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历史上看，对于如何认识贫困，并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的措施进行反贫困是有着长久的历史渊源的。例如在《周礼》中就较为完整地记载了古代灾害救济法令制度。近代以来，通过法律制度促进反贫困的政策措施也日益受到重视。例如1895年的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就提出了恤穷与务农、劝工、惠商等救国养民的政策，认为救国就需要从“扶贫济弱”开始。19世纪60年代，晚清的著名思想家冯桂芬在学习了荷兰、瑞典等西方国家社会救助制度的经验基础上，撰写了《收贫民议》一文，提出了反贫困内容与形式的创新主张，认为在中国应设立各种“善堂”，教育和收养并重，帮助贫困者提升生存技能，发掘其劳动潜能等。^[18]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大量的农村人口曾经使得中国长期饱受农村贫困问题的困扰。为了缓解曾经十分严重的农村贫困，中国政府为此进行了体制改革，同时还积极创新相关制度，因此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已经基本解决了大部分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可是国内学者研究中国农村贫困与反贫困的系统性理论的时间较晚，总体上并没有提出独立的创新性理论，更多是对国外理论的阐释和结合中国实际现状进行的分析应用，或者是对中国反贫困的政策建议。

（一）对贫困内涵概念和国内贫困现状的认识

但凡研究贫困，首先就要厘清贫困的概念，即回答“贫困是什么”的问题。在中国，在许多人的印象中，贫困就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房不避风雨”，还有人认为贫困就意味着贫穷、落后和愚昧，但这些基本上都是一种感性认识，实际上的贫困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概念。对此，我国的现代学者们对贫困内涵的认识也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

张帆在《现代性语境中的贫困与反贫困》中提出，贫困属于相对概念，是在比较不同群体境遇的基础上得出的概念，贫困究其本质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是人与人关系、地位的表达。也就是说主要是从经济意义上获得定义和阐释的现代性贫困，只是一种社会现代分化、分层借助于物质财富和货币收入等价值形式的表达。^[19]

谭诗斌在《现代贫困学导论》中提出，贫困不应仅从物本的角度来理解，还应从人本或人文的角度来理解。物的匮乏即基本物质生活资源的匮乏，只是一种外在的、表象的、工具性的物质价值匮乏，而在物质背后的、深层次的、具有目的性的人文价值匮乏，才是贫困的真正本质。现代社会的穷人贫困是多维度贫困，他们至少表现为资源贫困、机会贫困、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四个维度；现代社会的穷人贫困是复合性贫困，它由各个维度之间的层次性和耦合性综合而成^[20]。

国家统计局出版的《2016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中提出：“贫困的概念正在由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变，绝对贫困标准正在向相对贫困标准转变。绝对贫困指的是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情况，通常以收入和支出之差来划定绝对标准；相对贫困指某一社会群体与另一社会群体相比处于更加贫困状态，也包括某一社会群体收入比平均收入水平低的情况^[21]。”

另外，国内学者李实、曹洪民等分别就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城市贫困、区域性贫困等各类问题进行理论上的解释，同时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王卓、刘贵平等人则根据贫困本身的复杂性和社会发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呈现的历史规律性，提出中国农村贫困正在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同时存在，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同时存在，区域贫困和个体贫困同时存在是中国农村贫困的基本情况。姚学萍从中国正处于特定的历史转型期这一特殊背景出发，将当前我国农村的贫困特征总结为贫困群体的多元性，贫困问题的综合性，时间上的突发性，以及城乡的交融性等。郭来喜在《贫困人类面临的难题——云南民族地区贫困类型研究》一书中，以云南民族地区为例来研究中国农村贫困的区域性和边缘性。

综合以上论述，可以发现，众多的学者也已经就我国的贫困现状认识达成某种一致，即：经过近三十年的扶贫开发，中国贫困的性质与特点已经或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其贫困分布已从改革开放初的整体性贫困向区域性贫困过渡，现正在向点状性贫困转变；其贫困特征正在从绝对贫困转变为相对贫困；其贫困类型正在从收入贫困转向能力贫困。

