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加大对“三农”的投入，使之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需求相适应。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指出：“从‘钱’来看就是要广辟来源、多措并举，按照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理念，配置公共资源优先向‘三农’倾斜。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理念，不能只停留在文件上、停在口头上，而要贯穿于乡村规划制订的过程中，贯穿于有关政策制定的全过程中，把发展普惠金融的重点要放到农村，加强对乡村振兴的金融支持，引导社会资本共同参与乡村的振兴。”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就是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努力做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要想发展农村首先要加大农业投入，实现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应鼓励土地承包权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应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加大财政投资，促进农村金融建设，引导企业参与农业产业化和企业化经营，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积极设立农业合作组织，不断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商业化水平、环境友好水平，增强农业保障能力；要探索农村基层治理结构的改革，加强基层民主，发挥农村村社共同体的作用；以农民和农村合作组织为主体，与社会资本、农业企业进行平等合作，实现农村共同富裕。

要注重发展县域经济，夯实县域经济的产业基础，提高县域经济的技术含量和市场竞争力，同时坚持可持续发展观，预防产业转移可能给县城和农村造成的环境问题，确保村镇经济的可持续性。建设生态宜人、文化传承、各具特色的小城镇。

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城镇化领域。针对当前城镇化快速发展，城市和乡村公共服务不足的现状，政府可以采取和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模式，由政府和其他主体合作，补充公共品和服务。PPP模式主要适用于政府负有提供责任又可以市场化运作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类项目，包括准公共产品和部分公共产品，如市政设施（燃气、供电、供热、供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交通设施（如公路、铁路、机场、城市轨道交通）以及水利、资源环境和生态保护等项目，其参与主体一般包括政府、投资人、金融机构、咨询服务专业机构等。PPP模式可采取多种融资方式和融资渠道。 (www.daowen.com)

城镇化的快速推进需要巨额的资金用于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而政府作为传统的供给方和建设方，在经济进入新常态、土地出让收入下降的背景下面临着严峻的财政压力。引入PPP模式有利于缓解政府的巨大资金压力，投资主体多元化可减少了政府的融资风险，为社会资本推动城镇化进程提供可靠的渠道。PPP模式可以帮助政府减轻提供教育、文化、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压力，并有可能通过激励机制提高公共服务的运营水平，促进政府职能转型，加快城市治理现代化进程。而企业可使用其掌握的土地资源、文化资源等公共资源，将公共资源发挥价值，从中获得合理利润。政府应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推动PPP模式，进一步明确政府企业的角色分工，放开不必要的限制，鼓励民营资本进入，推动公共资产、公共资源经营权市场化流转改革，推进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多元化。

按照国家有关政策精神和要求，明确财政支农的受益对象。一是加大对专业农户、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财政补贴力度，加强对粮棉油等农产品主产区和优势产区的财政补贴力度，增强其内生发展能力。二是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和投入力度，主要是对中低产田改造、农业病虫害防治、农业机械化推广和农业科技的支出力度，推动农业向机械化、智能化、现代化发展。三是完善对种粮农户的直接补贴制度，逐步扩大补贴范围，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四是完善农业补贴动态调整机制，使财政支出发挥最大效力。

当前土地红利大部分演化为城市建设资本，主要表现为土地资本化的增值收益集中流向城市物质资本积累领域。这种“土地红利”实现模式极大地提高了城市物质积累水平，却相对削弱了农民市民化的能力，压缩了城镇化的有效需求，因此导致了超前的土地城镇化、半城镇化、城镇化供给结构性过剩等一系列不可持续的问题。新型城镇化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针将从注重经济总量高速增长转向经济社会均衡发展，从强调物质环境建设转向人与环境的协调，其中“人口市民化”将成为重要发展任务，因此“土地红利”的作用将从支持城市物质环境建设部分地转移到促进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上。在此发展逻辑之下，当前亟须调整土地资本化的收益分配格局，赋予农民（特别是将转入城镇的农民）更多的土地资产收益，使其家庭更好地适应城镇生活，完成人口城镇化的进程。同时，“土地红利”向农民的倾斜亦将提升城镇化的有效需求，提高城镇空间的有效利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