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这一概念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特色”的概念，其衍生、发展与中国特殊的经济社会体制和发展历程密切相关。因此，若要准确把握这一概念，必须从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探讨与新型城镇化密切相关的“城市化”和“城镇化”概念，最终在对比分析中明确“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与外延。

城市是一个区域内人口集中、资本集聚和信息汇集的叠加，是现代文明的基本标志。从构词法的角度看，城市在汉语中是一个复合词，由“城”和“市”构成。其中“城”是指都邑四周修建的起防御作用的城墙，如“国”的构成就形直观显示出，因生产发展和防御需要需以土、木、石墙或沟池相围筑成城堡，由此可见，“城”是一个物理实体的概念，体现了人类在早期文明中的共性需求（姜永生等，2008）。而“市”则指集中起来进行商品买卖的场所，是一个具有贸易、交易功能的概念。《易·系辞下》记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清晰地表达了这一含义。“城”与“市”的相互结合就产生了早期的城市。不难看出，“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城”与“市”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城”与“市”不可分割，“城”是物理和地理意义上的界定，“市”则是城的经济基础，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当今世界，除个别城市是因政治、文化、军事等特殊需要建立的外，绝大多数城市都是工业化扩张和升级的结果，是信息化、工业化的产物。这种城市衍生与发展的自然逻辑对后世城市化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1867年，西班牙城市规划设计师A.Ser da从城市规划与建筑学家的角度最早提出城镇化这一概念。其更在于表达城市形态的发展及其城镇化过程中建筑景观的规划，认为城镇化最直观的表现是地域景观的变化。然而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城市功能越来越丰富，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都开始关注城镇化，因此对城镇化内涵的界定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城镇化的概念从不同学科的角度有不同的理解。人类学领域的城镇化进程更加重视社会秩序和规范，其对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由乡村式变成城镇式；经济学将其过程称作是在空间地域上人口是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的过程，城镇化认为由工业化发展而来，是空间集聚和分化的过程，关注城镇化过程中的产业转移、要素流动等事项，将城镇化定义为第一产业人口向第二、三产业人口转换的过程。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的复杂化增强，对于城镇化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就不仅局限于从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了；地理学家主要着眼于探究区域与人类活动之间种种复杂微妙的关系，认为城镇化的本质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其在乡村区域向城市区域转化的过程及由此产生的城市空间结构以及城市体系的变化；社会学家则从“人的生活方式转变”视角，提出城镇化是人的社会生活方式从乡村向城市类型的转变；历史学家则提出城镇化是人类文明从区域性向世界性过度的社会经济现象；人口学领域的城镇化重点分析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城镇、农村人口数量、城乡人口比例及人口规模等指标的变化为重点。人口向城镇及周边地区聚集或迁移的发展进程（杨仪青，2014）是在众多概念中被较多数人认可的提法。因此，城镇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从城镇逐步向农村渗透的过程就是所谓的城镇化，是人口结构伴随着人口集中和产业聚集而发生的深刻改变的过程。

总体来看，以上从各自学科理论和领域提出的城镇化概念均有其合理性，但也只专注于城镇化过程中某一侧面的特性，因此并不全面。表面上看，城镇化是以人口由农村地区向城市区域转移为核心，但实际上，城镇化发展受自然环境、人文地理、历史传统乃至文化习俗等众多因素影响，城镇化过程中通常伴随居民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乃至传统习俗的转变，因此从系统论角度看，城镇化是一个极其复杂多变的系统转化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生存环境、生产水平等硬件，以及知识水平、价值观念等软件两大结构系统的更替和提升。这一转换过程不仅表现为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的过程，而且在表现为地理学意义上的城市数量上增多和城区规模扩大。从更为广阔的社会学角度看，城镇化的发展将农民从土地束缚中摆脱出来，其背后隐含的实质实际上就是经济关系的变化，以及生产与生活方式的不断转变，尤其是包容于文化发展中的由城市向农村的扩散。

如果从一般发展规律角度出发，城市化和城镇化并无二致。然而城市化的发展既要遵从一般规律，也要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历程相符合。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城镇化”这一概念是实际上是在城市化一般理论的基础上，与我国特殊的经济社会体制和城市化发展路径结合的产物。

