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指出：“经济活动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这里的经济活动是指在投入的劳动或其他资源既定时，为了增加产出，或者在产出既定时，为了减少成本，所愿意付出的努力。^[13]”这表明只有人们努力想要得到更多的东西，才有可能真的得到，增长和财富是人类付出劳动的结果。法国经济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论述其资本理论时，也曾反复强调了不同类型的资本只有在特定的场域内才能发挥作用，同时各类资本之间也可以进行相互转换。这表明了每个人拥有的各类资本之间存在着一种隐秘的相互关联性。^[14]针对这一问题，著名学者林南在其研究中强调：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二者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也就是说，当个体拥有的人力资本越高，其可能所有的社会资本也会更加丰富。^[15]丰富的社会资本也显然有助于产生更好的人力资本，如果拥有了广泛的社会关系背景，则这个家庭的所有个体也将在教育、培训和机能方面获得更多的机会，这些也都说明个人拥有的资本之间可能存在着相关关系。^[16]显然，从他们的论述中，都是认为个人的意愿和愿意为之付出必要的劳动，是获得丰富人力资本的必要条件。由此可知，在进行贫困成因的分析过程中，一方面要从经济维度的视角加以分析，同时，另一方面也充分考虑到文化形态可能对贫困产生的影响，若我们基于文化的视角去考察贫困致因时就会发现，文化和贫困、发展三者之间是存在极为紧密的关联的，甚至会认为贫困的本质致因就是贫困文化。^[17]

美国学者奥斯卡·刘易斯是贫困文化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贫困并非是纯粹的经济现象，其中也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元素，是一种自我维系的文化体系。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会逐渐形成一种独有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和价值观念并自成体系，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文化体系就会对其周边人产生影响，并形成一个贫困文化圈，这个文化圈游离于社会主流文化之外，并在这种文化体系保护下不断地巩固和发展^[18]。贫困文化将对个体产生如下两个方面的重大影响：

（一）影响穷人更大范围的人际交流

贫困文化是一种亚文化，其主要特征是该文化或者这种文化的体现者——穷人，脱离了社会生活的主流，他们由此很少参加广泛的社会活动，他们不属于市场大贸易的参与者，由此很难有机会去与外部进行资源的交换，包括外出工作。他们长期失业，或者处于不充分就业的状态，也不具有良好的社会契约精神。这样的一个特殊生活方式，使得穷人处于自我封闭的孤立境地。

表4-7　不同地区在本乡及外地从业人员的比例对比表

备注：林乘东.中国——走出贫困［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9：348.

笔者对贵州毕节地区实际调研中发现，由于居住环境恶劣，在将贫困人口搬迁到相对条件较好的地区时，发现越是贫困的人越搬不愿意进行搬迁，或者搬迁后又回到原地的状况，其中部分原因就因为这些贫困人口不愿承担由于外迁而可能造成与更广大市场进行竞争的风险。根据《全国第一次农业普查快速汇总结果公报》中资料显示：最早在全国东、中、西部农村外出从业人员的比例也是存在明显差异的，如表4-7所示，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安贫认命、不求进取的心理素质是使贫困人口陷入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影响穷人的进取心且容易心理脆弱(www.daowen.com)

贫困文化使得穷人单纯追求效用最大化，其创业冲动和风险承受力较弱。一部分经济学者认为：由于传统贫困人口自身的保守性和理性的缺乏，导致其不愿意接受各式各样的改革，使得其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进而由此提出了贫困地区发展的增长前景悲观的论调。

美国的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则将传统农业部门的农户视为理性的，认为贫困农户和其他行业人员一样，只是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和技术条件不同而已，他们也在通过各种手段以期望能够获得最大的利润，对价格具有十分灵活的反映，在内部资源配置也是存在一定的效率性，即“贫穷而有效率”。西奥多·W.舒尔茨“贫穷而有效率”的论断主要建立在如下几个假设条件基础上：（1）具有一个以供求规律为基础而确定价格的市场；（2）农户是一个完全的经济体，以足够规模和质量的经济信息作为决策依据；（3）和当前现代化经济人口相比，传统农户在一个完整的贫困群体中活动，他们拥有其类似的行为习惯和活动方式。

