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当前我国农村的社会救助存在的问题，本书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推进农村低保制度和反贫困救助制度的有效衔接。2003年，我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试行中取得巨大成功，由此民政部开始着手在农村部署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到2007年，经过4年的发展，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实施。^[23]农村低保制度的实施主体为民政部门，而扶贫救助由扶贫开发办公室负责，在实践操作中，由于医疗救助、教育援助、生活补助、产业发展补助、住房改造补助等诸多政策都是以低保资格或贫困户资格来作为主要依据，因此，当这些补助实施到位后，很可能由于多种补助形成的“叠加模式”，造成了贫困边缘户的实际收入反而低于低保家庭或贫困户家庭的“悬崖效应”，由此可能就造成了新的不平等，也削弱了那些有劳动能力的低保人员的就业积极性。因此，这是一种基于运行成本和实际操作的次优选择，存在天然的缺陷和不足，这种救助方式，充其量仅能克服和缓解贫困，而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社会贫困。与此同时，在执行以资金和实物为主的救助方式时，被救助者的心理辅导和能力培养并没有相应展开，这导致传统社会救助的弊端显现出来，比如贫困蔓延、贫困代际传递等。

为此，在进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时，要实施低保制度和社会救助制度的有效衔接，同时不能仅仅局限于进行消极的补偿与救助，而应该以实现社会参与、社会融合为目标，积极实施基于消除社会排斥的发展型社会救助。如针对农村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应对其积极开展在就业培训、技术指导和就业援助，提升救助对象的素质和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并根据情况实施分类救助和就业低保渐退制度，促进救助对象积极就业；对贫困家庭的子女，实施奖学金、助学贷款和义务教育阶段“两补一免”等政策，确保其获得的教育机会均等，防止贫困的“代际传递”。(www.daowen.com)

第二，积极扩展社会渠道，丰富非制度性社会救助。非制度性救助指的是调动社会资源，使得社会福利资源得到最优配置。根据帕累托增进可知，当一项社会变革导致一部分社会群体的福利增加时，其他社会成员的福利并不会减少，那么这项社会变革处于最理想状态，具有绝对可行性。^[24]非制度性救助最典型的方式就是慈善捐赠，这一类型的慈善捐赠建立在公平自愿的基础上，捐赠者的捐赠行为并不会导致自身福利减少，与此同时，通过捐赠行为其还可以实现个人福利的提高，并且接受捐赠者的福利也会相应增加，这就形成帕累托增进型的社会福利改善。^[25]

第三，建立健全分类救助体系。各国在确认救助对象和救助行为时一般以家庭为单位，实现人口群体的细分，针对不同的细分人口制定相应的政策。我国分类救助政策起步较晚，相比较西方发达国家而言还不够完善，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如分类的标准和依据还不够完善，难以实现救助对象的科学合理区分。对此，相关部门应当对分类标准和依据加以完善，根据贫困人口的特点、需求制定合理的分类标准和依据，提高救助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除此之外，分类救助体系还可以参考国外社会救助的模式和体系，将发展型救助理念引入其中。当前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侧重于救助对象的最低生活保障，而忽视了救助对象的发展性需求，对此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救助资金加以细分，使其划分为最低生活救助金、就业补助基金等，在保障救助者最低生活水平的同时通过就业补助资金鼓励和支持救助者参与职业技能培训，激发救助者自给自足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