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经济学家们把更多的研究放在如何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上，其中也涉及了关于财富的分配问题。在古典经济学产生之前的18世纪50至70年代的重农学派，是法国大革命准备时期的一种主流经济学派，这一学派对重商主义学派进行了批判，认为货币只是贸易的工具，不是国民真正的财富，一个国家之所以贫穷，并非是因为其货币储备少，而是因为商品的财富不充裕。而如何增加财富呢？重农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只有农业能够增加财富^[10]”。后来的英国经济学之父威廉·配第，在著作中提出了新观点，即劳动价值论，是在总结前人理论成果之后，提出了自己的财富观，也就是说土地是财富的母亲，劳动则是财富的父亲，该生产要素具有能动性。他认为，在土地与劳动共同作用下才创造了财富。

亚当·斯密是西方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在其著作中详细阐述了“贫”“富”，结合劳动价值论，提出了财富就是商品或价值之间相互交换，把“贫”“富”看作是可购买或支配的劳动力数量。并且他还提出，劳动力可以衡量所有商品的交换价值，从明确分工开始，个人生活所需物品，只有极小部分是为自己服务的，大多数物品都是为其他人生产的。看某个人是否贫穷，就看他可支配劳动有多少，也就是说看他可购买的劳动有多少。其中所指的劳动，并非实际劳动，而是抽象劳动，指的是在商品或财富中凝聚的所有价值。他也提出贫穷的劳动人民都迫切希望社会的进步和生活的改善，以此摆脱贫困，他讲道：“贫穷的劳动人民，即大多数国民，看上去最为快乐和幸福的时刻并非是社会已经绝顶富裕那一刻，而是当社会不断进步的时候，他们才最安乐。若社会已经静止，那么劳动者的处境最为艰难，若社会不断退步，则劳动者生活困苦。社会不断进步，也是各个阶段飞速发展的状态，静止意味着发展停滞，而退步则意味着悲惨。^[11]”

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反对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他认为商品或财富的机制不是劳动价值，而是物品的有用性、使用价值或效用，创造具有任何效用的物品就等于创造财富，这就是萨伊的效用财富观。但是，我们该如何衡量一个物品的效用水平？学者萨伊提出，物品价值可以对物品效用进行测量，这显然陷入了循环论证的境况。但是，萨伊所提出的这一效用定义，这也是福利经济学、边际分析学的重要概念。

大卫·李嘉图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他同样也认为“贫”“富”是由可支配娱乐品、便利品等数量多少来确定，但他并不认为价值与财富等同。在他看来，财富与价值存在本质区别，财富指的是生产的物品或商品，评价某人财富多少主要是按照其所拥有的物品或商品数量，并非是物品或商品的价值多少，主要是数量多少并不能完全确定价值多少，价值主要是受到生产的便利与困难程度来决定。按照这一分析，李嘉图否定了斯密的观点，提出了使用价值的贫富论，也就是“某个人是否贫穷，就看他可支配劳动有多少，也就是说看他可购买的劳动有多少”，他认为一个人所支配的必需品和便利品对谷物、货币或劳动具有多高的交换价值，都为所有者带来益处。其中，有益之处就是指商品的有用性，即其使用价值。

英国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从人口学的角度对贫困进行了解释。他认为：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会按几何比率增加，而人类所需的生活资料则是按算术比率增加的。^[12]正是因为人口的增殖力比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力增长更快，由此便会影响人们的物质生活资料供应，从而就会出现周期性贫困。学者马尔萨斯详细阐述了贫困定义，包含两重含义，即因人口素质与人口数量形成的贫困。(www.daowen.com)

尽管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比较广泛的批评或质疑，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出现的由于人口急剧增长压力，迫使人们不得不反思经济发展和人口之间的关系。由此，在马尔萨斯之后，经济学家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来阐述人口和贫困的关系：第一个方面，即人口数量论，这些学者认为人口过快增长，就会提升对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导致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跟不上人口增速，因此，生活资料出现短缺，使得人民生活困苦，当生产资料落后，土地极为紧缺时，贫困户可以通过添加家庭成员，从而提升家庭总劳力，进而获得更多资料，但会让人口与资源产生剧烈冲突，加剧贫困恶化；第二个方面，即人口失控论，有些学者提出，贫困会导致人口增速过快，但也降低了人口素质，加重社会负担，素质论认为人的素质又分为个人素质和群体素质；第三个方面，人口民族论者则认为：贫困和民族性存在一定关联，贫困常常发生于各个地区或国家的部落或少数民族中，例如美国的印第安人和东南亚部落民族的贫困。

针对人口与贫困的相关的理论也具有明显的瑕疵，表现在：第一，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忽略了科学技术进步的作用；第二，关于人口素质和贫困的关系，即认为人口素质跟贫困存在一定联系，但哪些因素能够影响人口素质？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同一个人在此地是贫困者，而到了彼地又变成为富有者的现象？因此，简单地把贫困归于人口素质的结论是较难成立的。

古典经济学确立了对贫困研究的基础起点，也完成了现代性贫困观的初步构建，但其对贫困的解释是以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合法性为根据的，并形成了某一意识形态，并提出，穷人之所以贫穷，主要是因为他们太过于懒惰，缺乏上进心，行为不够理性，而资产阶级的成功就在于他们能够抓住机会，敢于冒险，具有经济头脑和灵活应对市场变化的策略。因此，他们认为，贫困虽然不幸，穷人虽然值得同情，但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13]

笔者认为：古典经济学家们对于贫困的阐述时代背景，正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他们对于贫困的理解，始终集中于对物质财富的多寡进行分析，其中对于土地、劳动分工和效用价值等的概念阐述，不但反映了他们的各自经济思想，其实也是一种政策主张，对于催生生产资本和工业文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