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明

山西是我国最为典型的资源型省份，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资源富集区，为国家能源安全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全省原煤产量达163亿吨，外调量约80亿吨，分别约占全国的1/4和80%。多年来，山西围绕煤炭资源发展形成并固化了以煤、焦、冶、电等资源型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以煤炭为代表的资源型产业也愈加倚重，资源型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挑战。为破除“资源诅咒”，推动经济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山西不断探索优化产业结构，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成效明显却也一度步履维艰。山西获批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全省产业结构转型注入了“强心剂”，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全省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显著成效，“示范区”“排头兵”“新高地”三大目标确立，山西正坚定地走在新时代产业结构优化、转型、创新的大道上。回顾和分析40年来山西省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践与探索，对于我们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放眼未来，大有裨益。

一、改革开放40年山西产业结构演变概况

40年来，山西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表现在三次产业、轻重工业、资源型与非资源型产业等对比变化方面。

（一）三次产业对比变化情况

从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来看，改革开放40年总体趋势是：第一产业比重逐步下降，第三产业比重逐步上升，第二产业大体围绕50%波动，大多年份在40%-60%之间，与第三产业呈此消彼长态势。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山西省三次产业比例为20.7∶58.5∶20.8，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相当，均略超1/5，第二产业产比接近60%。经过40年的变化，到2016年，第一产业比重下降至6%，第三产业大幅上升至55.7%，全省三次产业结构比例变为6∶38.3∶55.7。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的走势总体上与第三产业相反，这主要是“一煤独大”的产业结构导致的。煤炭及其相关产业形势好的年份，二产占比就高，三产占比相应就低些。可见，全省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除第一产业符合工业化发展规律总体下降外，二、三产业结构变化的主动权在于二产，而并非由于服务业本身的长足进步带动了其占比的提升。

（二）轻重工业比例变化情况

轻重工业的对比关系是国民经济发展中重要的比例关系之一，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将其列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要处理好的十大关系之首。改革开放40年来，山西轻重工业对比发生巨大变化，轻工业比重总体下降，重工业比重总体上升。1985年，轻工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8.73%，重工业占81.27%。到2016年，轻工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下降到7.76%，而重工业占比超过九成，达到92.24%。

轻重工业对比变化呈此消彼长态势。1995年，重工业上升至87.36%，轻工业一蹶不振，到2008年达到最低点，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跌至不足5%。此后，虽有所回升，但占比始终未超过10%。可以说，山西轻工业的没落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的不断深入，对轻工业的挤出从那时起一直影响至今。

（三）资源型产业比重变化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山西产业结构的演变史，一定程度上就是煤炭产业的发展史，就是“煤焦冶电”等资源型产业的发展史。夸张一点讲，一部近现代山西经济史，半部讲的都是煤炭。煤炭及其相关资源型产业的发展壮大，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山西非资源型产业的没落、轻工业的没落，是山西单一化、重型化、资源化、刚性化产业结构形成并固化的根源。

从煤炭产业看，1985年，全省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加值26.32亿元，占当年79.89亿元工业增加值的32.95%，大约为1/3。其后，该占比呈现波动状态，并未有太大提升。到2000年，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加值虽然攀升至116.26亿元，但其占整个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也仅为26.92%，甚至低于1985年水平。但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煤炭需求的逐年增长，煤炭行业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全省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加值一路攀升，2007年突破1000亿元，2010年和2011年连续突破2000亿和3000亿大关，2016年达到最高峰的3758.46亿元。从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比重来看，2001-2007年温和上涨，从2008年期开启“奔腾”上涨模式，2011年占比达到60.98%的高峰后回落。

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将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等5大产业合并计算，“煤焦冶电”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更为显著。1985年，上述5大产业工业增加值合计43.62亿元，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一半，为54.60%，占当年全省GDP的19.92%，约1/5。到2011年，5大行业增加值之和达到5058.89亿元的峰值，分别占工业增加值和全年GDP的83.67%和45.11%。可以说，“煤焦冶电”等资源型产业实际上就是山西整个产业结构的支柱和核心，也是全省财政、就业、民生等的物质基础。山西立足资源禀赋，主动选择了将这些资源型产业发展壮大，同时，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也同这些产业捆绑在了一起。

