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范围内的家电补贴政策有三大弊端：其一，对行业而言存在不公平性——除国家规定的极少数行业产品外，多数行业产品不能享受政府的财政补贴，公共财政资金使用上的统一性与公平性被扭曲；其二，缺乏购买力增强物质支撑的内需“旺盛”缺乏可持续性；其三，忽视区域消费倾向的全国范围内的家电下乡补贴政策效益低下。

2009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西部地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09〕55号）中已提出“中央资金投入要继续向西部地区倾斜，逐步增加对西部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但该资金“重点投向西部地区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灾后恢复重建等领域”，其直接目的是“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而非增强西部城乡居民的实际购买力。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各地居民消费倾向高低，应尽快实行旨在提高居民实际购买能力的地区特殊津贴。

我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率）不仅低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甚至有逐年下降趋势。居民消费倾向是指居民消费性支出占其可支配收入或纯收入的比率，是影响消费率的重要因素。扩内需政策必须重视区域居民的消费倾向。若将我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类地区比较，不同地区的居民消费倾向存在明显差别。数据显示（表4），不管是平均消费倾向还是边际消费倾向，东部最低，中部次之；东北最高、西部次之。特别是边际消费倾向，东部和中部均低于全国平均值，东北和西部则明显高于全国平均值，特别是西北地区农村的边际消费倾向是东部农村的2倍。这说明，依据效率第一原则，扩内需的重点应放在西部和东北地区。尽管西部居民只占全国总人口的26.29%（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但扩内需空间很大。

表4　全国与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倾向比较^[6](www.daowen.com)

对西部与东北地区居民发放区域津贴，不仅仅是因为其收入水平较低，更重要的是基于其粗犷豪放的区域文化和消费观念，它是影响区域消费倾向的重要因素。换言之，东北和西部地区的文化与消费观念决定其消费倾向较高。对扩内需而言，增加该区域城乡居民实际收入的边际效益巨大。从更高层面考量，提高东北与西部居民的实际收入，还能够缩小我国日益扩大的区域收入差距，有利于全国区域经济和谐协调发展。

其主要手段是在全国实行刚性地区工资津贴制度基础上，对东北和西部的十五个省市区发放“开发振兴特殊津贴”，其标准应使该区域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达到或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