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此轮通胀的成因究竟是成本推动、需求拉动还是国外输入或四万亿投资所致等学术界意见不一，本文对此虽不展开探讨，但笔者认为，由于前几年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多以扩大货币投放为基础、并且在未来几年这种趋势依旧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因此，抑制通胀将成为“十二五”期间中国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尽管不同年份的通胀率会有所不同，但中国业已进入通胀期是本文的一个基本判断。

治理通胀作为2011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其常用措施主要有三种：一是减少货币投放量，这是减轻通货膨胀压力、遏制货币贬值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二是控制社会总需求，即通过提高利率等手段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规模，以限制与缩小社会总需求；三是通过降低企业税收、增加有效供给和限制价格等经济和行政手段遏制通货膨胀。

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是市场经济国家宏观调控的四大基本目标，四大目标之间相互联系、互相制约，政府能否找准其平衡点决定宏观调控之成效。对中国而言，由于就业问题业已影响社会稳定，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只有保持一定的速度（普遍认为8%左右）才能保持和稳定相对理想的就业率。然而，中国的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主要靠投资拉动，统计数据显示，2009—2011年上半年，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资本对GDP的贡献最大，贡献率分别为95.2%、54.8%和53.2%，对GDP的拉动分别为8.7、5.6和5.1百分点；国内最终消费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明显低于资本投资（见表1）。由此笔者认为，我国在未来几年的宏观经济调控中，为遏制通胀而大幅减少货币投放量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从另一方面看，为遏制通胀而大幅提高利率、控制社会总需求在我国现阶段也不可取，因为我国目前的通胀与内需不足同时并存，并且它与旨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可持续发展的扩大内需的基本国策相悖。治理通胀不能影响扩大内需，在治理通胀措施中，政府限制价格等行政手段尽管可收到立竿见影之功效，但只能作为权宜之计，目前只有适当降低企业税收负担、增加有效供给、进而降低产品成本，才能有利于物价回落与稳定。由于物价稳定与扩大内需具有很高相关度，遏制通胀往往伤及内需，若扩大内需的“基本国策”因治理通胀的“首要任务”而扭曲，那么，治理通胀也难以奏效。(www.daowen.com)

表1　1978—2009年三大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与拉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