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和第四章已经论述对于土地的合理利用是城镇化的优化发展的首要条件，城镇化是城市向外发展的过程，是城市土地规模扩展，也是其在土地财政收入在“量”上的表现。那么城镇规模发展到多大规模是相对最优的规模？如何确定城镇的最优规模？在最优规模城镇下我国土地财政又将维持多大规模呢？这一系列问题的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

而城镇的规模毋庸置疑是影响城市土地财政的主要因素之一。先研究城镇的最优规模，以此为依据制定合理的城市发展政策，这对于土地财政的发展起到关键的指导作用。早在4000年前，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提出当城镇人口数量很大时，这时显然应该对人口进入有所控制，城市最优的规模应该在能够保障生活质量的前提下的最大的人口规模数量（Larry D.Singell，1974）。

城市规模的衡量问题，对于城市规模相关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城市规模包括人口规模、资产规模、土地规模和经济规模，是城市综合的容纳量。由于人口数据更易获得，所以一般用城市人口规模表示城市规模。城市规模作为测量城市发展规模的最基本指标之一，同时也是国际统计通用指标。通常在理论分析中，在一般性的假设前提下，土地规模和经济规模指标同样也可以转换为人口规模。如果用就业人口衡量城市经济规模，则经济规模与人口规模呈一定比例的正相关。

关于城市规模的衡量，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尽管有些学者在城市规模的衡量中加入了土地规模、资产规模及经济规模（饶会林，1999；冯云廷，2001；曹跃群、刘培林，2011），但目前大部分的研究基本上统一采用城市人口规模作为代理变量（王小鲁、夏小林，1999；陈彦光、周一星，2003；王雅莉，2008；张应武，2009；肖文、王平，2011）。城市规模是资源在城市中的聚集和集中，涵盖了人口规模、空间规模和经济规模三大方面，城市人口规模、空间规模和经济规模之间彼此联系，相互促进和制约，存在一个循环累积的过程。一般来说，城市人口越多，空间规模就越大，同时空间规模越大，能够承载越多的人口，人口数量和空间规模的增长必然带来经济的增长，经济的增长同时会进一步带来人口的聚集和空间规模的扩大。 (www.daowen.com)

长久以来，我国在政策制定上限制大城市发展、鼓励发展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的主要依据在于：我国大城市的城市规模已经过大，会带来诸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高昂的外部成本。而小城镇相对于大城市而言，由于与农村地区的紧密联系，低廉的地价和相对低的进入门槛有利于快速提升城镇化水平。

在我国，对城市规模的划分方法是按照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的规模进行划分，可划分为如下五档城市类型：1000万以上为超大城市，500万～1000万为特大城市，100万～500万为大城市，50万～100万为中城市，50万以下为小城市^[1]。截止到2016年底，我国有656个城市，包括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同规模大小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很大，如上海，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16 562元，河北省石家庄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54 738元，榆树市（吉林省长春市下辖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只有32 507元，可见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规模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城镇的规模也并不是越大越好，超过一定规模，会导致城市规模不经济和集聚不经济，产生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如生产成本上升、环境污染、交通拥挤以及生活成本上升等。因此，城市最优规模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