二、山西产业结构调整的反思

改革开放40年来，顺应内外部发展形势的变化，山西持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契合了国家发展战略变化的要求，取得了突出成绩，但客观地看，结构性矛盾仍是制约全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全省产业结构调整仍存在诸多缺憾，对这些经验教训进行系统总结，有利于我们在新的起点上，在新时代继续将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引向深入。

（一）发展战略存在短视，产业结构调整主动性不强

纵观改革开放40年来山西产业结构调整的历程，虽然在不同时期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能够明确提出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战略，且这些方向和战略在今天来看仍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和引领作用，但结构调整过程存在思路多变、发展短视、贯彻不力、急功近利等问题。始于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的畸重型发展战略令山西付出沉重代价。由于对轻工业的重视程度不够，造成山西轻工、电子等具有一定优势和基础的产业逐步没落，“海棠”洗衣机、“春笋”电视机、“太行”缝纫机、“芳芳”洗衣粉、“华杰”电子表等一批山西著名轻工名牌逐步没落并走向衰亡，山西也因此丧失了发展轻工制造业的历史机遇。此外，国内资源型产品（主要是煤炭）市场状况的冷热对山西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巨大影响，对山西产业结构“畸重”和低级化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某些时期甚至出现“越调越重”的初级化复归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长期以煤焦冶电等资源型产业为基础和主导的产业结构导致的路径依赖、技术锁定，经济好时不愿调，经济困难时无力调。一方面全省各级财政、资源型国有企业及其从业人员严重依赖煤炭及其相关产业，“挖煤”始终是较为简单快速且利润较高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资源型产业的日益壮大和发展模式的日益固化，持续不断地集聚和吸纳各类生产要素，导致非煤产业、新兴产业、民营经济先天发育不足，后天“营养不良”，结构调整必然举步维艰。

（二）调整方式和手段单一，结构调整机制不完善

长期以来，在全省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片面依靠政府手段，市场手段应用不充分，各类优势资源长期向资源型产业流入，客观上对非资源型产业、新兴产业形成挤出。市场化改革长期滞后，国有企业改革进展缓慢，民营经济活力不足。此外，开放发展水平和层次较低是我省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产业结构调整没有能够充分重视开放发展，利用好省内省外、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开放发展的不足导致省外资本进入少，缺少重大转型调整项目以及充足的资金支持，同时，技术和人才能高端资源也难以形成有效集聚。既有的固化格局自身没有勇气和动力去打破，外部驱动也没用足够的力量形成有效冲击。没有扩大开放的新进展，没有招商引资的大推进，就不会有结构调整的新突破。

（三）资源型产业过度发展，生态欠账巨大(www.daowen.com)

资源型经济发展方式粗放，资源严重浪费，煤炭生产事故频发，煤炭开采、运输、利用等过程对生态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害，造成了地下水超采和污染、人畜吃水困难、大气污染、地表植被严重破坏、采煤沉陷和地质灾害等现象。据调查，全省矿山企业占用破坏土地面积总计达2234.5平方公里，改革开放40年来全省因煤炭开采造成的水资源破坏总量超过400亿吨，煤炭开采共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经济损失近万亿，全省矿山生态环境历史欠账2013年时已超过8000亿元。如此规模巨大的生态欠账，不仅严重影响到全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民生保障水平，同时也削弱了全省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的生态基础和资金支撑、物质保障，要彻底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生态治理成为必须逾越的一道坎。

三、坚定不移推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

进入新时代，我们要保持定力、持续发力，彻底摆脱对资源型产业的过度依赖，着力构建多元化中高端现代产业体系，深度融入一带一路、京津冀、环渤海等国家战略，推进开放发展，将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资源型经济转型引向深入。

