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的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30多年中,除个别年份外,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投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在2009年创历史最高,达到95.2%,长期以来内需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板”。出口与内需比较,尽管后者对GDP的贡献率高于前者,但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事实是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很高。也就是说,由于按照支出法计算的GDP贡献率存在诸多不合理因素,它不能正确反映对外贸易对一国经济的真正拉动作用,在全面反映消费、投资、出口对GDP的贡献方面支出法存在明显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投资、内需与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和拉动率只反映三者增量与GDP增量之间的关系,不能反映三者在GDP总量中的比重。
支出法计算的GDP公式为:
GDP=C+I+G+(X-M)
其中,C为消费,I为投资,G为政府购买,X是出口,M是进口,X-M是净出口。
如按支出法计算的净出口需求对GDP贡献率(和拉动率)的计算公式为:
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净出口增加额÷GDP增加额)×100%
净出口对GDP增长的拉动率=GDP增长率×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
投资与内需对GDP贡献率同样采用该计算公式。(www.daowen.com)
该计算公式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该理论认为,净出口增加或减少,意味着有效需求的增加或减少,正数净出口增长会拉动经济增长,反之,则对GDP增长形成负拉动。显然,该公式反映的只是消费、投资、净出口三者增量在GDP的增量中分别所占的比例,而完全忽视了三种需求在GDP总量中各自所占的比例,只在增量上考量三者对GDP的贡献率有以偏概全之嫌。
第二,支出法完全否定了进口对一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实际上,进口对一国经济增长依然有积极作用,这既表现在进口的先进技术或设备能提高国内生产效率、创造更多社会财富上,也表现在进口的日常消费品能够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上。如果因为美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而否定该国对外贸易对其经济的拉动作用,在理论和实际中均难以立论。
第三,支出法分析结果违背经济发展基本规律。要保持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正拉动,其前提是净出口逐年增加,但从一国经济发展规律考察,外贸顺差并非多多益善,当一国的外贸顺差达到一定规模以后,出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减轻国际贸易摩擦等需要,控制和减少贸易顺差增量在所难免,我国目前面临的局面正是如此,但若因此而否定对外贸易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显然也不能成立。
对外贸易依存度是各国广泛采用的一个衡量一国经济对国外依赖程度的指标,笔者认为,该指标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对外贸易在一国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外贸易依存度是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如一年)的对外贸易额(进口额与出口额总和)占GDP的比重,分为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出口(进口)依存度是指一国出口(进口)额占该国GDP之比重,分别表示一国经济对进出口的依赖程度。
数据显示,我国在2001年加入WTO后,外贸顺差和依存度逐年提高。外贸顺差2001年为225.5亿美元,2005年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达到1020亿美元,2008年达到2981.3亿美元的历史高位,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和国际贸易摩擦压力,2009年我国调整经济结构、特别是进出口商品结构步伐进一步加快,对外贸易顺差开始回落,2009年为1956.9亿美元,2010年进一步减少为1831亿美元。
表2数据显示,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与出口依存度也呈现出先升高后下降的曲线。尽管该数据随着我国外贸顺差的降低会进一步下降,但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在国际上依然处于较高水平。目前,世界平均外贸依存度已达41%,其中,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达38%,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达51%,以2007年为例,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不仅高于印度(30.9%)和巴西(21.9%)等发展中国家,也高于美国(23%)和日本(30.4%)等发达国家[3]。
表2 2000—2010年中国外贸依存度比较[4]
若从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角度考察,内需是支撑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因素。特别在国际经济贸易壁垒日益盛行、国内通货膨胀相对严重的情势下,投资与出口对经济的拉动,将呈现非持续性、脆弱性和不稳定性等特征。扩大内需既是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未来长治久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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