（二）对贫困线和贫困度的确定

国内对贫困线的研究历史相对较短，从1986年国家统计局测算中国农村的贫困线开始，众多的国内学者相继也提出了测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等观点，其中关于绝对贫困线的计算方法占据主流研究地位。以童星为代表的研究者认为，应该取消利用单一贫困线划分贫困的方式，而是由特困线、温饱线和发展线来划分，探讨采用热量支出法、恩格尔系数法以及消费支出函数法在贫困线测定中的应用^[22]。其中恩格尔系数是许多学者在测定贫困线时最常用到的指标，甚至有些学者根据人均纯收入将农村划分为较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三类，并对这三类地区采用不同的恩格尔系数。但有些学者就认为恩格尔系数具有主观色彩，其中对基本饮食等消费品的数目和数量的确定具有较大的主观性，而且恩格尔系数本身容易受到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和习惯的影响，也容易受到价格因素、农村市场化程度和地区差异等因素的影响。^[23]马丁法是另外一种得到关注的绝对贫困线的计算方法，它分别计算出食物必需品和非食物必需品的成本，然后加总得到贫困线，这也是当前我国农村贫困线的主要计算方法。从大部分关于贫困线的研究来看，他们基本上均着眼于某一个时间节点，均没有提出根据时间维度和变化状况进行调整的机制，但马斌和陈静在对广东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的研究中提出了建议，他们提出按照城乡零售物价指数或者居民生活费用的价格指数对最低食品的消费进行调整，由此每2～3年动态调整一次恩格尔系数，由此可以比较动态而真实地反映贫困状况^[24]。

在国家统计局出版的《2016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对农村贫困标准进行了界定：“在一定时空条件以及社会条件下，满足基本生活物质需求和非物质需求所需要的基本费用。”^[25]这种界定既考虑了食物的需求，也考虑了非食物必需品的要求，也与通常和国际比较的世界银行的定义基本一致。

虽然绝对贫困线的方法在关于贫困线的研究中占有主导地位，但也有学者提出了相对方法或主观方法确定贫困标准的测定方法，如使用生活形态法确定我国农村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的贫困地区生活形态，进一步分析一般农户和贫困户的收入和消费，列出生活必需品的清单，然后再根据物价水平测算出最低生活保障线。还有一些学者探索使用收入分布函数等来测定贫困线^[26]。

在实际生活中，采用消费或收入来确定单一维度的贫困测量，往往不能全面涵盖贫困个体的真实状况，也与贫困个体的真实感受相差甚远。因此，当代也有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多维度的贫困测量，例如国务院扶贫办信息中心副主任王小林博士于2017年1月出版了《贫困测量：理论与方法》一书，在书中，王小林博士阐述了当前国际社会上所广泛采用的主要贫困测量方法，其中也拓展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2010年发布的多维贫困指数，同时，通过大量的模型和数据对我国的贫困状况进行了分析，由此，该书作者认为，通过多维度的测量，可以更多地反映穷人所面临的基本可行能力缺乏、社会排斥等现状，通过多维度测量，也能够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找到优先干预的领域。(www.daowen.com)

另外，还有其他的专家学者的研究，包含：单德明的《民族地区贫困的测度与减贫因素的实证研究》；郭劲光的《脆弱性贫困——问题反思、测度与拓展》；郭雪剑的《三条保障线——中国反贫困的理论与实践》等等。

（三）关于贫困成因的分析

现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康晓光在1995年12月出版的《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一书中，提出了中国贫困成因的理论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从结构性贫困、区域性贫困和阶层性贫困三个角度来探讨和分析贫困成因，特别也注重了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发达地区与非发达地区等的矛盾与贫困成因探讨相结合，这是作者结合中国在经济转型期关于贫困理论的创新之处。正是在对贫困成因的分析基础上，作者认为中国多年的经济发展，已经完全具备了消除绝对贫困的条件^[27]，他提出，如果某一国家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不足总人口的10%时，这部分贫困人口很难在短时间内利用国民经济增长的途径来脱贫，仅仅依靠这部分贫困人口的能力也很难摆脱绝对贫困状态，在摆脱贫困的战略实施中，政府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

