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自1992年经济飞速发展以来，中国的城市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空间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城市建成区向外扩展，以及与此同时发生的城市内部空间的重新组合。空间变化的动力机制包括政策因素、经济因素和技术发展因素3个方面（张庭伟，2001）。政策因素——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逢立，促使土地批租、土地置换和企业向郊区迁移，及住房制度改革和大规模市政建设和旧房改造带来居住区的外迁；经济因素——国内外巨额建设投资为郊区化提供了资金；技术发展因素——新的交通设施和通信设施使城镇化成本大幅降低，从而消除了企业和居民迁往郊区的顾虑。

我国普遍存在对城市规模外延式的扩张的追求和偏好，因而，外部扩展是中国城市空间变化的主导。全国城市建成区土地面积从1978年的0.7万平方千米，增加到1999年的2.2万平方千米和2016年5.43万平方千米，1999年建成区面积比1978年扩大了2倍以上，2016年又在1999年的基础上扩大了2倍以上。国内许多城市已开始注意建立诸如城市扩张的环境约束机制和外部刚性约束，提出了“绿化隔离带”“生态控制线”等绿线规划，但效果并没有预期的那么明显，既未能实现对区域重要绿色空间的保护，也未能够使城市获得有序的增长。以北京市为例，为了防止“摊大饼”式的城市蔓延趋势，2000年北京市政府启动了第一道绿化隔离带，这道绿带位于市中心地区与10个边缘集团之间（在三环和四环内外），以及边缘集团和边缘集团之间，规划用地面积350平方千米，以此来构建市区“分散集团”式布局。但由于旧城改造强度的增强、市区（四环以内）内填充式的发展无法得到有效的抑制和现行集体土地制度的缺陷引起的圈地现象，市区的人口不减反增，第一道绿化隔离带的目标未能实现。大量的绿色空间被蚕食。原规划面积350平方千米的绿色空间，已经减少为240平方千米。市中心地区与边缘集团的隔离已经不明显，大部分地方开始黏合，分散集团式布局基本宣告破产。为了防止城市跨越近郊区向远郊的继续蔓延，北京市又开始着手制定第二道绿色隔离带，大致范围在五环路和六环路之间。第二道绿化隔离带能否为北京未来城市空间布局的合理化发挥预期的作用，现在还很难预料。

显然，UGB并不等同于“绿带隔离”或“生态控制线”，UGB需要综合城市的基础设施水平、土地利用结构和利用效率、城市的人口数量和增长速度、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深入分析前十多年甚奎更长的时间内城市增长和土地利用结构演变规律的基础上，结合未来城市发展目标联合制定。只有以此方法设立UGB，才能有效控制城市规模的迅速膨胀，达到平衡发展。 (www.daowen.com)

对于资源环境承载力有较大开发潜力且效益发展水平中等的城市，应强化产业和人口集聚能力，适度扩大产业和城镇空间；对于城市效益发展基础较好且规模适中的城市，可优化开发模式，稳步提升城市效益；对于城市规模处于中低水平但效益发展相对超前的城市，应有效承接产业转移，合理布局产业空间，全面开放落户限制；对于城市效益严重滞后于规模发展的城市，应优化城市环境、积极发展特色产业，缩小城市效益与规模的发展差距；对于城市效益与规模都处于中高水平的城市，若城市效益发展超前于规模，则应控制开发强度，优化绿色生态空间，保持城市效益与规模协调共进，若城市规模发展超前于效益，则要严格控制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在通过产业升级有效调控人口过快集聚的同时，要不断提高城市的承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