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1978年的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经历了恢复—发展—破坏—恢复的螺旋式上升进程。为了缓解普遍的农村贫困，相关反贫困政策的实施，极大促进了中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村民人均生活质量的提高，是我国长期以来的首次大范围的贫困缓解。依照有关数据，在1952年至1958年期间，农业总生产指数不断呈现攀升的状态。假设1952年基数是100，那么1958年的农业总生产指数就转变为127.8，相较于基数增长了27.8%，同时自1949年至1978年，中国粮食总生产数量增长了1.69倍之多，农村人群的热量使用数增长了百分之二十，无法实现基本生活保障的贫困人口数量下降为30%，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农村人口的生活和生存。^[5]然而，鉴于计划经济机制的滞后性和“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运动，虽然该时期的经济收入和其他社会事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现代化工业模式也基本建立，然而大范围的农村人口的生活和生存压力还是非常巨大。到1978年左右，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将近2.5亿人，是当时全国范围内农民数量的30.7%。

政府采取的经济发展措施和缓解农村贫困的措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这些方针措施的效益，在那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一些错误的路线指导下，并没有得到全面地、持续地发挥，甚至造成了中国的经济体系在1978年几乎要滑落到崩溃的边缘。^[6]同时，在这一时期政府所采取的很多政策也成了制约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并成为中国农村人口长时间贫困的根本原因，具体可以表现为以下两个层面：

第一，城乡二元发展的隔离政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为解决当时所面临着的城市失业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问题，曾经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城乡二元户籍管理，主要包括户口迁移管理、粮食提供管理、社会保障管理以及就业用工管理等制度，构成了城乡之间发展的铜墙铁壁。这种城乡隔绝政策的推行，严重限制了农村社会经济的进步，很多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都被固定在土地上，资源的对外交接能力和交接机会极少，也限制了农村劳动生产力的提升。使得农民的收入来源基本固化在以农业、林业、牧业为主的产业领域，且生产效率愈加降低。(www.daowen.com)

第二，重工轻农，以城市和工业为优先的经济发展政策。为了能够在较多的时间内在全国建立起国家工业化体系，政府在当时的资源匮乏、资本积累薄弱的情况下，选择了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非均衡经济发展战略，将有限的社会经济资源投入到了重工业发展领域。但重工业领域本身所具有的资本密集特征与当时资本稀缺的农业经济的资源禀赋状况形成了直接的矛盾，因此，为了保证重点项目的资本需求，在缺少资本积累的背景下，中国政府采取了以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方式，从农业源源不断地抽取剩余，为重工业建设提供资本积累。农业利润的外溢，导致我国农民的收入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基本生活状态也主要以解决温饱问题为主。因此直到1978年，我国仍然有近2.5亿人仍生活在贫困状态之中。

在国民经济面临瓦解，中国农业发展萧条的情况下，普遍的贫困促使中国政府重新寻找发展模式，由此酝酿已久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十三届三中全会后，在中国的大地上开始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