舒尔茨在其论著的《穷国的经济学》这部著作中指出：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农民都在和成本、利润、风险交流，每一个农民都是一个会精打细算的经济人。他们在属于自己的那一份领地中，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企业家。他们拥有极其敏锐的市场洞察能力，能够及时地判断出微妙的经济形势变化，这让大部分专业人士都无法认识到他们具有如此高的效率。虽然这些农民由于缺乏足够的学校教育，受到身心健康状况以及个人收入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他们在新知识接受、认知以及执行合理行动等方面与其他群体具有一定的差距，但这些农民都天生具有企业家最原始的素质。这点不仅体现在男性农民身上，在农村妇女身上体现的也十分突出。^[19]

舒尔茨在提出了“贫困地区的农户是理性的”这一命题后，引起了后来学界的大规模实证研究，后来的验证结果表明：实际中的贫困农户的在经济行为方面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即行为的自发性、行为的盲目性、行为的守旧性，而这些特点都是“非理性”的。农户由于在信息资源、风险判断能力等方面的缺失，他们在面对风险和收入选择时，往往无法准确把握二者的平衡点，最终他们多会选择稳定性的有把握的方式，不愿意顶着较大的风险去发展生产，也就是说，农户是在追求效应的最大化，而不是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可以解释这样一个现象：为什么一个没有足够的土地资源，却依然坚持过多生育？因为这些农户认为在缺乏产业发展可能的情况下，继续投入劳动力，只需要很低的机会成本，同时可以获得很高的“边际效应”（养儿防老，传宗接代）。同样，当土地被分割成微不足道的小地块并被分配到众多的耕种者时，技术的进步和农业机械的发展投入就不会发生。

贫困地区农户行为效应最大化的原则同样也可以解释更多的贫困农户行为，例如：在笔者对江西永新的实践调查中，就发现有属于建档立卡的贫困农户生活本身是较为困难的，家中有两个正在读书的女童，还有一位患病的妻子，家庭负担沉重，其拥有的耕地并不多，因此他需要经常外出打工。在对其访谈过程中，他正在家里盖一座大房子，其建房的投入甚至是他打工几年的收入，为此他不得不边打工边建房，建房工程也将因资金的不能及时到位而分阶段实施，如此，他和他的家庭将因建房这一工程而长期陷于经济拮据的贫困状态。在调查中发现，他的这一做法在他生活的地区并非个案，这里的绝大部分农民都是通过在外打工赚钱，然后陆陆续续投资在家乡建一所漂亮的大房子，最后房子被长期空置，也无资金进行内部装修，而自己因这样一套房子的建设而长期陷于贫困，其积蓄也并没有投资到真正的生产领域。如其将钱投资到风险更大的生产领域，不如将钱投资到房子这种无风险且可以让他在家乡人面前更为风光的房子上面，是这些贫困农户效应选择的最终结果，而其实际长远影响也将使的这些农户因为不能进行长期的生产性投资，使得贫困人口无法获得更为稳定的收入资源。

贫困文化的影响使得贫困个体故步自封，他们不愿承担任何风险，不愿做出实质性的改变，正是由于这种亚文化的影响，使得贫困个体难以走出贫困的恶性循环怪圈。我们由此反思我国政府多年来实施的农村反贫困战略，使得我们也不由地追问贫困者本身：“为什么在国家实施的反贫困措施下，部分人可以在国家反贫困措施的帮助下逐渐走出贫困的境地，而又会有部分人长期停滞在贫困当中呢？”这一疑问的最终解释只能是因为“人”。针对这一问题，著名的美国社会专家胡格维尔特进行过阐释，他认为人类所生活的外部环境并非决定性因素，这并不是决定其行为最终原因，这种外部环境仅会对人类生活需求和生理特性产生一定的限制力，并不能干预到其行为的实际内容，最终决定其行为内容的是人的文化和所在社会组织。^[20]

综上所述，贫困地区的农户由于受教育程度偏低，缺乏完善的医疗保障，对先进科学知识的应用和普及以及思维模式的更新产生了一定的阻碍，导致部分贫困农户难以建立起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勇气，消极应对贫困的生活现状，故步自封，缺乏冒险精神，这些都成为贫困地区长期无法摆脱贫困现状的内在原因，也对脱贫致富造成了严重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