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代理及其衍生理论属于近代微观经济学的范畴，而随着“现代政府理念的理论基石——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论”以及“公共选择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委托—代理及其衍生理论便从微观经济学领域不断渗透到政治学领域，成为当今研究地方政府及其行为的主要理论之一。

委托—代理理论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其核心内容是研究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因价值追求差异和信息占有多寡而相互作用与博弈的结果及其调整过程。契约经济学认为，经济学中的任何问题都可以从信息不完全与信息不对称中找到本源。在现代经济活动中，委托—代理关系中信息不对称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所有权与控制权的“两权分离”。一般而言，代理人一方应长期接触生产实践一线，往往具有信息优势，而委托人通常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在效用最大化前提下，委托—代理双方目标函数往往会出现偏差，委托人可能要面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由此可见，委托—代理问题的产生需要信息不对称以及代理人与委托人的效用函数存在偏差两个基本条件。早期的委托—代理模型较为关注生产激励问题，在研究内容上侧重讨论于企业经营管理相关的问题。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委托与代理双方对风险所持有的基本态度，以及委托—代理关系的动态演化等开始成为研究者们更为关心的问题。其中，“代理人市场声誉模型”和“棘轮效应模型”就是破解委托-代理问题的两种非常著名的理论模型。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著名学者Fama提出“经理市场竞争”理论，首先将声誉概念引入经济学领域，他认为“即使没有企业内部的激励，职业经理人也会出于对今后职业前途及外部市场的压力（即声誉）的考虑而努力工作，以提高其未来收入”。这一论断被西方经济学界、管理学界的学者们不断证明。最近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来自安尔塔（Andrea Attar，2010），通过构建双层的委托代理关系，安尔塔发现即使是稳健平衡的简单机制情形，在委托人没有提供间接信息时也会导致其与代理人之间无法维持平衡的结果；另一方面，当在简单机制的情形中不存在间接机制时，通过盈利分析也可以达到均衡的局面。委托—代理情形的另一表现是“棘轮效应”：即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根据代理人先前的业绩建立评价标准，但是这种做法将导致代理人的努力出现不可持续性。因为随着代理人的努力水平的提高，委托人倾向于不断提高标准，而既然代理人能够预期到这种结果，那么也就会自动地对自身的努力水平进行调整，以避免“标准”被不断地提升，这也就是著名的“棘轮效应”的情形。 (www.daowen.com)

委托—代理理论对城镇化发展中的土地财政问题显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和重要性。就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而言，我国土地财政问题可以从委托—代理理论入手，即在财税分权之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非对称性，双方的责任与信息不对称且双方的目标函数的不一致。而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就很难避免地方政府利用中央政府授予其的权利从事与中央政府的利益不一致的活动，进而导致全社会福利受损。由于土地财政在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过程中，始终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不会受经济体制和财政体制等的不同而受到影响。总体上，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者，与实际履行建设与服务职能的具体机构，总是会形成一种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关系还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一个是从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政府是代理人而公众时委托人；另一个是从财政支出的环节来看，此时政府就成了委托人，而负责生产和提供公共产品的企业则成了代理人。在这一双层委托—代理关系中，政府作为一个带有中介色彩的“传递者”，有可能因为在代理人与委托人的角色转换过程中，产生垄断甚至寻租与腐败等问题，这是公共投资项目效率低下、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诸多问题的体制性成因之一。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为提髙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需要在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建立约束—激励机制，不断完善监制度。特别是我国当前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城市公用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以引入社会资本和市场机制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PPP）正在大规模推进，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公共领域或准公共领域中的信息不对称或不充分问题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如何以绩效评价作为激励机制和监管手段，保障财政支出委托—代理关系的健康，将事关中国新型城镇化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