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经济总量而言，甘肃与全国的差距是在改革开放后逐渐拉大的。1952年甘肃的GDP占全国GDP总量的2．0%，到1978年仍占1．8%，但到2008年只占1．06%。改革开放前的差距较小应归功于政府非均衡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后，甘肃失去了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给予的种种保护和支持，使甘肃经济社会重新依靠其自身能量、按照其自身轨迹运行，甘肃经济落后，是其自身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古代的资本主义萌芽始终未能在甘肃产生，从古代到近代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甘肃缺乏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渊源。在中国，关于资本主义萌芽（以下简称“萌芽”）的研究和讨论由来已久，从马克思主义学者邓拓1930年最早提出有关“萌芽”问题至今已有七十多年历史。在长期研究中，由于对“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未能进行严格意义上的辨析和界定，普遍认为“资本主义”是不证自明或无须证明的概念，因此，直接将“资本主义萌芽”定义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并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是“一方是占有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资产者，一方是不出卖自己劳动力便不能生存的、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即无产者。资产者剥削无产者”^[2]，从而导致每个研究者都按照其自己的理解、采用自己的研究方法和论述角度去研究“萌芽”问题，以致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

甘肃历史上有无“萌芽”？若按许多研究“萌芽”的论著中将“凡雇工或市场都被冠以‘萌芽’之名，以致田舍翁多收了十斛麦拿去出卖，小作坊主雇了几个帮工在家织布，都被说成是‘萌芽’”^[3]的标准，甘肃的个别地区也有“萌芽”产生，但这不是甘肃的普遍现象。中国的“萌芽”主要出现在长江以南的江浙地区，按照今天的区域划分，主要产生在中国东部省区。始自唐代终于清朝中期的“茶马互市”贸易^[4]，既是中国古代中原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也是中原政府控制边疆的政治手段，期间尽管也有甘肃参与，并且在甘肃回民中业已形成经商之习惯，但并不能就此认为甘肃社会当时已经产生“萌芽”。即使贯穿甘肃东西的古丝绸之路，也未能催生甘肃的“萌芽”。(www.daowen.com)

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因素没有传导到甘肃，使甘肃以小农经济和原始畜牧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经济结构相对稳定不变。中英《南京条约》迫使中国政府开放了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五个通商口岸，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资本主义因素”由此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先是沿海，后是内地，但这一“西学东渐”的过程始终没有到达甘肃。尽管以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曾在甘肃兴办近代企业，但未能触及、更没有改变甘肃稳定的封建经济社会结构。

由于自古以来甘肃内部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并始终没有接触到外部、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因素，使甘肃始终没有形成市场经济的社会土壤，这不仅是当代甘肃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根本原因，也是西部12个省市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