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是由城市以及相互连接的城市群所创造了大量的“城市财富”，在城市群的互相影响下释放规模经济效应和空间关联效应（Glaeser and Gottlieb，2009）。

不同类型的城市集聚会体现出不同特征。研究表明，中国城市在空间聚集形态上表现出来的集聚特征体现了多样化与专业化相结合（邵朝对，2016），类似于美国底特律产业高度集中的专业化城市，又有上海、纽约、东京的多样化发展城市（Duranton and Puga，2000；谢燮、杨开忠，2003；李金滟、宋德勇，2008）。

（1）区位理论

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空间区位选择以及优化组合等分析可以用区位理论来解释。工业区位论、农业区位论、城市地域空间利用结构理论、中心地理论等都是区位理论的核心观点。通常来说，投资者或消费者都希望选择土地租金成本和累计运输成本总和最小的地方进行经济活动，这样总成本最小。

德国经济学家韦伯（A.Weber）是工业区位论的代表人物，主要作品是《工业区位论》（1909）。工业生产的最优区位和对应的工业分布依照对运输、劳动力和聚集三个区位因子相互作用的计算。德国经济学家杜能（J.H.von Thunen）是农业区位论的代表人物，主要作品是《孤立国》（1826）。创建了农业生产的空间圈层布局模式，强调依照相关的地租、农产品特征及运输成本差异来界定。德国经济学家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是城市区位论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是《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1933）。另外城市区位论的代表人物还有德国经济学家勒施（A.Losch），他认为城市服务功能地域网络体系规律是中心地理论的重点。中心地是要为生活在本地区的居民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区域。而土地在城市的发展改造历程中，依照它的自然和经济属性将其改造、使用和保护的整个过程作为城市地域空间利用结构的重要资源。在城市空间的基本结构形态及城市区域内各功能的地域差异反映出城市土地的利用结果。德国经济学家杜能、韦伯、克里斯泰勒和弗里德曼等都是区位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

（2）空间理论

空间理论着重于分析城乡二者发展存在的关系与之后的格局转变。依照城市和农村发展结果的差距，把空间理论划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均衡空间理论，另一部分则是非均衡增长理论。

①均衡空间理论

瑞典经济学家俄林提出了均衡空间理论。他强调不同地区之间生产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与要素自由流动会导致平均化。地区之间的差距会因为分工的精细和贸易往来的发展而逐渐缩小。对要素的流动、价格和商品价格三者的关系进行了深刻论证。

②非均衡增长论

增长极理论、循环累积论、中心—边缘理论和非均衡增长理论组成了非均衡增长论。1955年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了增长极理论。“增长极”起到了吸引或辐射的影响作用，形成了城镇化趋向，从而使经济活动中心得以形成。在1957年的《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中，缪尔达尔提出了循环累积论，理论强调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是地理上产生二元经济的原因，是由于“扩散效应”和“极化效应”而导致的。每个地区经济要素水平、发展条件在经济刚开始起步阶段是类似的，而且生产要素在地区间完全可以自由流动。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在某些外部突发条件下，个别地区从而抓住了一定的发展机遇，产生循环的因果改变，因此发展快的地区速度更快，反之，然后各个地区之间的差距变大，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美国城市规划学家弗里德曼（A.J.Friedmann）提出的中心—边缘理论，理论融合了增长极模式与各种空间系统的综合体。中心区与边缘区互相依存不断改造了中心区经济发展，进而完成对边缘区的支配趋势。经济学家赫希曼在1958年出版的《经济发展战略》中，提出了非均衡增长理论，由于现有资源的稀缺性和企业家的缺乏。该理论重点在于经济起步时仅有的资源分配给最有生产潜力产业，优先发展的产业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实施相关经济政策促使国民经济部门协调发展。

（3）结构理论

人口流动理论就是所谓的结构理论。结构理论对城市与农村间、地区与地区间劳动力流动的动力、原因、机制和条件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这一理论是英国利文斯坦在19世纪出版的《迁移规模》最早提出。当下，结构理论出现三种重点模式。 (www.daowen.com)

①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式

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模型是刘易斯在1954年提出来的。强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主要由城市的工业部门与乡村的农业部门组成，乡村劳动力供给是完全弹性的，工业部门可得到无穷供给的劳动力，此时支付的工资与农业耕作收入相同即可维持生存。1961年，费景汉和拉尼斯补充和改正了刘易斯二元结构，“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正式产生了，该模型强调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是重中之重。他们对人口增长因素的认知更加深刻，比前者更加详细地阐述了就业结构转换的条件和阶段，完善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理论。

