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境内居住着44个少数民族，其中，东乡族、裕固族和保安族是甘肃独有的3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其总人口的9.38%。甘肃的民族宗教文化十分丰富.甘肃不仅是中国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的一个重要的发源地和传播地区，而且道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在甘肃也有传播。尽管各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特征，但在我国北方、特别是西北地区，相似的草原文化具有共同的特征——豪放、粗犷、彪悍、朴实。区域内的汉族居民也深受影响，同样具备憨厚、保守和安于现状之特征。这与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和效率观念相去甚远。

这种复合区域文化之形成，除受上述少数民族文化影响外，还与穷乡僻壤、山大沟深、交通闭塞的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恶劣的自然环境弱化了人们战胜自然的信心，从而使人们日益保守；与外部隔绝的地理环境，使人们缺乏对外界的了解，由于缺乏外部刺激和比较，导致人们安于现状；由于长期不变的小农经济结构，使重农抑商意识根深蒂固。这些都成为阻碍甘肃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层原因。

这种阻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价值和效率观念缺乏，使市场经济发展失去基础；第二，安于现状使人们缺乏对外部新事物和新生活的向往，使人们发财致富的内在驱动力（或称原动力）不足，进而导致人们“财商”较低；第三，小农意识导致人们因循守旧和创新精神缺失；第四，憨厚的性格使甘肃缺乏“挑剔的消费者”，导致甘肃的产品质量不高、缺乏竞争优势^[5]。

广东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先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因素的地区之一，形成了独特的岭南文化。岭南文化具有“实用性、开放性、兼容性、大众性、商业性、娱乐性、市井性、世俗性等特征”^[6]；“广东精神”可概括为“闯、实、容、活、思”五个字。“闯”是指广东人“敢为天下先”；“实”是指鄙弃空谈、崇尚实干；“容”是指海纳百川、能够包容很多思想的存在；“活”是指处事灵活、不僵化；“思”是指善于用脑思考、不会人云亦云、不会只埋头苦干^[7]。(www.daowen.com)

江浙经济之发达与当地的吴越文化密不可分。它作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代表，主要有四大特征：开创性、机敏性、务实性和包容性。“浙商”在全国兴起正是这种精神之体现^[8]：“不安现状、奋发进取的强烈求富欲望，是其创业精神的原动力；自强不息的自主创业意识，是其创业精神的灵魂；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创业意志，深刻体现了浙江人的韧劲；勤于思考、灵活应变的竞争意识，赋予浙江人特有的灵气，‘挖空心思’捕捉商机、‘绞尽脑汁’寻找市场和敢闯敢冒的创新精神，是浙江人创业精神所向披靡的锋芒所在；脚踏实地和讲求实效的务实品格，是浙江人创业精神的价值归宿^[9]。

比较而言，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普遍有三大特征：一是“财商”很高，发财致富的内在驱动力充足；二是善于冒险，富有创新精神；三是“斤斤计较”，富有价值和效率观念。如果“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确实是甘肃精神的高度概括的话，那么，它与岭南文化和吴越文化之差距就一目了然。甘肃文化是典型的贫困文化，世世代代甘肃人尽管竭尽所能辛勤劳作但始终摆脱不了贫困，对贫困已经近乎麻木，并产生听天由命的宿命观。贫困文化产生于贫困经济之中，并对贫困经济产生重要作用^[10]，它使甘肃等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缺乏根本的内部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