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农村反贫困的历史进程中，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开发也经过了相当长的历史积累，同时也与国家的扶贫政策紧密相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社会扶贫的运作模式也是在不断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概括来说，社会组织参与反贫困的模式演进如表8-2所示。

表8-2　国家扶贫模式与社会组织扶贫模式的演进^[28]

以上扶贫模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各有侧重，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呈现新的特点。下面根据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反贫困的历史积累经验和要求，提出如下扶贫模式构思，如表8-3所示：

表8-3　社会组织扶贫模式创新

续表

社会扶贫的创新发展，需要在构建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中进行思考，而社会组织参与中国农村反贫困也是构建国家反贫困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本书建议：

首先，在各级政府引导下建立、完善社会扶贫的常态化机制。在中国农村反贫困战略实施的历史进程中，扶贫开发的主体主要是以政府为主，而社会组织参与反贫困一般只是一种阶段性的补充，主要体现了应急性和阶段性特征，尤其在贫困地区遭遇重大的自然灾害时，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力度更大，由此，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在过去并非一种常态化的扶贫方式。这种阶段性的扶贫方式，很难保证相关反贫困的措施得到持续性的改进，这样将极有可能造成更大的资源浪费，同时也不利于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一方面可能将挫伤贫困农户脱贫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贫困农户产生“等、靠、要”的消极态度。因此，在政府扶贫的同时，必须在各级政府的引领和推动下，建立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常态化机制，从而保证有效的反贫困措施得到持续地贯彻实施。

其次，根据反贫困的切实需求，积极搭建社会扶贫的专业化平台。在当前的农村反贫困实践中，各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反贫困基本上都是以提升贫困人口的经济收入为主要目的，而在贫困地区的社区治理、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关注较少。如此，为实现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应积极拓宽社会扶贫渠道，吸引更有经验的国际基金会和社会组织搭建反贫困的专业化平台，从提升贫困人口的社会参与能力、改善社区治理状况等方面为农村反贫困做出应有贡献。

【注释】

[1]郑志龙.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贫困治理制度分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98.

[2]中央农村办公室主任韩俊：《乡村振兴，顺应亿万农民新期待——中农办主任韩俊解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http：//www.wenming.cn/wmcz2017/jj/201801/t20180114_4558328.shtml

[3]鄢一龙，白钢.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3.

[4]PhillippLepenies.新制度经济学与发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5]［英］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120.

[6]廖桂蓉.中国城镇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与反贫困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62.

[7]［挪威］斯泰恩·汉森.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与贫困危机［M］.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4：100.

[8]［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323-324.

[9]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148-149.

[10]孔德永.关于我国农村教育现状与对策思考［J］.山东青年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4（5）.(www.daowen.com)

[11]向卿青.山区农村人口空心化的调查与思考——以四川省苍溪县为例［J］.农村经济，2012（6）.在该文章中认为：农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产业，离不开发挥农民主体的积极作用。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在促进了农民就业和增收的同时，也导致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其中对下一代教育资源的匮乏是劳动力外流的重要的因素之一。

[1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8.

[13]杨军.贫困地区农村经济发展与农业产业化研究［M］.甘肃：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89.

[14]［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532.

[15]刘娟.贫困县产业发展与可持续竞争力提升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35.

[16]金碚.竞争力经济学［M］.广东：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38.

[17]“统分结合”，就是在坚持土地等生产资料统一由集体所有的前提下，把土地分散承包给农民；“双层经营”，就是将农村经营组织形式分为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和家庭分散经营两个层次，集体拥有土地所有权并保留某些统一经营的职能，农户拥有土地承包权和生产经营权。

[18]“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显示，2016年末全国农业经营单位达到204万个，比2006年增长417.4%。农民专业合作社几乎从无到有，快速发展，提高了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2016年末以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为主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91万个，合作社已经成为中国农村反贫困的重要组织力量”。宁吉喆.“三农”发展举世瞩目　乡村振兴任重道远［J］.人民日报，2017-12-15（10）.

[19]米勇生.社会救助与贫困治理［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2：3.

[20]江树革，比约恩·古斯塔夫森.国外社会救助的经验和中国社会救助的未来发展［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7（4）.

[21]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J］.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92（5）.

[22]代恒猛.社会转型与社会救助——一个理论分析框架［M］.//米勇生.社会救助与贫困治理.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2：192.

[2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全国所有涉农县均已全面建立和实施农村低保制度》，民政部网站，2007年11月1日，http：//www.mca.gov.cn/article/zgwk/gzdt/200711/20071100003367.html

[24]依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消费者消费某一物品的数量越多，其满足或对重复刺激的能力减弱。庇古由此提出了“收入均等化”主张。他认为“转移富人的货币收入给穷人，会使满足更大”。福利是个人获得的某种效用或满足，所以增加社会福利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政府通过税收机制把富人收入边际效用低的那部分转移给穷人，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25]周沛.新型社会救助方式探讨［M］//米勇生.社会救助与贫困治理.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2：41.

[26]武汉大学国际扶贫中心.中国反贫困发展报告——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专题［C］.湖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23.

[27]曲天军.非政府组织对中国扶贫成果的贡献分析及其发展建议［J］.中国农业经济问题，2016（9）.

[28]武汉大学国际扶贫中心.中国反贫困发展报告——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专题［C］.湖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