②乔根森模型

乔根森于1961年提出新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在《剩余农业劳动与二元经济发展》书中，他强调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农业剩余。消费者对粮食等农产品的需求是有限的，但是对工业品的需求是无限的。当农产品供给饱和时，无疑伴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个人收入随之提高，工业部门不得已提高劳动工资水平来吸引劳动力，农村人口逐渐转移到工业部门，其根源在于消费需求引出消费结构的变化。

③托达罗模型

托达罗劳动力迁移模型的主要观点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原因主要在于城市和乡镇收入的差距，然而这个差距不是真实的收入差距，而是预想的差距。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认为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是正数，农业部门中不存在所谓的剩余劳动。他提出城市与农村实际收入的差别，以及城市就业率的高低是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产生的重要原因。城市预期收入差异由此做出。农业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过程会因城镇里还有较高预期收入存在而不会终止。此模型对某些发展中国家存在的较高的城市失业率与较大的城乡人口迁移率做出了合理地解释。因此，托达罗为城镇就业问题开出的药方是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

（4）城镇化进程理论

诺瑟姆（1979）提出诺瑟姆曲线，认为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历程大致呈现为一条拉长的“S”曲线，在起始阶段，城镇化发展缓慢；当城镇化率超过30%时，城镇化开始快速发展；当城镇化率超过70%以后，城镇化进程再度恢复缓慢甚至停滞状态，表明城镇化过程已经总体完成，城镇化进入成熟阶段。范登堡（1982）提出“城市发展阶段说”，认为城市的发展一般经历3个阶段：城镇化阶段、市郊化阶段和逆城镇化阶段。在城镇化阶段，工业化推动移民进城，新城镇崛起，社会经济活动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集中；汽车工业的发展导致了机动化，促进了中心城市和郊区功能的统一，城市质量提高，并呈分散和扩散趋势，居民从城市迁往郊区，此为第二阶段，即市郊化阶段；第三阶段是逆城镇化阶段，城市问题与日倶增，居民和厂商离开市中心，向郊区和农村流动，市区“空心化”。格雷厄姆和马文（2011）认为信息时代中城市发展呈碎片化。跨国公司主导的网络化基础设施仅服务于特定的社区、特定的城市和特定类型的大都市，信息通信系统的不平衡发展正在形成新的动态城市景观，同时激化了城市内部与城市之间社会经济不平等。霍华德（1898）、岸根卓朗（1990）和芒德福（2008）都认为城乡融合共享是城乡关系发展的最高阶段。

（5）城市规划理论

霍华德（1898）提出了“田园城市”理论，即用城乡结合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分离的旧的社会结构形态。城市和乡村都具有相互交织着的有利和不利条件，应使城市与乡村联姻，取长补短，从而迸发出新希望、新生活和新文明。田园城市是为安排健康的生活和工业而设计的城镇，城镇规模要满足各种社会活动，但不能太大，可用绿带将居住区和工业区隔开，城镇被乡村带包围；城镇内居住、生活设施布局合理，市民可方便与自然接触，各功能区之间有便利交通联结；土地应归集体所有，通过制定公共政策降低土地和住房的租金。英国的新城规划和美国的新城规划都受到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的深刻影响。沙里宁（1943）提出了“有机疏散”理论。他认为城市是一个有机集合体，必然会经历生长与衰败，要以合理的城市规划使城市具有良好的结构；城市的结构既要符合人类聚居，又不脱离自然，从而城市可以健康持续生长，人们可以居住在兼具城乡优点的环境中。该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城市中的日常活动和工作区域集中布置，日常活动尽可能集中在一定的范围内，交通量尽量降低，以步行为主；偶然的活动地点可以分散布置，绿地中设有交通干道，可充分利用现代化交通手段。这样，密集的城区分成多个集镇，彼此间用绿地隔开，人们的居住地安静、便捷，整个城市也富有秩序和效率。

20世纪80年代，针对城市环境恶化、内城衰退、郊区化、城市无序蔓延和社区分离、社会阶层空间隔离等问题，新城市主义思潮出现，其代表人物有卡尔索普（1991）、科贝特（1991）、杜安伊（1991），旨在抑制城市蔓延，促进城市紧凑集约增长，提高交通和公共基础设施便利性，并创造多元社群融合的社区环境。具体做法包括集约利用土地，提倡多家庭住宅、宜人的街道和底层商业等手段创造高密度、混合土地利用模式，以促进社区和阶层融合。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官员邓宁、“精明增长联盟”（2000）针对城市绿色空间减少、环境恶化，市民生活品质下降、城市投资减少、功能退化等问题提出了“精明增长”战略。精明增长是兼顾经济、社会、环境目标的城市规划方式，强调人人受益、新旧城区经济和社会均衡发展。精明增长主张城市发展的紧凑、集约、高效性，反对城市蔓延，鼓励市民参与城市规划及社区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