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考察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影响以及各传导变量在二者之间的作用，本部分以解释变量中的基本控制变量和重点考察变量为基础，并逐步添加传导变量。为了稳健性考虑，控制变量难以保证是严格外生的，即为弱外生变量，因此选用弱外生变量的一阶滞后性作为工具变量，也就是所谓的系统内部工具。估计结果中所有组的参数联合检验都十分显著，说明模型设定是合理的；Hansen检验值均不显著，误差项与随机扰动项一阶序列不相关，二阶序列相关，说明工具变量的选取是合理的。从各变量系数的显著水平来看，各变量都十分显著，并随着各控制变量的加入都保持不变，说明估计结果十分稳健，而且选取的传导变量都十分合理，具体分析如下。

表7.2 数量型经济增长模型结果统计

模型1只包含了土地财政及其二次项、滞后一期的经济增长以及TFP等4个变量，其结果显示土地财政的二次项显著为正，与经济增长呈“U”形，逐步加入传导变量后，土地财政的二次项与一次项符号不变，仍十分显著，说明土地财政对经济总量增长是先制约后促进的影响，这表明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土地财政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仍然很大，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由于之前土地财政带来经济增长的“惯性”存在，前期经济增长水平对当期的影响很大，变量滞后一期的SEGt-1，显著为正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第二，虽然土地存量减少，但以GDP和财政收入为主的政绩考核体制和晋升机制，导致了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动力不减；第三，尽管各地方政府出台了许多政策调控房地产市场，并且楼市交易减缓，但经济增长仍然没有摆脱房地产业的依赖。 (www.daowen.com)

随着传导变量的添加，土地财政的拐点值出现波动，其中城镇化水平、市场开放程度、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三个变量的加入使得拐点值减小，拐点前移，说明这3个变量有效地缩短了经济总量增长对土地财政的反应时间，导致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提前显现，根据理论推导，分析其原因可能为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市场开放程度高，第三产业规模的迅速扩张使得劳动力和资本的积累加快，经济变化速度也随之加快，特别是FDI和制造业的相互促进，导致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两个变量与经济增长的显著正相关证明了这一结论。而政府干预程度与资本增长率两个变量的加入使得土地财政的拐点后移，说明这两个变量都延迟了经济增长对土地财政的反应时间，但原因有所不同。结合这两个变量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政府干预程度对经济增长为显著负相关，说明现阶段下我国的政府过度干预市场，抑制了经济增长，一方面，政府的财政支出不合理，必然减缓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政府的寻租行为导致的官员腐败、地区收入不平衡等同题减少了经济增长的活力，而土地财政作为政府的“第二财政”收入来源，如果被政府拿来用于干扰市场或者支出时缺乏合理性，则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会被推迟或者减弱。资本增长率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并且显著水平均在1%以上，说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能够明显促进经济增长，并且因为它对经济增长的效果更为直接和明显，所以加入此变量后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量的影响系数变小，显著性水平下降，且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被推迟了。

观察两个基本变量，发现滞后一期的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为正，且符号一直保持不变。其中模型6中滞后一期的SEG每增长1%，会促进当期的SEG增长0.68%，TFP增长率每增长1%，SEG增长0.27%，说明这两者对于经济增长确实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一方面，作为各截面单位的初始经济状态，滞后一期的SEG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另一方面TFP包含了技术效率、政府管理、市场机制、经济结构等各个方面的经济增长要素，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仅体现在总量的增加上，还能衡量经济发展的健康状况，因此TFP也是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