刘明宇博士认为农民之所以贫困，是由于他们缺乏自生能力，其处于竞争劣势的根源是由于传统的农业经济制度安排抑制了农业的分工演进，由此城乡分化为不同的产业分工路径，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分离，使得农业不能参与到工业的分工体系，无法享受工业报酬递增的好处，使得农民陷入了低水平均衡陷阱。^[28]周紫林以云南省的国定贫困县为例，分析其贫困的成因包括区位劣势、资源条件、民族特性和县政绩效等方面的因素，由此对分析区域的贫困成因提供了参考。^[29]

中国农业学会会长刘奇认为在当前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农村的封闭格局已经被打破，外力的作用成了农村贫富的关键因素。在外力作用下，农民的土地资源以及自然资源在现代工业化发展中转移到经济发达地区，农耕经济遭到严重排挤，农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从另一角度来看，外力为贫困地区所提供的支持较少，贫困地区被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所抛弃，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条件极为落后，公共服务水平低，而且生态环境日益恶化。^[30]

另外，还有其他的专家学者的研究，包含：李石新的《中国经济发展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研究》；李文、李芸的《中国农村贫困若干问题研究》；李晓红的《减贫进程中贫困人口能力形成的产权分析》；李晓宁的《转轨时期初次分配的效率与公平研究》；杨进的《贫困与国家转型——基于中亚五国的实证研究》；任福耀、王洪瑞的《中国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等等。

（四）对反贫困治理结构和农村反贫困措施的研究

到目前为止，我国学者尚未针对政府反贫困的概念形成一致性的认识，但是，在这个领域内，众多学者也都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具体措施。

王俊文在《当代中国农村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一书中提出：“反贫困概念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而且具有政策实践意义，反贫困内涵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制度角度来分析，反贫困能够满足贫困人口基本生活需求，这是反贫困的基本价值所在；二是从体制与政策来分析，反贫困有利于消除贫富差距，有利于公平分配收入，缩减贫困人口收益损失，有利于营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三是增强贫困人口的生存能力以及未来发展能力，削弱社会对贫困人口的排斥，使贫困人口不至于游离在社会的边缘，凸显了人文关怀。^[31]”张琦、黄承伟等针对反贫困机制设计问题进行研究，认为，完善扶贫脱贫机制是扶贫开发的关键和核心，这需要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扶贫事权，探索正向激励机制，从国家层面上来说，要加大对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支持，大力倡导区域经济合作，重视保护生态环境，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区域发展。从地方层面看，则要优化整合扶贫资源，实行科学扶贫、精准扶贫。^[32]李龙强认为：不公正、不科学的制度是造成贫困的根本原因，在反贫困措施上，应根据不同的贫困，进行区别对待，具体为绝对贫困要消除、相对贫困要减少、广义福利贫困要减缓^[33]。

其他文献还有：刘敏的《社会资本与多元化贫困治理》；陆远权的《人口贫困与区域可持续性发展——以三峡库区为例》；吕雪枫的《非自愿移民贫困风险规避研究》；马铃的《贫困农户与非贫困农户农业收入差异研究》；米勇生的《社会救助与贫困治理》；庞泽云的《中国：与贫困决战》；范小建的《完善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研究》；高帅的《贫困识别、演进与精准扶贫研究》；曹建民、龙章月、牛剑平的《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以西北贫困地区为例》；曾福生、曾志红、范永忠的《克贫攻坚》；陈琦、宋雯的《连片特困地区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研究》；程志强的《破解“富饶的贫困”悖论——煤炭资源开发与欠发达地区发展研究》；韩建民、韩旭峰、朱院利的《西部农村贫困与反贫困路径选择》；汪三贵等的《技术扩散与缓解贫困》；张新伟的《市场化与反贫困路径选择》；张志远的《多民族聚居地区贫困治理的社会政策视角——以布朗山布朗族为例》等等。

以上这些文献论述，对我国在各个阶段的反贫困治理和某些领域的反贫困措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正是由于这些专家学者的共同参与和努力，为我们国家的反贫困工作提供了广泛的支持和帮助。同时，众多的专家和学者们也充分认识到：

（1）如何解决反贫困的问题的真正核心，就是如何找到良好的政策和制度保障，但我们不能寄希望于那种泡沫化的，追求立竿见影效果的政策制定。

（2）如果政策不能被正确地实施，计划得再周密完好的政策，也不能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