（一）推动三次产业持续优化

一是大力发展现代特色农业。以农业转型发展为方向，推进山西农业的特色化、高质化、融合化和开放化发展，推动特色农业大省向特色农业强省转变。突出山西优势杂粮、有机旱作、功能农业三大特色，全面推动杂粮、畜牧、蔬菜、酿造等特色产业集群化推进、园区化承载、功能化提升。推动农业与二三产业交叉融合，发展城郊农业、农产品加工、农林文旅康等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加快推进山西农谷、雁门关农牧交错带示范区、运城农产品出口平台“三大战略”，引领示范带动提升全省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

二是促进传统优势产业优化提质、改造升级。能源产业要顺应能源革命要求，坚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大力发展新能源，形成多轮驱动、低碳绿色的综合能源体系，以能源结构优化促进工业转型升级。坚定不移推进煤炭去产能，提高先进产能占比和综合经济效益。下大力气推动“山西智造”，实施中国制造2025山西行动纲要，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明显提升自主设计水平和系统集成能力。逐步解决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衡问题，培育轻工知名品牌，重振山西轻工业。

三是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为重点，加快发展信息产业，培育数字经济，建设智慧山西，实现“一化”促“四化”。依托独特资源电源条件，做大做强铝镁合金、半导体材料，加快石墨烯、碳纤维等前沿新材料产业化。以清洁生产、低碳技术为重点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加强前瞻布局，以市场换项目，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整合现有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做大生物医药产业。

（二）集中力量发展文化旅游产业

在创新体制机制、重大项目开发上实现新突破，使文化旅游产业成为转型的新引擎新支柱。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生态保护要求日益提高的条件，要利用好“表里山河”的地理风貌和丰富的人文、生态资源，集中力量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以黄河、长城、太行三大板块为支撑，构筑全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新格局。同时，注重旅游与文化、体育、休闲、养生等相融合，打造“康养山西、夏养山西”品牌。以文旅产业的增量投资和产业规模的不断壮大，转变山西对外形象，加速全省产业结构调整进程。

（三）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一是“六最”目标常抓不懈。建立长效机制，与中央和省要求对表，与发达地区对标，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对接，深化放管服效改革，敢为人先、奋发有为、只争朝夕、一抓到底，以最高标准和最严要求推动各项改革措施落地，壮士断腕、刀刃内向，打造审批最少、流程最优、体制最顺、机制最活、效率最高、服务最好的“六最”营商环境。

二是切实壮大民营经济。切实降低准入门槛，在招投标、政府采购、用地指标等方面对民营企业一视同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主要吸引民间资本参与。解决好民企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畅通社会投融资渠道。吸引民营企业参与国企股改，有效解决山西省国有企业“一股独大”和资源依赖、政府依赖等问题。

三是深入推动“三个彻底转变”。彻底转变唯GDP的政绩观，彻底转变“官本位”思想，彻底转变服务理念，把爱民亲商内化为各级干部的人生观价值观，打造“亲”“清”政商关系，把创优营商环境作为政府和干部考核的重要因素，把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作为最终考核标准。

四是充分重视人才环境的重要性。始终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既重视引才，更要重视留才，尤其是注重用好已有人才，激发已有人才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有魄力破除一切制约人才发展的限制政策，改革人才评价的刻板教条，打破人才流动限制，构建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人才机制。打造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局面。

五是更加重视改善民生环境、社会环境。加快改革进度，转变工作作风，简化办事流程，回应社会关切。根本扭转办事靠关系的沉疴陋习。要以太原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为引领，综合系统治理大气和水环境质量等民生环境突出问题，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提升全省的对外形象和要素吸引力。

（四）深度融入京津冀、环渤海

推进全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必须用足用好省内和省外两种资源，在加大开放发展力度中深度融入京津冀、环渤海等国家重大战略，与京津冀、环渤海等地区加强协作，实现联动发展，拓展转型升级新空间。京津冀、环渤海等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山西省深度融入、协同发展，将有利于培育新的发展动能，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从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看，一是要加大与京津冀、环渤海地区在生态环境联防联治，共筑区域绿色屏障；二是提升清洁能源保障能力、增进区域能源合作；三是加强科技创新合作，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四是强化资源优势互补，促进产业协调发展；五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区域互联互通；六是促进教育医疗联合共建，实现公共服务共享。

（作者：刘晓明，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