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1　“营改增”试点对杨浦区重点发展产业政策效应不强，企业成本上升

杨浦区现代服务行业中，设计业和咨询业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是杨浦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区建设中的重点发展产业。但是调研发现，区内两大行业中的一般纳税人企业大都面临总体税负增加、企业管理成本上升和上下游产业融合性差的问题。

首先，受访企业中的60%反映试点后税负水平增加，月增加额度为0.66万—1.3万元之间。设计企业和咨询企业的主要运行成本依次为人工费、差旅费和办公场所租赁费，这三大成本占企业运行成本的60%—80%，均不能抵扣，导致企业的整体赋税水平较之前略有上升。以上海企源科技有限公司（AMT咨询）为例，该公司有员工1 500多人，员工成本占企业总成本的40%，差旅成本占到企业总成本的20%，办公租赁占总成本的15%，三项成本累计达到企业总运行成本的75%。企业主要抵扣来源于购入的固定资产（主要是电脑）、办公用品（主要是纸张），另外零星的抵扣来源于去超市购买食品等。

其次，企业普遍反映试点后管理成本上升，特别是企业财务管理人工成本上升近三倍。对于企业而言，“营改增”实际上是带来整个会计核算体系的改变。两类企业中大多为中小型企业，试点前会计核算多采取公司一人多岗、兼职会计或者聘请记账的形式，“营改增”后非常容易产生会计核算的不健全情况。同时，小额纳税人增值税发票限额偏低，企业开票数量大增，还必须定期到税务机关换发票，增大了企业管理成本。

此外，从产业链的角度，设计企业在招标过程中，客户主要为房地产企业和政府单位，这些单位无法作为一般纳税人享受可抵扣进项，而设计公司外包项目少，因此也无法形成下游企业抵扣。

3.2.2　“营改增”试点下半年返税额大幅增加，区财政压力增大

由于“营改增”试点对于超额税收部分实行先征后返，大部分企业在试点初期采取了观望态度，通过积压开票的方式把营业额控制在同比税收持平状态。随着财政补贴政策明确、区内70多家企业得到补贴返还的示范效应，这一部分积压的发票将在下半年度集中补开。以上海速诚物流有限公司为例，运输行业通常采取的是“人车”挂靠的经营方式，在原先5%税率下，为满足上游企业需求，企业通常被要求多开票。试点后行业税率从5%增加到11%，该公司第一季度在退税政策不明朗的情况下，基本开票数同比下降了70%，以规避应税率水平增加而多交税的潜在风险。(www.daowen.com)

同时，从企业的经营周期看，大部分现代服务业企业的营业额均呈现出按季度递增的规律。以上海企源科技有限公司公司（AMT咨询）为例，该企业每季的营业额增长规律为1∶2∶3∶4，上半年的收入基本占全年收入的十分之三，下半年要占到十分之七。随着下半年企业经营高峰期到来，企业的营业额会增大，税收增加，退税额也相应增加。再加上这些企业处于高度增长期，年均增长率要达到60%以上，就企源科技一家企业而言，该企业2012年得到的退税超过500万元。两者的叠加效应，对区级财政下半年返税带来额度陡增的潜在风险。

3.2.3　“营改增”试点将加剧区域之间竞争，改变内外资服务业格局

随着“营改增”试点的推进，上海吸引国外高端服务业的优势加强，从而使区域之间的竞争加剧，而杨浦区在高端楼宇、中介组织、生活居住环境等方面并无优势。同时，“外资服务业”转移趋势也将改变区域原有的产业格局。由于杨浦区还处在区域经济转型期，虽然现代服务业比重逐年增大，但与高端服务业相比，低端服务业比重比其他区更大。外资品牌效应强，大部分中小服务业很难在短期内形成与之相抗衡的竞争实力。第一，外资服务业大都由外商制造业所投资，由于跨国公司本身往往拥有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核心技术被独立的企业体系包裹，技术外溢效应并不明显。第二，服务产品具有不可感知、不可分割、不可储存、所有权不可转让等特点，使得服务水平无法与商品一样被模仿、复制。第三，服务业跨国公司往往垄断了高素质专业性人才，这也会直接影响技术的外溢。

3.2.4　“营改增”试点后期效应会增加企业的不确定性，影响经济转型有序推进

杨浦区内近几年引进和培育了一批极具发展潜力的现代服务业龙头企业，这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汇集了区域的大量资源，但“营改增”政策的后期效应可能会带来企业外迁的风险。

现代服务业是以人力资本为主的新型产业，上海市2011年推出了“综保转城保”的政策，使人力成本普遍增加了60%，总成本上升了约15%—20%。2012年的“营改增”试点中人力资本未实现抵扣，企业在扩大规模时，将会把购置物品的比重放大，而将人力资本的比重缩小。而一些已具规模的现代服务业龙头企业，或会因为人力成本上升过快而选择外迁“深圳”等和杨浦区域经济形态相近的地区。这一趋势可能会随着明年“营改增”税收增加部分先征后返临时政策的终止而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