首先，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决定了中国的“城市”概念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理解差异极大。仅从语义上来分析，中文“城市”与英文“Urban”就有着明显的区别，因为后者不仅包括我们所谓的城市（city），同样还包括了我们称之为“小城镇”的“town”。中文的“城镇化”对应的英文单词即为“Urbanization”，这是一个既包括了人口从农村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又包括了人口从农村向城镇集中的过程。而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工业化积累的雄厚经济基础、国土资源的稀缺、人口数量较小等国情，决定了其在城镇化发展之初就秉承了“city”型路径，侧重人口向大城市转移、非农产业向大城市集聚，由此也缔造了纽约、伦敦等大都市的快速繁荣。这就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化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小城镇相对大城镇处于次要位置，直到城镇化发展后期由于各种“城市病”的爆发才被重新重视起来。而中国城镇化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百业待兴的基础上才正式起步的，由于财力所限，中国并未选择如同西方的大城市发展战略，转而选择以农村广袤的土地为基础，通过就地发展小城镇来分摊建设资金。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地区的乡镇企业等集体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将农村人口就地城镇化具有了操作上的可行性，由此形成了偏向小城镇发展的城镇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小城镇遍地开花，1984—1996年，中国建制镇的数量从2664个猛增至18 200个，为后续城镇化的发展提供了可供依赖的路径（丁守海，2014）。

其次，中国等级化的城市管理体制决定了中国是“城镇化”，而非简单的“城市化”发展过程。在当前现行的等级化城市管理体制下，中国城市圈、城市群都是以行政区为划分界限，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资源都是按照行政区域申报和配置，以保证区域内所配置的资源与城市的等级和公共福利相匹配。等级越高的城市，其福利就越好，封闭性就越强，使外部的要素很难双向流通（李铁，2013）。这种以行政区封闭为特征的城市管理体制，造就了中国由县级市、地级市、计划单列市、直辖市这种自下而上逐级递减的金字塔结构，并且限制了城市的发展空间。2017年，中国城镇人口为8.1亿，而城市数量只有657个（直辖市、地级市和县级市），如此少的城市却容纳了超过两个欧元区国家总人口规模的城镇人口，已经引发了城市房价高企，交通拥堵，公共设施不足等诸多问题。如果未来将剩余的5亿多人口全部安装在这600多个城市，在现有技术水平和承载能力下，显然将是不可承受之重。因此未来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方向，只能是向为数众多的县、乡、镇布局。 (www.daowen.com)

由此可见，“城镇化”是中国特殊经济社会体制和城市化发展路径的现实选择。因此在中国讨论城镇化，必须充分关注小城镇，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然而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在不同阶段，其内涵也随之发生变化。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国的城镇化发展主要遵循的是一种粗放的发展模式，扩大城镇区域和将资源用于城市和工业的发展，成为当时发展的基本导向和重要特点，对于农村地区的发展则主要提倡就地解决。然而，这种“外延式的发展”模式和思路带来了严重的内涵方面的问题：即聚集效应和规模效率低下，造成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以及对土地的掠夺式占用。这些缺陷导致传统的城镇化模式必然被调整。这种调整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传统的强调小城镇优先发展的战略转向强调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战略。早在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规划》就提出小城镇的发展在目前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小城市的发展主要在于功能的完善，而大城市也应当起到辐射和带动的作用。这是我国首次将大中小城市发展首次提升至与小城镇发展相同的高度和层次。2002年十六大报告则明确提出，小城镇与中小城市的同步与协调发展，是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必须坚持的基本方向，也是具有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必经阶段。至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则进一步明确了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路径、目标和任务。

第二，从强调城镇空间外延扩张的做法转向注重城镇功能的完善。根据国家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大城市及其周边的发展具有重要地位，就小城镇的发展而言，主要是成为大城市的卫星城，以充分利用大城市的辐射影响和带动作用。为此，对大城市与小城镇各自的发展进行完善的规划十分重要，小城镇通常应当发挥独特的优势，如交通、商贸、物流、旅游等。更为重要的是，小城镇作为卫星城需要体现出特色，同时还要能够与大城市的发展相互协调。这就要求大城市与小城镇都必须具有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功能，大城市要引领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小城镇也要能够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助力，并且能够吸纳农村人口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所以，现阶段的城镇化早已不再是空间的扩张，而是更注重功能的完善。

第三，突出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改变过去为城镇化而搞城镇化的教条思想，更加注重从经济、社会、生态等全方位评价城镇化效益。而是以创造宜居宜业的生产与生活环境为目标。

因此，本书强调的“城镇化”一词，在国外的文献或者译文中多为“城市化”。我国的行政区划体系中由大及小被称为“市”“镇”“村”，所谓城镇化，从人口概念上讲就是人口由村转移到市、镇的过程，而之所以突出“镇”的地位，其目的强调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发展过程中“镇”这一中间行政单位的重要作用，故本书通篇使用城镇化以及新型城镇化。通常采取城镇化率来考察中国城镇化进程发展水平（陈彧，2017）。