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实施细则设定的条件与市场实际需求有差距。问卷显示，65.8%的企业认为需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操作细则。企业反映，尽管政策允许港澳专业人士担任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但政策细则规定港澳籍合伙人的股比或投票权不得超过49%，从而限制了港澳专业人士的投资积极性。

部分配套政策不到位影响了负面清单的可操作性。问卷显示，57.3%的企业认为需要进一步提高负面清单的可操作性。企业反映，电信增值类业务外资控股比例从50%提高到了100%，但是相关审批程序流程复杂，其被外资企业收购后，业务准入相关证照至今尚未获批。还有企业反映，政策上开放了独资国际船舶运输公司许可，但要求相关公司拥有中国籍船舶，而中国籍船舶从事国际航运的税费非常高，导致相关政策难以落实。

负面清单对外资准入仍然存在较多限制。问卷显示，51.5%的企业认为负面清单开放度有待进一步提升。企业反映，负面清单中仅放开了移动运营商店和通话通信等电信增值业务的限制，而国际投资者关注的云计算领域的准入限制尚未突破。还有企业反映，广播电视投资、电影制作发行等行业，要求外资以不超过50%的股权比例运营，而国际投资者更希望在这些领域中以独资的形式经营。(www.daowen.com)

监管的扁平化和协同性程度亟待提高。管委会作为市级派出机构与浦东新区政府虽然目前合署办公，但两者的法律地位、职权职责都不尽相同，加上浦东开发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机构多次叠加、层级复杂等历史因素，导致监管层级过多，协调不够顺畅，影响了制度创新在新扩区域的复制推广。此外，改革共识还有待进一步深化，自贸试验区与科创中心的联动还有待进一步体现，政出多门、政策多张皮等问题依然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