济自由化的政策，这便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史上“自由放任”的复兴时期。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明确地将微观经济理论作为宏观经济分析的基础，以此来建立宏观经济学体系，但它所坚持的市场出清假设以及经济政策无效的结论仍然与经济的现实情况不相符。因此，斯蒂格利茨等坚持凯恩斯主义基本信条的经济学家，对原来的凯恩斯主义理论进行了批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新凯恩斯主义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的“新”就在于它吸收了微观经济学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以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假设，并在市场能否出清问题上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将凯恩斯理论的价格刚性改为“价格黏性”，即价格并非完全固定不变，而是变动非常缓慢。因此在短期内，依靠价格机制的作用，不能够实现市场出清，国家的政策干预是有积极作用的。由于价格与工资的决定属于微观经济学的内容，新凯恩斯主义关于黏性价格、黏性工资的理论就使得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有了一定的微观基础。

（4）制度经济学时期（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制度研究”在西方经济学界形成风气，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时兴起来。新制度经济学包括企业理论、产权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

交易费用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交易费用理论通过对交易费用的分析，探讨了市场交易费用对组织结构和行为的影响，从而抛弃了新古典经济学中市场交换不存在交易费用的假设。这是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重要补充，从而使经济学分析建立在更现实的假设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